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命运--获取最高权力的瞬间-第5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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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年，阿登纳以86岁的高龄对法国进行国事访问。政府首脑出访，要有私人医生随行，这本来是惯例。但他唯恐别人说他衰老不堪，没有医生就不能出门，因此坚决拒绝医生随行。见到了戴高乐，戴高乐跟他说：“我已经71岁了，感觉自己太老了，是不是该退休了？”阿登纳一听，连忙向他宣传自己发明的“极限”理论：“我71岁的时候还没有当上总理呢，你就想着退休了。我告诉你，人的衰老是有极限的。人只要活过了一定的年纪，突破了这个极限，就不会再老了，就会永远年轻。”把戴高乐说的大点其头。
虽然阿登纳不肯承认新陈代谢的自然规律，但从他77岁那年开始，记忆力就明显减退了，做事情经常自相矛盾。由于议会第一大党基督教社会民主联盟是他一手创立的，党内骨干都是他的门徒，所以大家一直容忍他死死占据总理的位置长达14年。直到1963，他已经87岁了，还对他的秘书说：“一个人永远不要说‘为时已晚’，连政治方面也不会有太晚的事情。做出新的开端，始终不晚。”言下之意，他还可以再干十四年。他的门徒们终于忍无可忍，响起了“这个老头必须滚蛋”的呼声，并积极筹划，利用他外出休假的机会召开基民盟主席团会议，指派艾哈德继任总理职务。
阿登纳只得依依不舍的离开了绍姆堡宫。
当然，表现得象阿登纳这么夸张的人也是少数，大多数人表现为一种介于阿登纳和叶利钦之间的复杂心理。戴高乐在1946年的辞职是很潇洒的，为自己树立了一个尊重民主、激流勇退的民族英雄形象。第二次掌权后，尽管他在总统府爱丽舍宫住了十年，但他始终只放在那里几本正在阅读的书和换洗衣服，家里的东西都放在科隆贝，好像随时准备离开的样子。他在1969年的“五月风暴”中镇压学生运动，在人民中丧失了威信。将军是高傲的人，不屑于当一个不受人民支持的总统，于是他决定通过公民投票来决定自己的去留。但当时的情况，大家都明白78岁的戴高乐已不可能在投票中获胜，既然将军一意孤行，很多戴高乐的追随者都开始把宝押在总理蓬皮杜身上。德勃雷、沙邦－戴马尔等人纷纷对蓬皮杜表示愿意支持他竞选下一任总统，希望在下一届政府中“发挥作用”。蓬皮杜自己也表示如果戴高乐在投票中失败，他将参加总统竞选。蓬皮杜是戴高乐亲手提拔起来的，也是他自己公开指定的接班人。在已经注定的投票结果出来之前做一些准备，也是为了维护政局稳定的正常之举，但戴高乐认为这是一种背叛。含沙射影的谴责蓬皮杜说：“过去，某人、某人背叛了我。而现在，又出来了一位某人。你们瞧，纵然某人巴不得我死，我还是活的好好的。”后来蓬皮杜的夫人卷入了一桩丑闻，蓬皮杜去寻求戴高乐的支持，却遭到戴高乐的一阵冷嘲热讽。他后来才知道戴高乐想利用这件事把他搞臭，前一阵正好蓬皮杜父亲去世，他不得不悲叹道：“我同时失去了两位父亲。”尽管投票结束以后戴高乐立即离开了爱丽舍宫，而后来蓬皮杜当选总统后也一直奉行戴高乐的内外政策，但戴高乐还是直到去世都没有原谅蓬皮杜，甚至葬礼也不许他参加。
和一向孤傲的戴高乐相比，丘吉尔是比较宽容大度的。1945年，当他的助手告诉他保守党在选举中失败的消息时，他正在洗澡。他听完后说道：“人民有权踢我下台，这就是民主，不然我们为何而战呢？现在，请你把浴巾递给我好吗？”他说得倒挺潇洒，实际上心里很不是滋味，回到英国后就把普鲁塔克的那句名言到处宣扬，又是题词又是写信又是演讲的，搞得全世界都知道了。后来他第二次当选，在1955年因为健康原因把保守党的领导权交给艾登，但老是觉得艾登这也不行那儿也不行，即使在艾登已经领导保守党获得了选举的胜利之后，他还跟自己以前的老部下说：“我觉得艾登还不成熟，不能挑起大梁，很多重要的事情你们还是先请教一下我比较好。”
我想，人的一生总是要面临很多的告别，和权力、朋友、爱人、亲人的告别，从领袖们的告别，我们可以把这些告别分为不同的层次：
最低的层次是阿登纳的层次，不肯接受不可改变的事实，死死抱着权力不放，最后还是只能很不体面的下台。本文中的斯捷帕森也是这样的例子，他追随叶利钦十年之久，应该明白总统做出的决定是不会更改的，但真要他去职的时候，仍然抱着侥幸心理，苦苦哀求总统收回决定。叶利钦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说他觉得“自己无权打断斯捷帕森的倾诉”，并对此深感自责。但是，他最后还是忍不住打断了——尽管是用一种非常克制的态度。并在斯捷帕森走后把火气发到自己的办公厅主任身上，看来他确实是已经很不耐烦了。斯捷帕森不到四十岁就成为掌管全国警察力量的内务部长，可谓权势惊人（如果中国出现一位不到四十岁的公安部长，可以想象他将会成为一个什么传奇），但毫不客气的说，他在此刻的表现确实象一个懦夫。
