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金莲的发型-第3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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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再次援引拉奥孔的出土。米开朗琪罗看到它激动无比，是因为在这里发现了他所渴望的力量感和表现力；莱辛则从这组雕像上看到了“尊严和克制”，并以此来证明古典主义美学的法则。比莱辛更早，温克尔曼依据对这些古代雕塑的研究，写出了《希腊艺术模仿之思考》，在巴洛克和罗可可趣味渐露颓势之际，高声呼唤“高贵的单纯与静穆的伟大”。这一对于美的新的理想，在欧洲人的艺术世界和精神世界所产生的长远影响，实在是难以言尽。这些前人的事例说明，正如其他学科领域一样，艺术史的进步，其实是建立在一个个重大发现之上的。历史常常需要这样的转折性契机，某一项重大发现，可以改变人们对于众多事物的看法，引发大家重新认识世界的兴趣，促动多个学术领域的变革，甚至导致新学科的建立。在敦煌石窟之后，我们又迎来了一次新的重大契机，如果青州石刻仅仅被用来讲述昨天的辉煌，那将是我们犯下的严重的时代错误。如何使那远去的时代在中国文化今后的发展脉络中再次开花结果，从而获得真正的复活；如何让我们对戴逵等伟大艺术家的苏醒的记忆，不仅仅停留在恢复他们原有的历史位置，而是成为启动新的创造激情和生存激情的动力，才是摆在今天美术史学者面前的不可推脱的责任。
第57节 文学想象启动的地方（1）
中国历史上有许多美丽的时刻，是不该被后人忘记的。比如公元621年（武德四年）秋天阴历七月甲子这个日子。李世民在替新兴的大唐王朝打败了最强大的两个对手——窦建德和王世充之后，就在这一天，率领大军凯旋回到了长安。为了庆祝胜利，举行了类似后世凯旋礼的盛大入城仪式，仪式的高潮，是在太庙行献俘之礼。
那一天，长安百姓所见到的唐军阵容，是“阵铁马一万骑，甲士三万人”（《旧唐书•；太宗纪》）。所谓“铁马”，乃是指全身披有专制的铁制罩衣的骏马，以及马背上全身披挂铠甲的骑兵，也就是重装骑兵。今天，从西方电影里所表现的欧洲中世纪骑士身上，我们还可以看到这种人穿沉重铠甲、马披厚重铁衣的形象。据说，在中世纪的欧洲，一个王国能有几千名这种骑士就属不易了，可是，在7世纪初的长安，新兴的唐王朝竟然列出了一万名重骑兵的军阵，随在这重骑兵之后的，还有三万名同样全副铠甲的步兵。就在这雄壮威武的庞大队伍的最前面，这一盛大场面的主角，是年轻的李世民。身为唐军的最高指挥官“上将”，他“披黄金甲”，率领二十五位大将，骑马走在队伍的最前列，其中，李勣作为重要的“下将”，也一样穿上了“金甲”，映衬在年轻的上将身边。在阳光下，李世民和他的将军身上的金甲应该是明光闪烁，连同身后铁骑们的甲胄、马衣也发出金属的寒辉，我们可以想象那是何等慑人心魄的场面。这一年，李世民虚龄也才只有二十三岁（实龄则只有二十二岁）。中国历史上，不，人类历史上，又曾经有过多少这样的时刻，被青春、勇敢、胜利而照映得如此美丽而辉煌？
按道理，这样珍罕的场面和时刻，本来是一个文明的骄傲，是绝不会被后人忽视的。但是，它还是遭到了被忽视的命运，今天的普通的中国人，知道这件事的可是不多。说到这一点，就不得不承认文学塑造一个民族的历史记忆的力量。《三国演义》、《水浒》以及《隋唐演义》等一大批古代小说，几乎固定了大多数中国人对古代历史的印象。当人们想到以往的英雄业绩的时候，一般来说，总以为不会超出《三国演义》的路数。也就是说，古代文学家的作品，决定了今天中国人对于自己的往昔的记忆范围。毕竟，《三国演义》的读者，要比读新旧《唐书》、《资治通鉴》的人多得多，其中决定性的原因，当然是因为历史学家的笔法，永远没有文学家那么生动。这也正是历史学的基本要求：历史学家力求客观地记录，因此他无权去对史实进行文学式的敷演。
