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命运--获取最高权力的瞬间-第3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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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男人就是英国前首相、二战风云人物丘吉尔。此时此刻，他的心情说不出是烦恼还是轻松。三个月前，他还在波兹坦参加英、美、苏三国首脑会议，讨论如何处置战败的德国和建立战后国际格局。他的老朋友，二战中给了他最强有力支持的罗斯福总统去世了，美国在二战中坚持到了最后，但它的总统却没能坚持到最后，接替罗斯福出席的是前副总统杜鲁门——他已经根据宪法成为代总统。这让丘吉尔非常难过，但他没有想到，连自己也不能享受最后胜利的喜悦了。他所领导的保守党在国会大选中败给了艾德礼领导的工党，根据英国选举法，国会中的占多数的党派负责组阁，这样，他就不再是英国首相，也就无权再代表英国参加三国首脑会议，不得不中途离开波兹坦返回伦敦。尽管临走的时候，杜鲁门和斯大林都对他表示出极大的尊敬，但在心高气傲的丘吉尔看来，这完全是一种羞辱，他宁愿像罗斯福一样死在任上，也不愿以这种丢人现眼的方式告别。特别是当他想到艾德礼和杜鲁门亲切会面的情形，简直就有点吃醋了，是自己和罗斯福领导了这场战争走向胜利，最后竟然由这两个无名小子下山来摘桃子。而“赐予”他这种羞辱的，正是他六年来不分昼夜为之服务的英国人民！战争还没有完全结束，他们就又开始相信党派斗争的空头许诺，迫不及待的抛弃了在存亡关头拯救了他们的民族英雄。在返回英国的路上，他脑子里只想着著名传记作家普鲁塔克的名言：“对伟大人物忘恩负义，是一切强大民族的特点。”
离职以后，精力充沛的丘吉尔并没有闲着，他一边写回忆录，一边到世界各国访问、旅游，倒还比他当首相的时候自由得多了。他这次到巴黎只做短暂的停留，并没有正式的活动安排。由于法国国内正在忙于制宪会议的选举，他这次路过没有受到媒体的关注，反倒是丘吉尔时刻关注着这次法国战后第一次全国选举。就在丘吉尔到达巴黎的当天，经过公民投票选出的制宪议会一致推举戴高乐为政府总理，参加投票的议员555名，赞成票也是555名。得知这一消息后，丘吉尔感慨万千，他知道戴高乐向来我行我素，讨厌和任何党派打交道，自己也不组建政党参加竞选，能够在共产党和社会党人占了三分之二的制宪议会中得到100％的赞成票，完全是靠他在法国人民中无可争辩的威信。他立即给戴高乐写了一封祝贺信，信中写道：
“普鲁塔克错了！”
看完丘吉尔的贺信，戴高乐苦笑着摇了摇头。这个和自己并肩战斗五年的老朋友啊！尽管在流亡英国的日子里，为了维护法国的尊严和利益，他在丘吉尔面前始终保持了高傲而倔强的态度，甚至多次与之激烈的争吵。但在他孤独的内心里，丘吉尔仍是这个世界上他唯一可以称为“朋友”的人，除此以外，都是敌人、对手或下属。罗斯福本来也是值得尊敬的，去美国访问的时候，因为年轻时参与森林救火而瘫痪的罗斯福坐在轮椅上和他边走边谈，美国总统矮小的轮椅和戴高乐一米九八的高大身躯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当他们走到阳台上的时候，罗斯福指着前面笑着对戴高乐说：“你看到我的游泳池了吗？我就在那里游泳。”