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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4部分

燕谭集-第3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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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饥饿时常威胁着人们,使人们不得不重视吃。古人说,“民以食为天”,
“天”者至高之尊称,也就是说悠悠万事为此为大。于是,逢年过节、喜庆
吊唁、亲族聚会、好友相逢、送往迎来,乃至办一切有众人参加的事,似乎
都离不开吃。古往今来有那么多各有名目的宴会,都是藉以联欢和解决吃的
问题的。孔老夫子把“信”、“粮”“兵”当作立国三要素,承认人没有饭
吃就会导致动乱。古人把能吃看作身体健康的标志,所以年迈的英雄辛弃疾
有“廉颇老矣,尚能饭否”之叹。

至于老百姓,虽不懂得“屎溺中觅道”,但却也深知“人是铁,饭是钢,
一顿不吃饿得慌”。这一点我们从大众语汇上也可看出,“吃”(或文言上
的“食”)是一个常用词,它常被涂上各种感情色彩。本世纪初人们把信仰
天主教叫作“吃洋教”,把当兵叫作“吃粮”。30 年代上海市民被租界中的
外国巡捕踢了一脚,自嘲地称作“吃了一只洋火腿”。40 年代抗战后方的重
庆有“前方吃紧,后方紧吃”的民谣。其他如被打了嘴巴叫“吃耳光”,被
冷落叫“吃闭门羹”,受到损失叫“吃亏”,费力叫“吃力”,把衣食有余
叫“吃着不尽”。文言一点的把不守信用叫“食言而肥”,承受祖宗余荫叫
“食德”等等。“吃”真是伟大,它可以无处不在,无往而不通。中国人在
“吃”上是集中了神经上的兴奋点的,人们为它欢乐,也为它悲哀。谈及美
味佳肴,无不眉眼莞尔,人称之“精神会餐”。文化大革命中,许多被赶进
牛棚或收入囹圄的人们把它当成永恒的话题。面有菜色,腹内枵然,还要装
作“衣食足而知荣辱”的“君子”,真不知道灵魂要经历多少苦难!人性会
造成多么痛苦的分裂。这些都说明了“吃”在我们生活中的地位和它对我们
深层意识的影响。

我们的古圣先贤也是肯定“吃”的。孟子说:“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
焉。”也就是说,人生有两大欲望是不可缺少的:一是吃喝,一为情欲。吃
喝是为了生存,情欲的结果是延续后代。这个道理朴实简单,而又千真万确。


几十年讳言它们,可是它们的“效应”并未消失。中国人口的迅速膨胀就是
明证。两“欲”在社会发展中是极重要的动力,在某些时期它们是社会变革
的杠杆。

前面说到文化观念往往是从人们的基本需求中引申出来的,那里说的文
化是指狭义的文化。从广义上来说,人类用手和脑造出的一切东西都可以称
之为文化。人类自产生以来,特别是进入了文明时代以后,其本身两大欲望
的目的、行为和结果无不带有文化色彩,而且它们还以各种形式向狭义的文
化渗透。在中国文化中饮食欲渗透得更多一些,而西方文化则对情欲更重视
一些。基督教教义说亚当和夏娃因偷吃智慧果而导致情欲的冲动,从而结合
为夫妇,成为人类的祖先。由此可知爱情与智慧一起来到人间。古希腊思想
家把爱情看成宇宙起源,是决定人类命运的重要因素。爱神爱若斯的名字就
象征着宇宙被分开的各个部分的动机、意向与结合,无论是天上还是地上的
种种事物都是因为他的干预和参与而产生的。柏拉图在其《对话录》中的《斐
德若篇》、《会饮篇》中把爱情看成是对美的本体的眷恋,把它看成是对现
实的哲学思考,因此爱也是认识和了解世界的手段。后来西方许多哲学家以
“爱”作为起点或支点来认识人生和世界。

