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命运--获取最高权力的瞬间-第3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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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上帝面前宣誓，我将无条件地服从帝国元首和武装力量最高总司令阿道夫？希特勒及帝国的人民。我以勇敢的军人身份，保证誓死遵守誓言。”
这一誓词是史无前例的。从前的誓词只要求服从宪法和总统。它却对某人作了指名道姓作的效忠，在元首与每个海陆空士兵之间建立了私人的联系。然而，却没有哪位军官对此举世无双的措词提出疑问。随后，三军将士人人皆进行了同样的、忠于个人的宣誓。在冯？勃洛姆堡将军的建议下，他们将不再称希特勒为“希特勒先生”，而改称“我的元首”。希特勒对此表示欣然同意，这个纳粹党员对其党魁的尊称就此成了德国领袖的标志。
1934年9月10日，在纽伦堡的卢波尔德竞技场上，希特勒用最狂热的方式展示了他对德国强有力的统治：用最新式武器装备起来的机动部队，在巨大的草坪上作了完美的表演。自战败以来，在德国，这还是首次向公众显示武装力量。看到这场现实的作战演习，３０万名观众欣喜若狂。纳粹副领袖赫斯带领着疯狂的群众和军队齐声高喊：“希特勒就是德国！德国就是希特勒！胜利万岁！希特勒万岁！”30万人的怒吼声震碧霄，希特勒坐在检阅车上，直挺挺的平举着右臂从狂热的观众和军队面前走过。几乎所有德国人目睹这一场面都会禁不住热泪盈眶：德意志终于又回到了她渴望以久的强人的怀抱。那些试图用凡尔赛和约来羞辱、掠夺、削弱一个伟大民族的国家，即将为它们的愚蠢付出惨重的代价……
后记：民主社会的基石
如果民主只被理解为投票表决和少数服从多数的话，那就太可悲了。希特勒的上台和魏玛共和国的覆亡充分说明，一个民主制度要得以维持下去，还必须有很多投票表决以外的东西作为基础和保障。
一、权力的分立和制衡。
大二的暑假，我随人大校辩论队赴武汉参加全国大专辩论赛，在火车上，我们的教练周校正老师问了我一个问题，令我深受启发，他说：“世界上，只有一样东西能够制约权力，你说是什么？”我毫不迟疑的答道：“民主！”他很得意的摇了摇头。我想了一会儿，又说：“法制。”他更得意的摇了摇头。我冥思苦想了很久，终于也摇了摇头说：“不知道。”他笑着说：“无知是专制之源，‘不知道’当然更不能制约权力。告诉你吧，是权力。在世界上，只有权力能够制约权力。”经过他一番点醒，我终于明白了其中玄机。是啊，民主不能制约权力，因为人民的意志过于分散，人民的激情容易被煽动和误导，在拥有无限权力的独裁者面前，人民的力量往往是脆弱的。拿破仑和袁世凯称帝都是以绝对多数票通过的“民主表决”。而二十世纪最著名的几个独裁者，希特勒、斯大林、佛朗哥、墨索里尼……都不是被人民的力量推翻的，相反，倒有好几个是利用人民的支持上台的。而法制也不能制约权力，因为法律是死的，必须要靠人来制定、裁判和执行。当立法、司法、执法的权力合并以后，法律就成了独裁者玩弄于股掌之间的工具，成为其破坏民主、镇压人民反抗的帮凶。只有权力才能制约权力。不同权力的拥有者们相互斗争、相互监督，都想保住并扩大自己的权力，最终形成一种平衡，使得没有哪一种权力能够扩大到任由某一个人或某一个集团独断专行的地步。只有在这个时候，各种权力才会听命于人民的意志和法律的权威。所以说，凡是权力未分立的地方，就不会有真正的民主。一人一票选出来的，无非是一个合法的独裁者。
当然，权力的分立必然会影响国家机构的办事效率，这是为了制约权力的滥用而不得不付出的代价。所以权力的分立又必须有一定的限度，不能过于分散，使得国家机器过分庞大、无法正常运转。如果那样，又将是民主政体的末日。
二、较为成熟的媒体监督。
所谓“兼听则明、偏听则暗”，人民的思想之所以会被控制或煽动，就是因为他们不能全面、透彻的了解现状，而听信了野心家的一面之词。所以，人民有权要求了解事情的各方面的情况：正面的和负面的。而这种信息的来源当然不能寄希望于当权者，因为他们只会向人民提供对自己有利的信息。希特勒之所以能够利用“国会纵火案”煽动起人民对德国共产党的仇恨，并通过《国家紧急状态法》来打击共产党，很大程度上就是他们在《人民观察家》报等报纸上故意扭曲事实、编造谎言。试想如果报社的编辑们能够抵住压力，拒绝发布假消息，或者德国当时还有很多独立的报纸，能够从不同的角度报道和分析问题，这种反共狂热恐怕就很难煽动得起来了。美国二战后两次弹劾总统：尼克松和克林顿，其“猛料”都是由新闻媒体抖出来的。那些著名的私立报社，如《华盛顿邮报》和《纽约时报》，它们既有独立的文化人理想，更有炒作新闻吸引读者的强烈利益驱动，在调查这些密闻上其工作干劲自然要比拿死工资的检察机关猛不止一百倍。而对民众来讲，传媒的亲和力与可靠度要大于专门的检察机关。不难想象，一个手无寸铁的知情者，更愿意和文质彬彬的记者交谈，还是愿意坐在冷冰冰的问讯室里和穿着制服的检察官交谈。检察机关再独立，也毕竟是体制内的监督，在考虑问题的时候难免掺杂一些政治的和人事的考虑在里边，相对而言，媒体要考虑的东西就要单纯得多。只有在一个拥有大量敢于报道事实真相，反应人民呼声的新闻媒体的社会中，民主才能持久。
三、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不是绝对的，民主的权力也必须收到限制，尤其表现为不能借民主之手践踏弱势群体的正当权益。
