燕谭集-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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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馆，即高级班，低级班。这样同文馆便成为一个科系较为完整的外语学校
了。
同文馆建立伊始，首先面临的是生源问题。那时读书人的正经途径是读
圣贤书、写八股、考科举、做官，而学习外语，最好的前途是当个“舌人”
（翻译），为仕宦人家所不齿。而且社会舆论认为学了洋话，便是投降了外
国。清政府既然不能强迫汉族士夫者学外文，只好从满洲、蒙古、汉军八旗
调官学生去学习，但有人情可托的也不肯去。只有家境贫寒、又无硬后台的
旗人子弟迫于无奈才勉强入学。据同文馆学生回忆说，某家子弟入了同文馆，
就像奉了洋教一样被人看不起，甚至有亲戚朋友与之断绝往来者。同治元年
入学的十个旗人子弟中，有一位名叫张德明者，为汉军旗之贫民，其学费都
仰仗舅舅，才不得已上了同文馆，后成为同文馆出身中最著名的一位翻译，
官至公使。际遇如此，晚年对子弟后辈谈起往事还为学了洋文而遗憾。
奕䜣的计划，还要在同文馆中设立天文馆、算学馆、化学馆、格致（物
理）馆、医学馆，藉以全面学习西方近代科学。但这些不是旗籍中小孩子力
所能及，非要从举人、贡生以及“正途出身五品以下，京外各官”中招收学
生。这下子像捅了马蜂窝，引起了社会舆论的强烈反对。那些冥顽不化的守
旧官僚认为，叫几个贫寒子弟学点外国话还无伤大雅，而要从士大夫中招取
学生，则是大逆不道。他们认为学习西方科学是让士人师夷事夷，结果只能
是“未收实效，先失人心”。会使“士气”丧失殆尽。这些顽固分子认为抵
御外夷主要在人心向背，而不在于器物利钝。于是在北京流传几副讽刺开设
同文馆的对联：
未同而言斯文将丧
这是讽刺学习外语科是天丧斯文，毁灭文化。
孔门弟子鬼谷先生
这是讽刺同文馆强制儒生去做洋鬼子的学生。
鬼计本多端，使小朝廷设同文之馆
军机无远略，诱佳子弟拜异类为师
这里，更是把矛头指向朝内主张革新的人们，企图把同文馆搞垮。
为了保证生源，官方采取了利诱的办法，把学生的待遇提到高得令今人
无法想象的程度。入学者不仅管吃管住，初进馆每月还发给三两银子的膏火
费，按当时的购买力，这是四口之家一个月的生活费。学习一二年后增至六
两，再过一期增至八两。如果高级馆学生能给新入馆的学生作些辅导，每月
可领十五两银子。这个数目很是可观，当时具有翰林身分的人在中堂或尚书
这样有地位的人家教书每月最多也不过八两银子。学生伙食之高则更令今人
难以理解。六人为一桌，每桌用银六两。曾在同文馆读过书的齐如山回忆说：
“六人一桌，共四大盘、六大碗，夏天一个大海；还有荷叶粥、果藕等等。
冬天则无大海，而添一个火锅。盘碗中的菜不必说，单这个火锅就三种，任
凭学生点要：一是什锦锅；二是白肉锅；三是羊肉锅。所有各种羊肉片、鱼
片、肝片、腰片、鸡蛋、冻豆腐等等和一切佐料应有尽有。而且，如同从前
北平正阳楼一样，吃不够还可以再续，一直到满意为止。如果不愿吃火锅，
仍可随便要菜。倘有熟人来就餐，也是随便点菜，不用花一文钱。“从前有
好几位外国教员告诉我说，世界上的学校，没有同文馆待学生再优的了。”
（《齐如山回忆录》）学生吃饭往往是单开，什么时候吃都可以，即使深夜