这种以爱为起点的文化哲学带有强烈的悲剧色彩,因为人的情欲本来就
是一种无底的深渊,它又是以延续种族为目的,而子嗣的产生正是以代替父
母为目的。现代西班牙思想家乌纳穆诺曾说:“世界和生命里,最富悲剧性
格的是爱。爱是幻想的产物,也是醒悟的根源。爱是悲伤的慰解:它是对抗
死亡的唯一药剂,因为它就是死亡的兄弟。经由被爱者作为媒体,爱狂烈地
追寻某种超越的事物,而当它发现并非如此时,它便感到失望。”(《生命
的悲剧意识》)这种追求的无限性和对目的要求的完美性,使得这种对人生
的追求富于诗意和带有悲剧色彩。

中国文化则注重从饮食角度实际地看待社会和人生问题,他们认为生活
中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吃饭,为它耗费的时间最多。至今,南方一些地方的老
年妇女几乎整天在侍弄饭菜。不仅“食前方丈”或钟鸣鼎食之家把吃饭看成
享受和乐趣,即使平常人的普通饭菜也会使食者欢欣鼓舞,并从中体会到无
穷的意味。诗人杜甫受到穷朋友王倚的款待时,兴奋地写道:“长安冬菇酸
且绿,金城土酥净如练,兼求畜豪且割鲜,密沽斗酒谐终宴。故人情义晚谁
似,令我手足轻欲旋。”(《病后过王倚饮赠歌》)其实吃的只是泡菜(冬
菇)、奶酪(土酥)、猪肉(畜豪)之类,诗人从中汲取了生活的动力。(当
然也有友情在起作用)最后向朋友说:“老马为驹信不虚,当时得意況深眷;
但使残年饱吃饭,只愿无事长相见。”清代郑燮(板桥)在其家书中说:“天
寒冰冻时,穷亲戚朋友到门,先泡一大碗炒米送手中,佐以酱姜一小碟,最
是暖老温贫之具,暇日咽碎米饼,煮糊涂粥,双手捧碗,缩颈而啜之,霜晨
雪早,得此周身俱暖。嗟乎!嗟乎!吾其长为农夫以没世乎!”简单的饭食
竟被郑板桥写得如此富于情趣,如此近于人情,事实上这是他寒士生活的体
验。杜甫、郑燮都是注重写实的艺术家,长期生活在社会底层,他们的感受
很有代表性。

中国人都善于从极普通的饮食生活中去咀嚼人生的美好与意义,哲学家
也是如此。庄子认为上古社会是最美好的,最值得人们回忆和追求。为什么
呢?其中重要的原因就是人们可以“鼓腹而游”。也就是说吃饱喝足之后才
能充分享受人生的乐趣。在《庄子》的《人间世》和《德充符》中都描写了


一些有残疾的畸人,他们都以能“餬口”于乱世而自满自足。庄子对这些人
也致以由衷的赞美。庄子在先秦诸子中最富于悲观色彩的,但他的悲观并非
由于目标高远,可望而不可即。庄子尚且如此,积极入世的孔子、孟子、商
鞅、韩非、墨子等则更不待言,不管他们关于政治、社会的主张有多大分歧,
但他们的哲学出发点都是执着于现实人生。他们的追求、理想都不是幻想或
未来世界的完美,而是现实的、衣食饱暖的小康生活,因此在《论语》和《孟
子》中用那么多篇幅讨论饮食。饮食的欲望倒是比较容易满足的,特别是对
于个人来说,更是如此。粗鄙的如阿Q,困扰他的有那么多问题:“爱情”、
前途、尊严以及关于人生的重大选择等等,其中任何一个问题都足够西方哲
人思考一辈子,可以终身苦苦追求。可是我们的阿Q 只要填饱肚子,在土谷
祠中美美睡上一觉,就什么都解决了,第二天照样“飘飘然”。这真是在证
明着我们两千多年前的古老格言“惟食无忧”(《左传·昭公二十八年》)。