这句话给戴高乐带来的震撼是难以言寓的，在那一瞬间，向来心高气傲将军头一次感觉自己完全被一种精神的力量所折服，他对罗斯福充满了敬佩之情。但美国总统满脑子的美国霸权思想使得他们之间不可能存在友谊，罗斯福数次企图扶植一个听话的法国人来取代戴高乐。这还不算，他甚至有一种比威胁其法国领袖的地位更让戴高乐愤怒的想法：法国政府既然已经投降德国，就应该当作法西斯的同盟国来处理，在法国光复以后一度要求盟军总司令艾森豪威尔对法国进行军事占领。戴高乐气得差点命令法军向盟军开枪，幸好丘吉尔坚决站到戴高乐一边，不仅支持法国的独立，还在德国的军事占领区分了一块给法国，这就等于完全承认了法国作为战胜国的大国地位。同样是在罗斯福的坚持下，诺曼底登陆、开罗会议、雅尔塔会议这样的重要事件都没有戴高乐的份。所以，尽管戴高乐对罗斯福本人抱有和丘吉尔同样的钦佩之情，但在国家利益面前，他宁可去和斯大林打交道也不愿意跟罗斯福会面。这两个伟大人物之间的积怨甚至连死亡也不能化解——罗斯福去世后，在戴高乐的坚持下，在巴黎举行纪念罗斯福的活动被取消了，因为在他看来，罗斯福是法兰西的敌人。也正因为如此，当丘吉尔被迫离开波兹坦的时候，他的心情非常难过。他的脑子里也立即浮现出普鲁塔克的名言，一种不祥的预感涌上心头。罗斯福去世了，丘吉尔下台了，自由世界的反法西斯领袖只剩下一个孤独的戴高乐了，他能幸免于难吗？他这样回忆自己当时的心情：“现在丘吉尔驾驶的大船已经系缆，由我掌舵的船眼看也要进港了，当我听到英国人把他们在风暴中请来的船长请下船的时候，我预料到我离开法国舵手的岗位也为时不远了。”当时，离全国大选还有三个月，三个月后，他以全票当选为总理，又收到老朋友的贺信，但这种悲剧性的想法，反而越来越强烈了。这种感觉，即使是在他只身逃往英国的时候，也从未有过。
他曾经说：“我是一个孤独的人，我如此酷爱孤独。”
“孤独”这个词，对不同的人有着不同的含义。对一个普通人来讲，孤独意味着缺少朋友；对一个英雄来讲，孤独意味着缺少够档次的对手；对一个领袖来讲，孤独则意味着他的伟大思想不能为他的人民所理解和接受。
当戴高乐在1934年发表他的《建立职业军》的时候，他是孤独的。因为人们还无法理解，在构建了如此坚不可摧的马其诺防线之后，还有什么必要花大力气去改革现有的步兵和炮兵联合作战体系，而去建设一支从未用于实战的装甲部队。总参谋部对他的见解的评语是：“无用、不受欢迎、违反逻辑与历史”；有一位将军在报上发表文章说：“德国人是天生侵略的民族，自然就必须有装甲师。但法国是和平与防卫的民族，所以就需要反摩托化”；国防部长莫林将军甚至当众训斥当时还在国防最高委员会当秘书的戴高乐：“再见吧，戴高乐！在有我的地方，就不会有你的地位！”直到法国引以为豪的步兵配合炮兵作战的部队被德军装甲师打得落花流水的时候，人们才想起他来，仓促之间任命他指挥第四装甲师——一个还未成立的“装甲师”。东北区防线总司令乔治将军握着他的手说：“戴高乐，你来了！你长期以来所持的见解，敌人已经实现了，现在正是你大显伸手的时候了。”
可惜，一切都已经太晚了。
当戴高乐独自扛起反法西斯大旗的时候，他还是孤独的。因为他的人民还无法理解，为什么在现行政府继续“合法”存在的情况下，一个逃亡的将军可以未经民主投票宣布自己“代表法国”。是的，“民主程序”、“合法性”这样的观念确实是一个文明社会的基本准则，它是由伏尔泰、卢梭、杰斐逊等众多人类的先知经过几个世纪不懈努力，才在人群中建立起来的坚定信念。进入二十世纪以后，它在英、美、法这样的发达国家，已经从“大逆不道”的革命思潮成了“天经地义”的政治教条，以至于人们忘了，无论“民主”还是“法制”都是手段而不是目的，这些观念的提出和实践，最终都是为了实现人民的自由、安宁和幸福，以及国家的强大和民族的独立。