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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9部分

最高命运--获取最高权力的瞬间-第39部分

小说: 最高命运--获取最高权力的瞬间 字数: 每页40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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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任投票规定了严格的条件和一套繁琐的程序。新宪法草案还对议会两院的关系做了调整,第四共和国时,参议院的权力大大低于国民议会的权力。现在,两院几乎享有同等的立法权,当总统未能行使其职权时,也不再又国民议会议长担任,而改由参议院议长担任。这样,可以使两院保持平衡,相互制肘。
总之,这部宪法草案代表了一场极为深刻的法国政治变革,它使共和国总统拥有广泛的行政权、内阁成员任免权、立法权,以及撇开议会单独行动的“特别权力”,并大大限制了议会的权力,尤其是使行政权从立法权中独立出来,终结了自法国大革命以来议会居于权力核心地位的传统,使法国从一个议会制共和国向总统制共和国演变。
9月28日,法国公民投票以79。2%的绝对多数通过的新宪法。民意调查显示,有将近一半的公民根本没有看过新宪法文本就投了赞成票,在看过新宪法的公民中大部分人对总统制与议会制的区别不甚了了。但他们已经厌倦了第四共和国没完没了的政府更迭,希望有戴高乐出来第二次挽救法国却是真诚的,他们信任将军,所以投了赞成票——一个国家的延续上百年政体,就这样被一个人的威望和意志决定了。
新宪法被人民接受就等于戴高乐再次被人民接受,三个月后,戴高乐以同样的多数——79%当选为法兰西第五共和国首任总统。
第二年1月8日,戴高乐驱车前往总统府就职。
前任总统勒内?科蒂用这样话来迎接他 :“第一个法国人现在成为了法国第一人 。”随后,两任总统并肩乘一辆敞篷车前往凯旋门,履行向无名烈士致敬的例行仪式。在从爱丽舍宫到凯旋门的路上,挤满了成千上万夹道欢迎的群众,他们大声呼喊:“戴高乐万岁!”——法国人民终于第二次“发现”了戴高乐。
在这个狂热的场面中,他一言不发,高举双臂,用他那著名的大“V”字形动作回应人民的欢呼,他那冷峻而高傲的表情充分说明,他还是一个独裁者,一个两次拯救了民主的独裁者。

敬献完花圈以后,谁将陪同戴高乐一起返回爱丽舍宫呢?这将意味这他在将来会大受戴高乐宠爱。
第五共和国首任参议院议长莫内维尔、国民议会议长沙邦-戴马尔、政府总理德勃雷——除了总统以外法国最有权力的三个人物、将军身边最著名的三个追随者、第五共和国的三大开国元勋,都用渴望的眼神看着戴高乐。
将军的目光从他们身上扫过——都没有停留。他却向无官一身轻的蓬皮杜招手:“你陪我到爱丽舍宫去。”
“我?”不爱抛头露面的蓬皮杜显得有些吃惊。
“是的,你。”戴高乐坚定的点点头。
众人用惊讶的目光看着这一幕的发生。目送着蓬皮杜与戴高乐坐车远去,一种深深的失落感同时掠过莫内维尔等三人的心头。
“岂有此理!这个无名小卒居然……”性子冲动的德勃雷忍不住要破口大骂。
“算了。”沙邦-戴马尔劝止住他,“将军是不想在我们中间表现出偏爱。”
“不,”冷静的莫内维尔摇头说道,“蓬皮杜将是下一任总统。”
三个人怀着复杂的心情离开了凯旋门……
半个小时以后,戴高乐在蓬皮杜的陪同下回到爱丽舍宫。刚进门,就接到了老朋友丘吉尔的贺电:
“祝贺您当选为法兰西共和国的总统!愿法国今后在您的领导下,从此走向更加富强、更加伟大!”
看着丘吉尔的贺辞,戴高乐冷峻的脸上终于露出了笑容,竟然忍不住哈哈大笑,拍着蓬皮杜的肩说:“你看,你看,这个英格兰老头子终于对我心悦诚服了!”
 
