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谭集-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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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书内省，廷见问以民间疾苦，政事得失。”他还把群臣上书言事的奏章贴
在屋壁上，命令谏官，有失则谏，不怕人家提不同意见。一些言事者措词激
烈、讲话过头，唐太宗当时生了气，事后也能吸取人家正确的东西。如他修
洛阳宫殿时，张玄素把他比作隋炀帝和桀纣。太宗考虑到当时天下方困，为
之罢役，并赏赐了张玄素。他还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表明自己改正了错误。例
如裴矩指出不要陷人于罪之后，遇到一个类似的事情，有人上书请除佞臣。
太宗问佞臣为谁，他回答说：“臣居草泽，不能得知其人。愿陛下与群臣言，
或阳怒以试之，彼执理不屈者，直臣也；畏威顺旨者，佞臣也。”这是叫太
宗演一场戏，搞个小阴谋，试验一下。太宗拒绝了他：“君，源也；臣，流
也。浊其源而求其流之清不可得矣！君自为诈，何责臣下之直乎？”君骗臣，
会使臣更不相信君，这样只能造成互相欺骗。对于奉迎之臣，他能够当面斥
责。与裴矩一起入唐的宇文士及有一次陪同太宗，太宗“止树下爱之，士及
从而誉之不已”。太宗正色说：“魏征尝劝我远佞人，我不知佞人为谁，意
疑是汝，今果不谬。”正是这种态度，才使得犯颜敢谏在贞观时代成为一种
风气。所以魏征所说的：“若陛下拒而不受（不同意见），臣何敢数犯颜色
乎。”这并非捧场的话，而是事实。封建社会皇帝的好恶，是造成政治环境
好坏的首要因素，也是制约臣僚们品格行为的重要条件。裴矩前后处在两个
不同的时代，因此有了不同的表现，这是不足为怪的。
《忆秦娥》（箫声咽）与唐代长安交通
《忆秦娥》（箫声咽）不仅因为是“百代词曲之祖”，为世所重；亦以
其意境宏阔、气象浑厚、声情悲壮而被誉为“千古绝唱”。但这首词中上片
以“年年柳色，灞桥伤别”写春光，下片以“西风残照，汉家陵阙”写秋色，
又缺少必要过渡，存在着明显的矛盾。对于这一点历来注本都缺乏重要的说
明与解释。今人周汝昌先生认为上片写送别，下片写望归：“春柳为送别之
时，秋月乃望归之候。自春徂秋，已经几度；兹复清秋素节，更盼归期有讯。”
（见上海辞书出版社版《唐宋词鉴赏辞典》）此种解释是把全词看作叙写一
位思妇故事，虽然可备一说，但是周先生没有讲明为什么“秦娥”丈夫从东
门而去，却盼他从西门而归？浦江清先生在《词的讲解》中提出了另外一个
解释：“《忆秦娥》的总题材是长安景物。作者挑选几处精彩的景物，凭借
着语言的自然连串，蝉联过渡，这是一个纯粹歌曲的作法。”（见《浦江清
文录》）他还指出上下片的连结不是靠意义的串联，而是通过韵律。这确是
发前人所未发，但是为什么挑选这些景物，其意义何在？浦先生并未做深入
的探讨。
词的产生与音乐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词曲多演唱于歌宴舞筵，早期的
作品更是如此。《忆秦娥》正是演唱于别离祖饯之时的送别曲，也就是当时
的流行歌曲。
唐代经济虽然有了空前的发展，但交通、通讯条件仍很落后。人们为了
实现自己的事业、理想往往要离乡背井去游幕、从军、求学，谋仕；一旦分
手、前途莫卜、生死难知。因之，人们在送别中表现出的亲情和友谊特别强