所以即使是经过合法的民主的程序产生的政府，如果它违背了人民和国家的根本利益，那么人民仍然有权通过民主和法律以外的手段，包括暴力手段来推翻它的统治。在法西斯的铁蹄摧毁了一切国际准则和国内法制的情况下，只有那些最敏锐的人物能够突破陈规，重新回到所有原则的基点，在历史剧变的关头把握住它发展的方向，为人民指引道路，并使自己成为这个时代的伟大人物。但由于他们的思想总是走在人民大众的前面，所以往往不能被他所热爱的人民所理解，并由此感到巨大的孤独。在戴高乐向所有法国人发出号召以后，响应者寥寥无几。一位收到他邀请的将军说：“我认为法国应该抵抗到底，但我是个军人，我应该服从政府的命令。”一位为了抗议政府投降而辞职的公务员也拒绝支持戴高乐，他说：“我反对投降，但违法的事情我可不能做。”直到贝当傀儡政权已经成为彻头彻尾的法西斯帮凶，剥夺法国人民的基本权利，大肆迫害犹太人和共产党人，将大批法国人运往纳粹集中营做苦力的时候，他们才逐渐明白政府已经“合法”的成了法国独立和自由的敌人，这才转而支持戴高乐。
如果说在1934年和1940年的戴高乐的孤独是显而易见的话，那么在1944年，戴高乐重返法国，在成千上万的民众欢呼声中穿过凯旋门，1945年，他又以全票当选法国总理的时候，却很少有人知道，他还是孤独的。
而且此时的孤独感，比他四年前只身逃往英国时更加强烈，也更加深刻。
三
“法兰西经历了无数的岁月，至今仍然生存。”
这是戴高乐在他的《希望回忆录》中的第一句话，简简单单的一句话，道出了他对法兰西历史深沉的热爱。对戴高乐来讲，法兰西的伟大和光荣是他从小就树立的信念，也是他一生中最为珍视的东西。他不仅要领导法国获得战争的胜利，还要恢复法国因为战败投降而丧失的大国地位。而正是这一点上，他再次被他的人民所抛弃。
在戴高乐看来，第三共和国脆弱的政治体制导致了法国在二战初期惨败的根本原因。法国要想强大，要想不再蒙受亡国之耻，就必须彻底改革政党主导的政治制度，建立一个不受政党和议会控制的独立行政的政府：
第三共和国的政治原则是议会至上，议会由全民选举产生，政府再由议会产生，只有在议会取得多数的政党才能组织内阁。英国也是议会制国家，但实行的是两党制，议会由两个主要的政党控制，两党在制定政策时，只有考虑到全国大多数的普遍利益才能在选举中获胜。负责组阁的首相一般都是政党领袖，他既控制政府，又通过政党控制议会，所以政府的权力仍然很大，政府地位比较稳定。而法国第三共和国实行的是多党制，各个政党按照选举中的得票比例分配议席。所以政党的利益和自己所代表的那个利益集团紧密联系，只要在国内有一小部分人支持该政党的纲领，哪怕有90％的人反对，它也可以得到几个议席，在国民议会中翻云覆雨。这种制度设计使得政党能够无视国家的整体利益和大多数人的反对而生存下去，极为有利于大量中小政党的生存，而没有哪个政党能够在议会取得过半数的议席，因此只能由好几个政党联合组阁。每一个内阁总理在上台之前，都要和主要政党达成协议，由支持自己的政党来分摊内阁部长的职位。一旦政府的行为违背了某些政党的特殊利益，他们又会联合起来“倒阁”。所以行政权力完全臣服于立法权力，政府总理不得不在众多政党的利益之间小心翼翼的寻求妥协以维护自己的地位，如履薄冰，各部部长也不是听命于总理而是听命于各自所属的政党。这样的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