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谭集-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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奈何的事。因为赢政目标大，许多具有正面价值或负面价值的事，在历史上，
他都是始作俑者。具有正面价值的，多离普通百姓的切身利益十分杳远。如
统一天下，对于秦始皇本人来说是“履至尊而制六合”的快事；而平民百姓
的感受未必如此。诸侯之间消除了“热战”，人民可以不必死于战乱了，这
是好事！然而随之而来的是无尽无休的徭役、兵役，多如牛毛的苛细的律令，
繁重的剥削与沉重的压迫。平民所遭受的苦难未必就小于诸侯之间的战争。
如果天下分裂，诸侯对峙，百姓还可以用逃亡来躲避。可是当秦统一之后，
“君臣之谊无所逃于天地之间”，人们只有忍受，无法再像春秋以前那样“逝
将去汝，适彼乐土”（《诗经·硕鼠》）。另外，战国七雄交锋时，有可能
统一中国的有秦、齐、楚三国。齐、楚两国的经济文化皆比秦国发达（近年
有人著文谈论如果齐或楚统一中国，中国发展走向的问题，其结论是两者皆
比秦统一为佳。）秦统一后不仅不吸收先进的中原文化、荆楚文化，反而消
除百家文化的影响，焚书坑儒灭绝百家之言，以吏为师，只把文化限于耕、
战二途。因此，这种统一，无论是从当时平民百姓的感受，还是从历史发展
来看都没有什么了不得的进步意义，不宜估计过高。
至于那些负面意义，则大多与平民百姓的生死存亡密切相关。例如秦统
一中国后立即上马的四大工程（长城、驰道、骊山墓、阿房宫）所动用的劳
动力有300 万之众，如果再加上零散的徭役与谪戍人员，总共在450 万以上。
这样大规模地征发百姓服役确实是史无前例的。当时全国人口总数为2100
万，这种超级规模的征发劳力对人民意味着什么，我想不必由动辄以进步或
反动划线来评论历史人物的史学家来证明，何况在征发徭役的过程中伴随着
残酷虐待与严刑峻法。用汉代政论家晁错的话来说，被征的役夫是“有万死
之害，而亡铢两之报”（《汉书·晁错传》）。这使得平民百姓无法再继续
生存下去。陈涉就说：“今亡亦死，举大计亦死，等死，死国可乎？”既然
怎么都是死，还不如武装起义，或许还会有条生路。天下的役夫们都抱着这
种想法，那么秦王朝的垮台不是指日可待吗？
最为万世唾骂的是焚书坑儒。我们且不说焚民间书，其目的是愚化百姓，
与民为仇，也不说杀一无辜，也属残暴，就从秦始皇首开风气的文化专制的
示范效应来看也是极其恶劣的。后世的专制帝王都在明里暗里学习秦始皇的
一套。两千年中国封建社会停滞不前与第一个统一中国的秦王朝的示范作
用，不是毫无关系的。“始作俑者，其无后乎”！
战国时期六国士人多称秦国为“虎狼之国”。它统一中国后，马上就向
被统治者展示了其锯齿利爪。最初还只是对“贫人贱民”，继而扩大到“富
人吏家”，最终连“宗室大臣”也不能幸免。真如汉政论家贾谊所形容的“执
敲扑以鞭笞天下”，公然与天下为敌。始皇曾幻想千秋万世永传其帝业，结
果是二世而亡，从而显示出被压迫者的力量、正义的力量。
上述就是“刺客”荆轲悲壮行为的背景。荆轲行为的意义早已超出“士
为知己者死”的范畴，更不在于“尽反诸侯之侵地”；而在于抗暴，在于为
伸张正义去赴汤蹈火。十年浩劫中“四人帮”吹始皇为“千古一帝”，是法