听戏归来，也可以叫饭，由厨子做好，还要端到其住室之中，比家用餐都方
便多了。
如此款待学生，学生一定是努力向上，以报朝廷重望了吧。恰恰相反，
学生很少有按时上课的。他们只是把学校当作管吃管住的旅店，或当作可以
宴请朋友亲戚的饭馆。有些只是一个月来一趟，领膏火钱。因此，它没有培
养出多少合格的翻译，更不要说外事、外交人才了。据说光绪九年（1883）
军机处从同文馆调去七个俄文生考试，其中一个学了13 年，另外的也学了六
七年。结果是只有一人能将俄文字母背全，其他最多者只能认识一半。英文
馆、法文馆虽然略好，但也距原期望太远，因此受到军机处的申斥。
同文馆学生程度低，除了制度腐败、学生不学等原因以外，还与教师低
能且不负责任有关。同文馆初办时本打算从广东上海聘请教师，但广东无人，
上海所派之人则艺不精而要价过高，未能使用。此时英国公使推荐英人包尔
腾，言其通中文，可以胜任教习之职。于是聘之为总教习，约好只授语言文
字，不许传教。从此，同文馆被英人把持，除了中文教习用中国人外，外语
教师皆由外国人担任。这些外籍教师，并非从外国教师中聘来的，而是由总
理衙门在来华洋人中选取的。这“选取”没有什么标准，全由总税务司署决
定。此署管理中国海关，由洋人把持。洋人初到中国，不懂汉语汉文，无法
在海关任职，都先被派到同文馆去教授该国文字。说是教书当教习，其真正
目的在于学习汉语汉字。他们在同文馆一面教书，领着俸禄，一面请人教他
中文。学得够用以后，他便走马上任去了，甚至连个招呼都不打。这样的人
怎么能认真负责地教书呢？何况来华的洋人很少有受过高等教育的，许多是
在其国内混不下去的痞子，带着淘金梦跑到东方来冒险的。这样的人怎么能
为人师表呢？有了不三不四的先生，加上些乌七八糟的学生，同文馆没有培
养出像样的人才以满足新政的需求，就不奇怪了。
同文馆还有一个荒唐而滑稽的结局：1900 年义和团开进北京后，由于老
佛爷（西太后）的支持，各个衙门里都“设坛”做法事，当然这种专门培养
“二毛子”的官办学校也不能幸免。由于洋教习和“二毛子”的后备军——
学生都已逃之夭夭，学校空了起来，于是它便成为团民活动的一个据点。大
师兄在这里开坛办公，令人惊奇的是大师兄下达训令时所用的印信竟是同文
馆洋人总教习（相当于校长）的洋文图章。团民们看不懂，大师兄也有理由：
这是洪钧老祖赐给他的大印，上面刻的都是“天文”，当然凡夫俗子们看不
懂啦！这也是一种“洋为中用”吧！
20 世纪初一些历史人物的侧影——包天笑的《钏影楼回忆录》
《钏影楼回忆录》是包天笑七十余岁时在香港写的。此书并非文学作品，
但读起来感到比文学作品还有兴味。这主要因为作者以极真挚的感情记录了
自己和亲友的奇言异行。包氏在书中涉及到的亲友，多是20 世纪初的名流，
但书中并没有给他们披上华衮、戴上假面，而只是通过一些细行末节来表现
他们既平常、又独特的个性，反映了那个时代的风貌。
作者的友人章太炎、苏曼殊、马君武等人都是强烈的民族主义者。《回
忆录》中不仅勾勒出他们的风貌，而且突出了他们的反清情绪。章太炎不穿
清衣冠，而穿了“一件长领的不古不今、不僧不俗的衣服，有点像日本人所
穿的浴衣”。“辫子早已剪去，乱糟糟的短发披在颈后，好像一个鸭屁股。”
请他写文字他一定用黄帝纪元。他心目中早已不承认清朝了。苏曼殊为作者
画了一个扇面，上面是一个小孩敲破他的贮钱瓦罐，题曰《扑满图》，这是
明白无遗地向清统治者表示反抗。
书中还记录了马君武一个有趣的故事。马认为求中国之富强，必须兴新
