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49,相信中国-第2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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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岬霞易濉⒍爬账辜易濉⒙蹇朔评占易逡约跋衷谡瓶孛拦牟际布易宓取Ｍ固胤ɡ翘逑档慕⒈曛臼桥分薜纳裾嚷涞兀哟丝剂艘桓鐾豕谥系氖贝９妓贡ね跏宜闶亲畈永玫摹�1348年，哈布斯堡家族首先成为奥地利大公国的大公，然后一直被选为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一直到19世纪初（1806年）才黯然退出欧洲舞台的中心位置。在中国和欧洲，甚至是继承希腊共和思想的罗马帝国，“家天下”的统治思想一样根深蒂固。在中国曾经有着世界最典型的家族统治。每当统治国家的核心家族改名换姓就意味着改朝换代。在欧洲尽管实行的是迎请异地君主治理国家的方式——这种方式对中国人来说颇为不可思议，但在本质上并没有多大区别，欧洲的各个王室是有着严格的通婚规定的，也就是说整个欧洲的各个王室实际上都是处在一个姻亲网络中的，如英国女皇伊丽莎白患有血友病，这成了验证她是否具有欧洲真正的皇族血统的鉴定标准之一。另外，从拿破仑统治欧洲时任用了众多其平庸的兄弟和亲戚也可以看出，拿破仑妄图成就拿破仑家族一统欧洲的野心。
在现代国际政治中，以民主和自由思想为基础的现代社会，丝毫没有影响家族在社会和国家政治中的作用——实际上只要有财产等利益的私有化存在，就会有家族的存在。这很明显，财产的转移首先就是在家族内部开始的，家族在社会中是最有共同利益和权力的共同体，因而也就形成了最严密的家族体系。从西西里岛的黑手党到美国的肯尼迪家族，都证明了现代社会中家族的重要性。
自然，家族社会并不一定就是一个高效、稳定的社会，家族中的每一个成员并不都是杰出的管理天才，如拿破仑家族中除了他本人以外，其他的都属于只能给家族带来负面影响、甚至麻烦的人；中国的皇帝中也经常见到毫无作为的家族成员。但更重要的还是在于这种家族利益并不都是和国家利益一致，导致家族利益与国家利益失衡的状况出现，这是家族统治的必然现象，因而，这种矛盾就成了国际政治中可资利用的一个因素。
当然，家族利益与国家利益有时也是一致的，如日本天皇家族与日本的战争命运就是相一致的。同样，上世纪20～40年代，中国的利益与蒋宋孔陈四大家族的利益大体是相一致的——如果日本占领了整个中国，必然要大大削弱这四大家族的势力。英国皇室也同样面对纳粹帝国的考验。但更多的时候，家族讨论的是如何巧妙利用统治权力为家族谋利，以及怎样规避家族利益与国家利益相冲突时的风险。对任何居统治地位的家族来说，最好的状态都是家族利益与国家利益双赢，最差的情况就是无论怎样都会导致两者相冲突，并且难以保全其中任何一者。如菲律宾的马克斯家族在身败名裂的最后时刻，整个菲律宾不但因此流失了上百亿美元的财产，而且马克斯家族在菲律宾的势力也从此不再辉煌。
上溯布什的家族史，可看到这个家族原来具有英国国王亨利三世的血统，而且老布什在二战结束复员后，在进入耶鲁大学学习前，与芭芭拉？皮尔斯结婚。芭芭拉？皮尔斯是美国第14任总统富兰克林？皮尔斯的后代，也属名门之后。因此可以说布什家族是当之无愧的名门望族。布什家族到了现代达到了家族的巅峰，父子二人相继成为美利坚帝国的总统，使这个家族成为美国名副其实的第一家族。其声望及权势实际上已经超越了60年代声名显赫的肯尼迪家族。老布什的严谨刻板与小布什的朴实无华使这个家族更具有平民风范，与肯尼迪家族那种显赫、富贵、风流与命运多舛截然不同。小布什的祖父是普雷斯科特？布什，其在1952～1966年间就一直担任参议员；老布什在1966年间当选参议员，先后担任过中央情报局局长、驻联合国大使及副总统等要职，一直是处于美国的政治权力核心之中；从1989年到1993年担任美国第41任总统。而布什总统的弟弟杰布？布什则是现任佛罗里达州州长。可见，布什家族对政治的领悟比肯尼迪家族更为深刻，也更为深入美国的政治核心。
布什的祖父普雷斯科特所在的哈里曼财团，不仅在德国从事金融投资的活动，也同样从事间谍的活动，这和老布什后来出任中央情报局局长一职不无关系。就是在布什没有从政之前的商业活动中，也有众多间谍的影子，如1948年，老布什从耶鲁大学毕业后，在从事建设的联合大企业德雷瑟工业公司下属的一家子公司工作，这家子公司实际上就是中央情报局的一个情报源。还有老布什与人合作经营的石油公司也一直与中央情报局合作着。因而，老布什的情报资历颇为深厚，在福特政府时期，老布什就任中央情报局局长；从1981年开始，布什在两界里根政府中担任副总统，同时兼任国家安全委员会内设置的危机管理系统的负责人，他实质就是情报与秘密活动的总协调者。
中国利益：正在全球化（5）