家代表人物，是促进历史前进的英雄。那么，荆轲只能是反派角色了。所以，
那时把《易水歌》改为“小丑一去兮不复还”，可惜未能如样板戏唱得那么
红火。历史虽说是人写的，但公道自在人心。两千年来的良知不是一下子就
能涂得漆黑的。一个孟姜女的传说（当时也考证出是为反动分子所编造）使
秦始皇的“伟大”减色；同样，一个荆轲的故事也使秦王失去许多光辉。
当然，感情的向背与理性的评价不是一回事（但也不能南辕北辙），也
没有人为拔高荆轲的必要，行刺暗杀从来也改变不了历史的进程。燕太子丹
想通过两个刺客劫持秦王，与其订立契约，使其放弃侵略计划更是极其可笑
的。田光、樊於期、荆轲、高渐离等人前后赴死的献身精神，其中虽有对暴
政的痛恨，但主要的还是出于那曾长期存在而又即将消失的武士精神。荆轲
等人都是“士”。顾颉刚先生说：“吾国古代之士，皆武士也。士为低级之
贵族，居于国中（即都城中），有统驭平民之权利，亦有执干戈以卫社稷之
义务，故谓之‘国士’，以示其地位之高。”“谓之‘君子’与‘都君子’
者，犹国士，所以表示其贵族身分，为当时一般人所仰望者也。”（《史林
杂识初编》）他们自幼在“庠、序、学、校”之中受礼、乐、射、御、书、
数的教育，他们还要“养勇”（见《孟子》）以尽武士的职责、维护武士尊
严。社会的尊重、人们的仰望使武士养成了尊礼重信的阶级道德。春秋中期
以后，士阶层虽然逐渐分为文士、武士（武士流落民间者则为侠），但世世
代代所养成的行为规范尚未完全沦丧。读西方与日本史籍，对中世纪骑士、
日本的武士，常因一言不和仗剑相斗，或为了些许小事拔刀自裁，感到不可
理解。其实，他们在主观上都是在维护武士的尊严与荣誉，否则生不如死。
中国古代，特别是先秦，这类记载也很多，只是我们没有重视或做出符合实
际的解释罢了。如晏婴的“二桃杀三士”，过去读者嘲笑“三士”的愚蠢，
其实“三士”之自杀是由于他们感到在分桃问题上无论是争还是让，皆有损
于武士的荣誉。《史记》的《刺客列传》《游侠列传》中所写的刺客、游侠，
《信陵君列传》中的侯赢等都表现出轻生死、重然诺的侠士风范。无论是侯
赢的“临风刎颈送公子，七十老翁何所求”，还是荆轲的“风萧萧兮易水寒，
壮士一去兮不复还”，都给后世为正义而奋斗的人们极大的鼓舞，而在侯赢、
荆轲们看来，这是极平常的，他们只是在履行传统的武士道德规范罢了。
荆轲的故事之所以影响深远，还在于《战国策》与《史记》对其英雄形
象的成功塑造。作者运用白描、烘托、对比等多种手法，展示荆轲性格的各
个侧面，从而使一位深谋远虑、善于克制、明大义、重然诺的古代侠士栩栩
如生地立在读者面前。文中重点描写了易水送别与秦庭行刺两个场景。行刺
是故事的高潮，作者通过对荆轲一系列行为动作与表情神态的描写（以此与
秦王的狼狈不堪作对比）完成其形象的塑造。然而在文学史上流传更为广泛
的却是易水送别一场。送别者“白衣冠”、高渐离击筑、荆轲慷慨悲歌所造
成的悲剧性氛围，深深地印在后世读者的心中。因此，人们便认定“燕赵古
称多感慨悲歌之士”（韩愈《送董邵南游河北序》），把易水送别视为古今
最悲壮的离别。辛弃疾在一首《贺新郎》中曾写道：“易水萧萧西风冷，满
座衣冠似雪，正壮士悲歌未彻。”这就是一篇成功的文学作品所产生的力量。
佞于隋而忠于唐
隋大业六年（610）正月在东都洛阳演了一场滑稽戏。端门大街上盛陈百
戏，戏场周围5000 步，奏乐的有18000 人，灯火自昏达旦，一直搞了一个月，