烈。告别一般都要祖道相送，此时而写出的歌词诗章特别富于感染力。《忆
秦娥》即是长安人的送别曲。
作为大唐帝国首都的长安，是当时的文化、政治中心。不得志的士人们
离开长安主要有三种情形：一是在长安谋仕不成，走向边庭以求建立军功、
立身扬名；一是在长安求名不遂，黯然归故里；一是在政治上失意贬谪外方
州郡。这些都不免更增加了离别的黯然悲伤的气氛。《忆秦娥》正是这类作
品中的佼佼者。词中描写了两种离别：一是春别；一是秋别。用春秋二季以
概四时，上下片似乎很不联贯，其实这正是歌曲的写法。正如现代民歌中的
《四季歌》四段各写一种别情，不必上下首尾相连。《忆秦娥》上片写春别，
春在四方中属东，因此，写春别选择了长安东路上的景物；秋在四方中属西，
故写秋别选择了长安西道上的景物。唐代离开长安主要有两个方向。一是出
东门（包括通化、春明、延兴三门）踏上青门大路，经浐桥到灞桥折柳送别，
然后再分赴不同方向的水路和陆路。此路可直往潼关、洛阳，乃至河北、山
东、扬州。或经灞桥折向东南过终南山、商山、武关，可到襄阳、江西、江
东以及湖湘；或经青门折向北方去同州、太原等地。走出东门这条大路的大
约以落拓归乡和失意的迁谪者为多，故上片写得缠绵而细腻，所取意象多细
小轻倩，如“箫声”、“秦娥”、“月色”、“柳色”（柳者，留也。《雍
录》有云：“汉世凡东出函、潼，必自灞陵始，故赠行者于此折柳相送”）
等。描写出在朦胧的月色中“秦娥”被凄切箫声唤醒，她望着清冷的月色，
想起在灞桥折柳送别的情景。
离开长安的另一个方向是出西门（包括开远门、金光门、延平门），开
远门是长安城西面的最北之门，著名的“丝绸之路”的起点。据《南部新书》
记载：“平时开远门外立堠云：‘西去安西九千九百里，’以示戒人不为万
里之行。”这条路经过咸阳、乾县、河西走廊、敦煌，西去阳关到西域（也
可西至凤翔出子午谷到东、西川）。这条道路在初、盛唐时期往往是士人去
国远征、建功立业的道路。下片的“乐游原上清秋节”，是从长安城中平民
最乐于去游玩的乐游原写起（乐游原在长安城东南），它地势最高，可以俯
瞰长安全城。立于原上也可以看到从长安西去、绵绵不绝的咸阳古道。古往
今来，这条道路给多少征人带来多少瑰丽的幻想和激起多少人进取的渴望。
可是冷酷的现实是：古来征战几人回？丧身绝域者远比侥幸立功而还者要多
得多。所谓“一将功成万骨枯”就写的是这个意思。丧生者已矣，永远断绝
了消息。因此，下片写秋别乃是征人壮士的生离死别，所取意象亦多悲壮、
雄阔。如“咸阳古道”、“西风残照”、“汉家陵阙”。这些不仅写出了道
路阻隔、音容邈渺以及帝业终虚给人们带来的悲哀，而且也包含了对建功立
业的否定，有劝导征人不要西去之意。
上下两片所写的内容虽然不同，但却各有代表性，又在“别离”这一点
上统一起来。它们都深切感人，属于“非长歌何以骋其情”一类，故可合而
为一，作为一曲的上下两片，在离别的宴会上演唱，以唤取更多征人的共鸣。
不敢用比兴的宋诗
毛泽东在给陈毅论诗的信中说：“宋人多数不懂得诗是用形象思维的，
一反唐人规律，所以味同嚼蜡。”他指的“形象思维”是“比兴两法”。
宋诗少比兴这一特点在宋代就已被人们认识到。《古今诗话》中有一段
话：“自古工诗，未尝无兴也。睹物有感焉则有兴；今之作诗者，以兴近乎
讪也，故不敢作，而诗之一义废矣。”他认为“兴”近于讪谤，诗人为了免
祸，所以不敢轻易使用。因为“比兴”不同于直接铺述的赋，它是言此意彼
的，很容易被歪曲者穿凿。唐代文网较疏，因之，使宋代诗论家无限向往。
洪迈在《容斋随笔》中说：“唐人歌诗，其于先世及当时事，直辞咏寄，略