凡是在学生阶段住过集体宿舍的人可能都有过这样的经历：大家都做一件事，比如半夜跑出去买方便面加餐之类，但都不愿意去。于是有人提议：“我建议让某某人去，同意的人请举手。”显然除了被提名的那个人以外的人都会举手，于是大家就会说：“你看，少数服从多数，你一个人反对无效，该你出去买。”这往往是一种玩笑，“少数派”如果坚决不去，大家也没有什么办法。但这种玩笑，反映了我们一种潜在的观念——多数对少数拥有强制性的权力。实际上，我们之所以需要民主，乃是为了防止暴政，为了保护每个个人的基本权利不受政治权力的侵害。如果民主产生的权力也去侵害个人的基本权利，那么这就不是民主，而成了“多数人的暴政”，这种所谓的“民主”最后也只能走向个人独裁。
从另一个角度来思考也是一样：人生活在社会里，按照不同的标准划分，既可能是多数，也可能是少数。如果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是绝对的话，当权者就可以不断的变换划分标准来打击反对自己的力量，把所有的人都变成少数，最后把民主送进坟墓。二战后，纳粹集中营的一个幸存者马丁？内莫勒有一段回忆，引起过全球无数人的共鸣：
“在德国，当他们（纳粹）把魔掌伸向共产党人时，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共产党人；
当他们把魔掌伸向犹太人时，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犹太人；
当他们把魔掌伸向天主教徒的时候，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天主教徒；
最后，他们把魔掌伸向了我，这时，已经没有任何人站出来为我说话了……”
在这个社会里，只有每一个人的权利都得到保障的时候，我们自己的权利才能得到保障。民主的权力跟其它所有的权力一样，都不能是不受限制的，它主要表现在选举国家机构和对全国性全地区性的重大公共事务的表决上。实际上，这是对本文第一点的扩大解释，立法、司法、行政的分权是“小分权”，而在国家中还应该存在一种“大分权”，即政治权力、经济权力、文化权力的分立。民主解决的是国家政治权力的合法性问题，而在经济权力和文化权力当中则没有多大的发言权。当然，不论小分权还是大分权，所有的权力都有一个共同的界限，那就是个人的基本权利。对这个界限的划定需要涉及复杂的政治哲学理论，如果硬要用一个简单的方式来说明的话，我想可以用一下这个并不精确的表述：
“人人生而平等。未经事先制定的公正的法律，并按照公正的司法程序，由独立的司法机构进行公开的审判，任何人不得被剥夺自由、财产和生命。”
（注：自由既包括法律明文规定的言论、出版、结社等自由，也包括其它一些无须法律规定的自由，比如说，刮胡子还是留胡子的自由。）
之所以说它不精确，主要是由于对“公正”的定义没有做精确的界定。而且在很多国家已经取消死刑的情况下，“生命权”是否会成为一种绝对不可侵犯的权利也存在争论。但我想，对一个非政治学或法学的专业人士来讲，如能能真正体会并牢记这句话，他从中获得的东西已经很多了。
四、社会中的绝大多数人有着对民主的正确认识和坚定信念。
英国人韦尔斯在他的《世界史纲》中检讨罗马共和国失败的原因时指出：建立一个稳固的共和国家“某些条件是必不可少的。……其中首要的一条就是应在所有人心目中形成一个共同的政治观念，这个观念就是把国家看成每个人自己所拥有的东西，并把维护这个国家当作一种义务。”而魏玛共和国的灭亡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典型的缺乏民主传统国家进行民主尝试失败的范例：人民为迫害犹太人欢呼、为冲锋队的暴行欢呼、为独裁者上台而欢呼，而对公民的基本权利被取消、宪法被逐步破坏却保持了沉默。因为极权主义、国家主义等观念几百年来已经深入人心，而自由、权利、宪法等概念对他们来说太陌生了，这些东西是否存在跟自己的生活似乎毫无关系，只要希特勒许诺解决就业、恢复德国的大国地位，谁管他采用民主还是专制的手段呢？是的，在没有强大的民意基础的情况下建立起来的民主，是无法持久的，最后只能滑向混乱或绝对专制的深渊。
常常有人借口“中国人素质太低”来反对各种形式的政治体制改革。这种说法其实也没有大错。在中国这样一个有着数千年专制主义传统，并且直到现在种植农业所占人口都在全社会中占几乎半数的国家，要进行民主的变革，即使最激进的自由主义学者也不得不承认，它与美国从一片全新的大陆、全新的人民中开始的资本主义民主试验完全不是一回事。但是否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就应该停滞不前，等到某一天人民的“觉悟”突然提高了再进行改革呢？实际上，这是一个“不会游泳怎能下水”和“不下水怎能学会游泳”之间的矛盾。教育的发展和文化的传播对改变人们的观念固然重要，但实际上，没有什么东西比民主的实践本身更能锻炼人民的民主观念和正确行使民主权利的能力了。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说道：“美国人是通过参加立法活动来学会法律，通过参加管理工作来掌握政府的组织形式的。”并称赞美国的乡镇自治形式，认为拥有自治权力的乡镇，是北美殖民地在英国的“总督制”条件下保存民主传统、培养民主传统的基地。要改变某些人所谓的“中国人素质太低”的现状，不能仅寄希望于经济的发展和教育的普及，而应该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