所费巨万。并且在和外人互市的市场，把屋宇修得“整饰如一”，盛陈帐帷，
其中摆满了珍玩宝器，甚至连卖菜的都铺上了龙须席。外人走到哪个饭店，
那里的主人就请他们酒食一饱，醉饱之后，还告诉他们“中国丰饶，酒食例
不取直”。正月的北方树上无花叶，就用绢帛缠上。有不明真象的赞美说中
国真是“仙晨帝所”，可是稍有见识的就“私哂其矫饰”，嘲笑这种弄虚作
假。有的甚至直接问：“中国亦有贫者，衣不盖形，何如以此物与之，缠树
何为？”这弄得接待人员也惭愧地无言以对。是的，就在609 年，长安一带
就由于徭役繁重造成百姓困苦、郡县破家、人畜死亡！这场滑稽戏的首倡者
是隋的大臣裴矩。
裴矩在隋朝时还出了不少祸国殃民的点子。有一个时期他是负责外交
的，主张征讨高丽、并吞吐谷浑，使炀帝“慨然慕秦皇汉武之功”。他主张
招徕西域各族，造成了郡县“疲于迎送，糜费以万万计，卒令中国疲敝，以
至于亡”。这些主张都是为了迎合炀帝好大喜功的心理，炀帝继位之初，这
种徒好虚名、不计实祸的作法已经表现出来了。在招待突厥可汗时赏赐太滥，
当时元老重臣贺若弼等在私下议论了一下“宴可汗太侈”就被认为“诽谤朝
政”，因而被杀了头。而裴矩的迎合却深受炀帝的赞许。他曾说：“裴矩大
识朕意，凡所陈奏，皆朕之成算，朕未发顷，矩辄以闻。自非奉国用心孰能
若是。”
隋亡之后，这个裴矩又入唐为民部（即户部）尚书。在唐做官时特别是
到太宗继位之后，还是这个裴矩，表现颇不同于隋朝。太宗不满意胥吏多受
贿赂，密使左右用财货试验一下，果然有个门官受贿一匹，太宗很生气，要
杀死这个人。这种作法不是预防犯罪，而是诱人、陷人于罪，从而加以惩治。
当时为民部尚书的裴矩不同意这种作法，当面批评了太宗。太宗很高兴，把
五品以上的官召集来告诉他们：“裴矩能当官力争，不为面从。傥每事皆然，
何忧不治。”这是对裴矩的鼓励，也是对群臣的要求。史臣写到这里很感慨，
认为裴矩“佞于隋而忠于唐”。
这个裴矩看来是个“风派”人物。但，是什么原因促使这同一个裴矩有
这种截然相反的作法呢？主要原因是由于时代的政治风气和君主不同的喜
好。封建时代皇帝是至高无上的，他们手中掌握着生杀予夺大权，他们的好
恶给当时的政治风气以很大的影响。隋炀帝虽然比较聪明和有才气，但他“恃
其俊才，骄矜自用”。他公开说：“我性不喜人谏，若位望通显，而谏以求
名，弥所不耐。”他真是像他口中所说的，对于提不同意见的，像薛道衡那
样的才望、高颍那样的资历、张衡那样为他抢班夺权出了那么大的力都不免
落个处死的下场。才辩足以饰非，权大可以杀人，谁还去冒死而谏呢？因此
就形成谄谀奉迎的风气。直到海内群雄并起，陷没郡县，杨家王朝弄得岌岌
可危的时候，炀帝还蒙在鼓里毫不知晓呢！
看到隋朝灭亡全过程的太宗，从维护封建统治阶级利益出发，能够认识
到纳谏的必要。他曾说：“朕少好弓矢，得良弓十数，自谓无以加，近以示
弓工，乃曰：‘皆非良材。’工曰：‘木心不直，则脉理皆邪，弓虽劲而发
矢不直。’朕始知寤向者辨之未精也。朕以弓矢定四方，识之犹未能尽，况
天下之务，其能遍知乎！”这个比喻很好。用了半辈子弓，经验可谓丰富，
可是犹有未识，何况其他。正是由于他有这个态度，所以“恐人不谏，常导
之使言”。并且为了接纳意见，他还规定了制度：“乃令京官五品以上更宿
中书内省，廷见问以民间疾苦，政事得失。”他还把群臣上书言事的奏章贴
在屋壁上，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