学。于是他“迫其母夫人入女学读书，母云：‘我已五十许人了，何能再求
学。’但君武固请，至于跪求，太夫人不得已，勉徇爱子之请，梳辫子作女
学生装，随少女入学数星期”。作者说这是马君武的人不可及的天真之处。
实际上这反映了当时的知识分子要求维新的质朴认真的态度。
老新党后来也逐渐分化，特别是到了辛亥革命的时代，有的走向革命，
有的保皇，有的作官，有的退隐，有的变成遗老。《回忆录》记录狄葆贤（楚
青）事很多。狄是“公车上书”的参加者之一，与梁启超为莫逆之交，曾写
过一些爱国诗篇，还曾主办过《时报》和有正书局，是当时颇有名望的出版
家和事业家，可是后来却沉溺于佛而不能自拔。书中记载，他连乘汽车都喃
喃地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并且常嘱司机慢点开，因为“汽车常常撞
死人，我们报上不是常常责备坐汽车的人吗？以佛家言，亦是一种罪过也”。
这实在令人感到可笑而又可悲。
作者包天笑属于“才子”型的人物，在他的周围有不少朋友也都是属于
这种类型，如陈景韩（冷血）、毕绮虹、李涵秋（《广陵潮》的作者）、徐
彬彬（“凌霄阁主”，民国初年掌故家）。他们轻视科举功名，追求享受和
刺激，流连花酒，有的甚至吞云吐雾、沾染了鸦片烟瘾，但同时却又具有一
定的新思想。书中比较细致地描写了这些才子的积习嗜好，生活思想。如写
陈景韩脾气古怪而突兀，一天，无缘无故，忽然失踪了，过几天，从东三省
寄来一封信说他一人遨游白山黑水去了。一次有几位《时报》编辑为了一块
钱，你推我让，谁都不肯要，陈来了，说：“你们都不要吗？那就丢了吧！”
于是，向窗外马路上一丢，任人拾去。一次他早上出门穿了夹大衣，后来热
了，便脱下来拿在手中，后甚觉累赘，同行一友说：“既然累赘，弃之可也。”
路旁正坐着一个老乞丐，陈便把大衣给他，乞丐方惊愕间，陈说：“给你，
给你。”即扬长而去；他还与世人不同的，就是朋友婚丧喜庆，概不送礼；
吊丧、庆寿绝对不来。书中写公子哥儿出身的毕绮虹不善谋生，沉湎酒色；
写徐彬彬的落拓不羁、穷愁潦倒都是非常传神的。就拿包天笑自己来说吧，
当时他颇有文名，为出版商所重，可是他在写作前没有一定构思，随想随写，
随写随想，行文十分草率。包天笑讲他连自己写过什么小说，内容、主旨是
什么也大多忘却了。书中还记载了这样一个笑话：包天笑在《时报》上连载
翻译长篇小说《空谷兰》时，往往是当天写当天交货；一次译写到“两女争
斗，抢夺这一个药瓶”时，正逢家中有事，于是把日文原文交给陈景韩，请
他代为译写一段。第二天，包天笑一看《时报》，大吃一惊，原来陈没有按
照原文的意思译写，而是自作主张，写两女争斗时把药瓶打破了。于是，包
对陈说：“这药瓶是那孩子救命的，你怎么大拆滥污？”包天笑想出个补救
办法，说打碎的这瓶药水是假的，真的一瓶药水还在孩子的亲生母亲手里，
这样反而多了一个曲折，包对此还很为得意。陈景韩也曾翻译日文小说，已
译了大半部，不高兴译了，便弄出一条狗来，把书中那个主角咬死了。包问
他为什么，他说：“他也不是好人，死了就结束了。”这些事实的记录不仅
表现出这些小说作家的不负责任的才子气，而且也反映了形成当时小说质量
不高的一个重要原因。
书中还有一些鲜为人知的珍闻。如写清末陈夔龙任江苏巡抚时在苏州召
开的一次运动会（这可能是我国较早的新式运动会了），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