无论什么样的家族，实际上总是遵循一条“经济—家族—政治”的逻辑，也就是“利益—人—权力”这样一条准则。从布什的祖父普雷斯科特开始就是遵循从经济入手，进而深入政治，再谋求将政治与家族经济统一运筹，纵横于利益与权力之间。普雷斯科特给布什家族留下的家训是：“生为男人首先应该赚钱，接下来是养活家人，最后可酌情献身公职。”老布什严格遵守了这个家训，首先进入商界，获得金钱支持之后，然后再从容应对政治考验。而普雷斯科特本人也是走同样的路，他在上世纪20年代主要在其耶鲁大学同学罗兰？哈里曼的投资银行W？A？哈里曼公司担任董事。哈里曼是一位颇具头脑的投资者，他看到一战后一片废墟的欧洲必然要开始大规模地重建，而作为战胜国的美国必然要开始大规模地收获它对这场巨大战争的投资。因此，哈里曼购买了大量的德国债券，由此建立了哈里曼财团，这个财团也就和德国有力地直接联系起来。此时，作为哈里曼财团的德国伙伴之一的德国钢铁财团——蒂森集团，也将财团的政治投资放在了冉冉升起的阿道夫？希特勒身上。哈里曼和蒂森共同在纽约设立“联合银行”，这样可以保证有大量的资金投资在新兴的德国。普雷斯科特为该银行的重要董事之一，也就参与了这场既为家族利益获利又直接支持了德国纳粹的商业活动。商人也许没有政治主张而只有利益，但往往正是各种庞大财团的利益在事实上形成了国家政治。如哈里曼财团就认为只有在欧洲一个强大的德国，才可以有效地阻止共产主义俄罗斯的扩张。与其说是在两个同样富有侵略性的国家中作政治选择的话，还不如说是因为家族利益在此，别无更好选择。
“只要能够获得政治和经济稳定，即使是独裁者也可与之做出交易。”⑦这就是布什家族为美国政治选择的原则。
这种在世界通行的家族政治标准是一种自古就盛行的标准，人类的历史可以细化为各个家族的史书。同样，老布什曾出于家族的石油利益和国家的冷战政策支持过伊拉克的萨达姆家族；而小布什也曾与本？拉登及中东的一些恐怖集团作过交易。
在政治—家族—利益的三角中，并非每一个人都要重复一遍从经商到从政的道路，往往是开创者就已经将这个家族引入到政治环境中了。在美国的深层政治中，尤其是核心层，说其主要人物肯定和以下两点有直接关系一点也不为过：一个是美国最有权势的各个家族利益的代表者，一个是对美国政策有重大影响的人。
就以布什家族的美国总统决策圈内的人为例，副总统切尼是老布什时期的国防部长，国务卿鲍威尔则是那时的参谋长。鲍威尔无疑是第一次海湾战争时期的重要人物——鲍威尔本人也许是布什家族外围重要人物中没有大公司背景的少数人之一，布什选他显然是出于一种弥补，即对小布什外交事务缺乏深刻理解的一种重要的平衡。而切尼则很经典地诠释了布什家族和美国众多权势家族之间的紧密关系。切尼是哈利伯顿公司的利益代表者，哈利伯顿是得克萨斯州的一家石油服务公司。在第一次海湾战争结束后，他离开政府当上哈利伯顿公司的业务主管。这是多么好的安排：切尼当国防部长的时候进行了海湾战争，然后他就看到了商机，于是辞职，进入哈利伯顿，然后等待联合国对伊拉克解禁之后，切尼的公司就承包了战后修复工程——切尼指挥军队摧毁了伊拉克的一切，然后转过身来再扮演和平的修复者，他是台上台下的演员都做了，里里外外的钱都赚了，真是绝妙的安排。不仅如此，切尼在挣到钱后又再次返身成为白宫的副总统，之后不久就再次策划了第二次海湾战争，真可谓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同样，拉姆斯菲尔德在1983年担任伊拉克特使的时候，可是对伊拉克的化学武器视而不见，实际上他就是伊拉克化学武器的输送者，那是因为那时候美国需要支持伊拉克对抗前苏联支持的伊朗，两伊战争正是热火朝天的时候，美国怎么会担心伊拉克的化学武器呢？就是伊拉克真的在两伊战场上使用了，美国也当没看见。
考察家族与政治的关系，目的就是要利用这种家族与政治的矛盾和影响。如日本在二战中其实并不是像世人所认为的那样是无条件投降，如果没有保留日本皇室这一条件，很难说日本会抵抗到什么程度和什么时候，美国肯定无法和平登陆日本。而一旦日本皇室问题得以解决，日本投降也就顺理成章了。
●非政府组织
政府无疑是最有威信的社会组织，但它从来不是唯一的组织，社会往往需要各种各样的组织——从想推翻某个政府的阴谋组织到接待外星人的组织应有尽有。伴随人们个性空间的日益扩大和全球化交流体系的日益完善，各种非政府组织也日益繁盛起来。
相反，全球化中的世界是一个使交流变得非常容易的世界，这种交流早就跨越了国界——思想、财富和技术从某一处到另一处早就没有时间和地理这个障碍了。所谓的障碍就是各国制定的不同制度，而政府这个组织的职责就是制定制度。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一个制度的制定者总是影响其他的制定者，如同全球的天气，某一地区的降雨与另一地区的干旱总是息息相关的。
在今天的世界，由于外部的影响越来越严重和普遍，使得政府在其所控制的地理领土范围内变得不再像以前那样得心应手，对一些小国政府而言，有时简直就是举步维艰，甚至危机重重。在全球化从各个角落渗透到每一个国家的时候，国家往往不可能在所有方面都能面面俱到地应付，这就需要各种专业组织来对付。并且这种来自全球的影响也不是一个地方政府能够干预的，这需要跨越国家的专业组织进行协调和操作等。如国际卫生组织、国际基金组织，环境、河流、气候等所有方面在今天几乎都有了自己的组织，甚至有全球的漂流协会这样的组织。当然这些都是非政府组织，它们就是想摆脱政治的干扰。政府组织有时在这些方面反而表现得有些迟钝，力不从心。相比之下，一些大跨国公司要远远比这些国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