第二个层次是戴高乐第二次辞职和丘吉尔两次下台的层次，即尽管心理不太情愿，但是当那一刻真正来临的时候，能够抱着乐观的心态接受。戴尔？卡耐基对此的论述十分精辟：“在我们有生之年，我们势必遇到许多不快的经验，它们是无可逃避的，我们也是无所选择的。我们只能接受不可避免的事实做自我调整，抗拒不但可能毁了我们的生活，而且也许会使我们精神崩溃。”美国哲学家威廉？詹姆斯曾说：“接受事实是克服任何不幸的第一步。”
第三个层次也是最高的层次就是叶利钦的层次，也是华盛顿的层次，是戴高乐第一次辞职的层次。他们不是去接受，而是在那不可避免的一刻来临之前，主动选择最好的时机果断出击，让告别也具有了开创性的意义。第一个层次我称为“俗”，第二个层次可称为“勇”，第三个层次则是“奇”。世界上绝大部分人停留在“俗”的层次，告别的时候哭哭啼啼、依依不舍，在世俗的眼光看来也是人之常情，可以理解。而少部分人可以达到“勇”的层次，在人生的挫折面前，他们无愧于勇敢者、英雄的称号，也是常人通过磨炼自己的意志、改善自己的心态可以达到的层次。而第三个层次则和前两个层次有质的不同，只有少数绝顶人物能够达到。他们首先是“勇”，但更是“智”，能够变被动为主动，化腐朽为神奇，让结局成为开端，让告别成为永恒，令人叹为观止。华盛顿正直盛年，可以再当两届，然后在体力不支的时候告别，只要不是老死在总统位置上，就无损他的美誉，这便是“勇”的境界。但他坚决只当两届，在自己声誉最高的时候辞职，用行动号召人们秉承美国革命平等自由民主的理想，开创了美国总统任职不超过两界的惯例，这就更奇妙、更精彩，这就是“奇”的层次。叶利钦还有六个月结束任期，他到时候自动离职，把权力顺顺当当的交给普京，自己高高兴兴的回家养老，这是“勇”的境界。但他却在新千年来临之际主动辞职，把旧的东西留给过去，把新的东西留给未来，让已有的胜利更加巩固，彻底断绝了俄罗斯回到过去的老路的可能，让全世界都猝不及防，把平平淡淡的告别变成美丽绝伦的表演，这就更好、更漂亮，这就是“奇”的层次。
当然，“奇”的境界太高，所以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它不仅需要绝顶的勇气和智慧，还需要很难得的机遇。刻意追求这种境界，反而可能弄巧成拙。我们在面临生活中的告别时，应该尽量摆脱“俗”的层次，举的起放得下，追求“勇”的层次，处处表现出乐观、大度。而如果遇到了恰当的时机，能够适时的“奇”上一把，那就更加妙不可言了。
全书后记
我是喜欢后记的，只有在后记里，作者才可以和他亲爱的读者直接对话。而不用象前言那样故弄玄虚，也不用象正文那样一本正经。所以我读书有个习惯，读着读着又翻到后记来看一看，想一想写下这些内容的家伙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这样才能越读越亲切，越读越舒服。后记，在我看来，有点象现在拍电影流行的在全片结束以后播的一些“拍摄花絮”，让读者不仅可以看到这本书“在这里”，还可以知道它是怎么写出来的。不把后记写好，这本书对作者来说是完整的，但对读者来说却是不完整的。
写书是件很痛苦的事情，戴高乐在回忆录中这样描写自己成为第五共和国总统后在爱丽舍宫度过的第一个夜晚的心情：“当耳闻一扇扇宫门在身后关闭，我感到自己似乎被囚禁在深宫之中，成为自己职务的奴隶。”当我决定开始写这本书的时候，我也就成了这本书的奴隶，任凭它冷酷无情的剥夺我一天中绝大部分时间。我给自己规定的写作量是每天2500字至3000字。这本书的写作时间，除了后记外，准确的说是从04年5月27日到9月21日，中间扣除我随龙门书局到全国各地做“龙腾中国”高考状元全国巡回演讲的7月13日到8月15日的33天，以及我回家在来回的火车上耽搁的三天外，总共花去了78天，共计写了200，572字（9月21日22：15的统计结果），平均每天2564字，基本完成了给自己规定的最低的写作量。但即使是这个最低的任务量，也是以极大的精神痛苦为代价来完成的。我几乎把自己所有的时间都花在这上面，走路、坐车的时间都在整理思路，连觉也睡不好。没有写作思路的时刻是最痛苦的，有的时候从早上七点起床，到深夜十点，除了吃饭，都坐在电脑旁，一个字也敲不出来，勉强写一些，自己看着都伤心，又辟里扑鲁一阵全删了。当时的感觉就是：完了，全完了，这本书完不成了，前面的努力全都白费了。有时候愤慨得给朋友发短信：“我一个字也写不出来，一个字也写不出来！我要从楼上跳下去！”刚开始还把大家唬得一惊一诈的，后来发得多了就没人管我死活了。在随龙门书局到全国演讲期间，则带了一大堆书，每天上午演讲，下午坐车前往另一个演讲地点，住进宾馆以后，就立即拿出书来看。实事求是的说，我觉得我把自己逼得太紧了，如果时间放宽一些，也许可能写得更好。《戴高乐：被遗忘的民族英雄》是我自以为写得最好的一篇，而这篇正好就是我在外出演讲之前开始构思，演讲完了之后八天完成的，中间一个月的看书和思考显然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这样的痛苦完全是我自找的，说起写这本书的缘由，纯属一时冲动。在写这本书以前，我几乎从来没有在任何公开刊物上发表过文章——那些介绍学习方法和考试经验之类的文章除外。只是5月26号那天，我突然间受了点打击，具体什么事忘了，反正当时让我觉得自己真是没出息。我想，我大学四年还是干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