后记:不同的政体
戴高乐辞去总理职务,归隐十二年。要争的无非两样东西:总统制还是议会制的问题,多党制还是两党制的问题。对这两个问题的了解,有助于我们更深刻的理解戴高乐以及他领导的政治体制改革所产生的影响。
一,总统制和议会制
按照传统的概念,议会制国家,总统没有实权,仅仅是象征性的国家元首,政府首脑是国家总理,对立法机关——议会负责,而不对总统负责;在总统制国家,总统既是国家元首又是政府首脑,政府无须对议会负责。
这两种制度的主要差别是行政权利的归属,即行政权力是独立的还是依附于立法权力。戴高乐所以倡导总统制,很大的原因就是追求行政权力的独立。
最典型的总统制国家是美国,最典型的议会制国家是英国。它们同时也分别是这两种制度的发源地。英国的议会制是在与国王争夺国家权力的过程中发展出来的,它根据代议制民主的理论,奉行“议会主权”原则,由民众直接选举的众议院处于权力的中心地位,政府对议会负责。但作为英国原殖民地的美国,则发展出完全不同于英国的总统制政体。在1781年北美解放的13个殖民地代表们在一起开会制定宪法的时候,他们谈论的最多的不是怎样发挥民主,而是怎样限制民主,因为这个时候民主已经是无须谈论的原则了,正如本书《民主社会的基石》中所言,在他们眼中,权力没有分立或权力不受限制的民主是可怕的民主,必将带来“多数人的暴政”。他们当时主要考虑的不是防范个人独裁,而是要限制民主选举产生的议会的权力过分扩大,因为立法权在三种权力中地位非常突出,行政机构必须根据它的决议行动,司法机关也必须根据它通过的法律判决。为此,他们主要采取了两个措施,一个是一种全新的两院制。英国的参议院形同虚设,几乎所有的权力都掌握在众议院,而美国宪法授予了参、众两院几乎平等的立法权力,并且可以相互审查对方通过的法案,参议员按每州两个议员名额选出,众议员则按人口比例划分的选区选出。这样,就在三权分立的范围内再将立法权加以分立和制衡。第二个措施就是强化了总统的权力,总统掌握行政权,由人民直接选举产生,有权组织政府,无须对议会负责。所以他们最后选择了总统制,认为总统制是一种比议会制能更好的平衡国家权力的制度。
当然,采用总统制政体还有一个原因,就当时是各州之间联系过于松散,不像一个国家,一个掌握实权的总统可以比议会更好的维护国家的统一,一个具体的个人的形象比一个抽象的议会更能让国民感到国家最高权力的存在,更能把国民对国家的感情连接起来。对于这种思想,伯恩斯在他的《领袖论》中讲得非常形象:
“在儿童形成国民意识时,发现总统的地位甚至比街头看到的警察还高。总统是一个非常独特的个人形象,简直就是孩子们眼中的上帝。他们看到的政府机构首先是个人化的,一位小学生就说:‘政府就像总统,但是,它又不完全是总统。’……
‘朱迪,你知道政府里都有什么人吗?’
‘知道,有总统。’
‘你知道总统什么?’
‘嗯,这个……噢,天哪,他……,啊,制定法律,还有……,对了,他总想把事情办好。’——就这样,总统帮助孩子们弄懂了政府的含义。”
根据伯恩斯的分析,孩子们国民意识的发展,首先是把它具体为一个人——总统,然后是行政机构,然后是议会和法院,最后才能理解完全抽象的“国家”的概念。就像我们小学的时候学那篇课文《毛主席在延安》,当时唯一关心就是毛主席和朱总司令,谁大?而被告知毛主席最大的时候,就感到心满意足了。直到初中,才对政府和军队的关系有了了解,而到了高中,才能明白党和政府又是什么关系。所以,从人的心理发育上来分析,一个掌握实权的总统,对于民族感情的凝聚、国家的团结,是有很大作用的。
总统制和议会制相比,还有一个很大的好处:更容易推行改革措施,使国家能不停的适应新形势的发展。总统由全民选举产生,直接对这个国家负责,在任期一定、无法滥用权力谋求私利的前提下,他最大的利益就是让国家强大、人民幸福,以此来换取自己的历史功绩和受人民拥戴的成就感。所以他往往能够不顾个别利益集团的要求,根据自己的独立判断做出决定。一般而言,尽管总统是人民选出来的,但是由于总统本人具有的才智、知识、判断力远远高于普通人,所以在很多具体问题上总统个人的抉择往往要比人民的看法更正确、更长远,从而把国家推向前进。而议会制国家,议会中各个党派的往往会注重自己所代表的那一部分利益集团的利益,而忽视国家的整体利益,民主的表决机制往往会延误改革举措的施行。
这两种政体在改革方面的对比可以从英、美两国在两次经济危机1929年大危机和1973年石油危机中的表现。这两次危机的爆发,从表面上看,一次是由于金融市场的崩溃,一次是由于石油供应的短缺,但从根源上来说,都是本国的经济结构不能适应经济的进一步发展造成的。29年危机是在从轻工业为主导的产业结构向以机械石化为主导的重化工业结构的转变过程中出现的。这个时候正确的做法是积极调整产业结构,逐步减少轻纺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份额,发展机械化工工业,从而推动产业结构升级,保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美国人在经过痛苦的挣扎后,选出了主张改革的罗斯福,在任期内,罗斯福不理会传统产业利益集团的压力,大刀阔斧的进行了改革,大力扶持新兴工业,而对传统工业的衰落不予保护,最后使美国建立了强大的重化工业基础,为二战的胜利以及战后的经济霸主地位奠定了基础。而英国则由于传统工业势力强大,反对改革,国会始终无法通过对经济结构进行彻底改革的决议,反而将大量的资金用于对这些没落中的产业进行补贴,以维持其生存。新兴工业由于力量还不强大,很少能得到政府的支持,发展缓慢,使得英国很快被德国、日本所超过。
73年的石油危机也是一样,它反映的是2、30年代建立起来的机械化工为主导的重工业体系已经落后了,而以信息产业为主导的新型产业结构呼之欲出。美国在石油危机中,刚开始也采用传统扩张性财政政策,花了很多钱补贴能源消耗量大的重化工业,但没有取得什么成就,里根上台以后,大力推行紧缩政策,减少补贴,这样,很多传统大耗能工业难以维持,要么破产,要么向外国转移,要么厉行能源节约,使得国民经济对石油的依赖程度大大降低。而克林顿上台后,又推行“信息高速公路”计划,大力扶持信息产业,使美国在“信息革命”中走到了世界的前列。而英国还是跟29年一样,拼命通过石油补贴来维护传统重工业的发展,以保障那些部门工人的就业,很快在信息化时代被远远甩在美国后面,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进一步落后。直到信息化已经成为席卷全球的潮流之后,英国人才匆匆忙忙通过了发展信息产业的计划,但是对于传统工业的消极补贴,却始终由于各种势力的阻挠,一直无法取消。
法兰西第四共和国在阿尔及利亚危机中,无法采取改革传统殖民主义政策的大胆举措,也是议会制弊端的体现。戴高乐出任第五共和国总统之后,很快就把这个问题解决了——他违背了支持他上台的军方和殖民者们的利益,借口玩忽职守撤掉了萨朗将军的职务,停止了在阿尔及利亚的军事行动,最后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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