无隐避。”并例举了许多杜甫、白居易等人讽刺时事的作品，如《兵车行》
《长恨歌》等。后指出：“今之诗人不敢尔。”宋代封建专制主义比唐代要
严酷，自神宗以后，诗人因诗得罪者颇多，特别是鼓励告讦，也就是“打小
报告”。如陆佃所说：“以善求事为精神，以能讦人为风采。”（《宋史·陆
佃传》）因此，使诗人在写作时不能不有所顾忌。
宋代几个著名的诗案中都有根据诗中比兴以罗织诗人罪名的。北宋“乌
台诗案”御史弹劾苏轼，说他攻击新法，诽谤新进，苏轼因而下狱。当时宰
相王珪竟捃摭苏之《双桧》诗中“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惟有蛰龙知”，对
神宗皇帝说：“陛下龙飞在天，轼以为不知己而求之地下之蛰龙，非不臣而
何？”此话意为您是当今皇帝，苏轼不向您表达忠心，而要向地下之“蛰龙”
求其知遇，这不是要背叛陛下吗？真是个大得可怕的罪名，幸亏神宗还算明
白，说：“诗人之词，安可如此论，彼自咏桧，何与朕事！”比苏轼案略晚
一些，蔡确被贬后写了《夏日登车盖亭》十绝，其中被人们指摘最厉害的，
也是其中运用比兴手法写出的诗句。南宋著名诗人刘克庄因《落梅》诗：“东
风谬掌花权柄，却忌孤高不主张。”被人笺注，认为是针对权臣史弥远的，
因此，被免官斥逐。临安著名书商陈起，因诗中有“秋雨梧桐皇子府，春风
杨柳相公桥”，被解释为揭发史弥远“废济王，立理宗”，幸有丞相搭救，
免死被刺配流放。因此一度下诏禁止士大夫作诗，有的诗人甚至改行填词（如
孙花翁等）。现实生活中有这么多教训，自然会引起诗人的警惕，他们拿起
笔写诗时，不能不谨慎对待，尽量避免使用容易引起疑似之论的比兴，这虽
然不是宋诗中少比兴的唯一原因，但也是原因之一。
冤冤相报何时了
北宋元丰二年（1079）苏轼出任湖州刺史。到任后的地方大吏照例都要
给皇帝写表称谢，以感激朝廷对自己的信任，并表达自己不会辜负重托的决
心。实际上，这都是例行公事，没有人会认真对待的。不料此年六月廿七日
专门负责监察的御史里行何正臣上书皇帝，指摘苏轼谢表的两句话：“愚不
识时，难以追陪先进；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这两句话的意思是我秉
性愚昧不识时务，很难在朝帮助先进分子推行新法；然而我年已老，倒是不
愿过多地搞些苛政，因此适合做地方官吏。如果仔细推敲这两句话是不免有
点情绪，对于政治现实有些不满。何正臣说苏轼“愚弄朝廷，妄自尊大”，
已经上纲太高，而且再联系苏过去所写的一系列诗文，说他“为恶不悛，怙
终自若；谤讪讥骂，无所不为”，未免就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词了。何的上
书把所有的问题都扯到新法，因为神宗皇帝支持新法。于是苏轼就被打成不
忠于朝廷的逆臣。上书中说苏轼“一有水旱之灾，盗贼之变，轼必倡言，归
咎新法，喜动颜色，惟恐不甚”。这简直是惟恐天下不乱的捣乱分子了。七
月二日，那个专门好起疑似之狱，在处理案件时以“株连考竞”闻名的御史
舒亶也上书用最激烈的言词指责苏轼犯了“大不恭”之罪。说他“包藏祸心，
怨望圣上，讪■（dú）谩骂，而无复人臣之节”，“旁属大臣，而缘以指斥乘
舆”。意为苏轼怨恨当今皇帝，他往往借攻击在朝的大臣，实际上是在指责、
诽谤、谩骂皇帝。所以舒亶他“不胜忠愤恳切之至”，力主将苏轼处死，说
苏“虽万死不足以谢圣时”。于是，把苏轼从湖州刺史任上捉到京城，关在
御史台的狱中。御史台俗称“乌台”，此案就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