我们不能说先民没有过痛苦的追求,屈原就感叹过“日月忽其不淹兮,
春与秋其代序。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也表示过:“吾今义和
弭节兮,望崦嵫而勿迫。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离骚》)
但这些只体现在少数浪漫主义色彩很浓的诗人身上。至于指导人们生活与思
想的哲人只紧密地关注着现实人生,教导人们以现实的微小满足为追求目
的。孔子曾说:“饭蔬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一簟食,
一瓢饮,在陋巷之中,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见《论语》)孔子
或是表达自己的志趣,或是赞美其弟子颜回,都是在为人们作示范,教导人
们要“安贫乐道”,要“忧道不忧贫”。这个“道”是什么?后来许多理学
家把它解释为“穿衣吃饭”。因此这里不是在亵渎圣人,硬把他们拉来与阿 Q
作比,只是说明中国人民族性格中注重现实人生的一面,这是从追求温饱中
引伸出来的。从这一点上来说,李泽厚所说的中国文化的特质是“乐感文化”,
是有一定道理的。

我虽认为中国文化特别注重饮食,甚至成为中国文化趋向定势,但并不
是说中国人对“男女”问题全无考虑,不过是思考方式与西方迥异。西方哲
人多是从男女感情的联系,即“爱情”的角度去考虑,而按中国传统的看法,
却是以男人为中心,女人只是满足男人种种需要的附属物。中国古代涉及妇
女的书大体上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女诫》(班昭)、《女训》(蔡邕)、
《女论语》(宗若华)、《女孝经》(郑氏)、《女小儿语》(吕得胜)、
《女教》(许熙载)、《女犯》(朱天球)、《闺犯》(吕坤)、《家训御
下篇》(王孟箕),这些书大都是教导妇女如何遵守三从四德,绝对服从男
子管束,小心翼翼做好奴隶的。这些是古代妇女的立身基础。另一类书则是
《素女经》、《素女方》、《玉房秘诀》、《洞玄子》等。这类书中虽有一
些中医妇科知识,也有一些性医学的内容,但主导方向是使妇女知道如何在
性方面满足男子的需求。书中女人只是个工具。这些书也正像中国讲饮食的
书一样,是充满“乐感”的。至于男女感情上的联结,除了少量文学作品外,
更无专书论述。因此“性爱”、“爱情”在中国文化传统中没有相当的位置
(中国古代写“爱情”的小说,除了为争得婚姻自主而斗争的部分特别有光
彩外,一接触到男女爱情生活就变成了赤裸裸的性生活,令人生厌。这也毫
不奇怪,因为现实生活就是如此。作家不能写现实没有提供给他们的东西)。

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质和在这种环境下所形成的民族性格,我们把饮
食和文化联系起来就不会令人奇怪了。


从饕餮说起——谈谈先秦饮食文化思想

一。饕餮是什么

《左传·文公十八年》季孙行文曾派人给鲁文公讲了个故事说:“缙云
氏有不才子,贪于饮食,冒于货贿,侵欲崇侈,不可盈厌,聚敛积实,不知
纪极,不分孤寒,不恤穷匮。天下之人以比三凶,谓之饕餮。”原来饕餮是
黄帝时代夏官缙云氏的儿子,他是个贪吃好货,崇尚奢侈,搜刮聚敛,没有
止境,不肯同情孤寡贫穷的家伙。可见饕餮这个名字由来已久,几乎是与我
们的文明史一起产生的。当然,季孙行文历数饕餮全面的罪状是包括吃喝财
物两个方面的,而古人对饕餮的理解则偏重于“吃喝”的一面(这一点从饕
餮字形也可看出)。《吕氏春秋·先识》云:“周鼎著饕餮,有首无身,食
人未咽,害及其身,以言报更也。”《吕氏春秋》虽晚于《左传》,但它所
说的现象,却在周初。认为是周人把饕餮铸在盛食器鼎上,用以告诫他人,
不要贪吃过甚。其实铸饕餮之形于鼎上,不始于周代。殷代禾大方鼎(1959
年出土于湖南宁乡),鼎腹四壁纹饰是四个大的人面像,高鼻阔嘴,面目凶
恶。人面两额旁有小曲折角,腮边有两爪。此像只有脸无身,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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