可是，即使最客观的历史记录，也仍然是人性故事在其中自由生长的最丰茂的花园——这不奇怪，既然这历史是关于人的历史。比如，我们今天仍然能够知道，对于李世民来说，“年二十四平天下”，始终是他一生中最为骄傲的功业，就是借助历史记录透露的信息：当李世民修建自己的永眠之地——昭陵的时候，他想到的，是用艺术的形式，在陵墓前再现自己年轻时代的军事辉煌。
有意思的是，在他决定要借助石头来使他的赫赫武功永昭后世的时候，他并没有选择621年的那个盛大的胜利场面。相反，他下令用浮雕形式再现在昭陵的，是自己昔日的六匹战马——“昭陵六骏”。李世民没有像古罗马的皇帝那样，用千军万马的浩大场面来昭示自己的武功，虽然他一生中多次做过这种场面的主角，并且，通过那一时代的墓室壁画，我们清楚地知道，当时的艺术家完全有能力承担这种大场面的绘制。他仅仅在自己的陵墓前再现了六匹马，仿佛在说，关于他，关于他的军事生涯，这六匹马已经说明了一切，表达了一切。
是的，对于会看的眼睛，这六块浮雕似乎单纯的画面，是饱含了丰富的、足以意会的信息。比如，插在拳毛騧、什伐赤、飒露紫身上的箭矢，就在提醒人们的目光去注意这样一个情况：这六匹坐骑全都不披罩甲。换句话说，不管拥有多么庞大的重骑兵队伍，李世民自己却很少跨乘配备甲衣的坐骑。事实上，在战场上，他从来都是采取“轻骑”的方式，这和他喜欢采用的战术有关，更和他的天性有关。以我们钦佩的现代名将而论，巴顿虽然勇猛，可也不会（并且也不被允许）亲自开着坦克冲到德国人的阵地上去，艾森豪威尔更不可能坐在一辆装甲车上到德军前沿去做诱敌深入的引饵，可这正是二十来岁的李世民喜欢干的事：
在平薛仁杲的时候，两军交锋，李世民带领几十名骁骑直冲入敌阵当中，与自己的大军里应外合，直杀得对方大溃败，然后，他又“率左右二十余骑追奔”，搞得薛仁杲勇气尽丧，束手投降；与窦建德对阵，他竟然只带弓箭，由执槊的尉迟敬德一人相伴，到敌阵前大喊叫阵。敌人大惊之下，派出数千骑兵来追赶，李世民则一边放箭，一边慢慢撤退，直到把敌军引入己方的埋伏圈——他是拿自己当了诱饵！李世民甚至喜欢带着少数骑兵亲自侦察敌情，他侦察的方式也很特别，就是带着这些轻骑去“冲阵”，从敌人阵地中杀过去再杀回来，用自己的性命和肉体，来感受敌人兵力的虚实强弱。在与王世充交锋的时候，他就这样来了一回，结果使自己陷入了极其危险的困境中，险些丧命，全仗着他和将军丘行恭的勇武冷静才脱险。
第58节 文学想象启动的地方（2）
实际上，李世民最喜欢的战斗方式，就是由自己充当前锋，在大战之中，率少量精锐部队，根据实际情况，随时捡有利的时机和位置迅猛出击，帮助主力大军掌握战局。这种轻灵、快捷的战斗方式，当然就绝不是笨重的“铁马”所能承当的。也因此，李世民的坐骑都不披罩甲，就并非偶然了。骑着没有防护的马直杀入敌阵，这当然让人和马都陷入了更危险的境地中，插在昭陵六骏身上的枝枝箭羽，就是明证。在这种情况下，人的安危，很大程度都系于马的好坏上。清楚了这一点，再看身负数箭，不但不倒下，而且仍然腾蹄飞奔的拳毛■、什伐赤，我们就能理解它们对于李世民的非同寻常的意义，或者说，一匹神骏对于一位勇士的意义。在战斗中，人和马的生命是相系于一的，其中，也许人对马的依赖还要更多些。
也许，李世民不采用千军万马的大场面来作为永久的纪念，原因就在于，虽然他曾经身为三军上将，指挥大军进行了多次成功的大战役，但是，本质上，他仍然是一个渴望敌人鲜血的孤胆英雄。当李世民表示，要为了这六匹神骏曾经“济朕于难”而刻石纪念时，他当然清楚，他身陷其中的一次次的危境，正是自己所选择的。对于一位战士来说，最后的胜利固然让人骄傲，但最让他体验到生命价值的时刻，恰恰是在战场上，在与敌人刀枪相接的搏杀中。因此，李世民在昭陵树起往日六匹坐骑的形象，不仅仅是因为在一次次枪林箭雨的战斗中，它们的神勇使他得以生还并取胜，也因为它们是他的勇敢和战斗力的最好见证，他在每一次冲击敌人时所感受到的兴奋和恐惧，所经历的危险和考验，它们都同样地感受了，经历了。六匹没有罩甲的骏马，轻捷神勇，带着天纵的自由，还有什么更好的象征，可以体现李世民灵奇的战术，他超绝的武艺，以及他战士的天性？
矛盾的是，李世民天赋的军人秉性和指挥才能，帮助他迅速地接连战胜对手，在几年之内就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这一方面使他博得了作为军事家的成功，同时，也促使他的战士生涯很快就面临结束。一旦战争没有了，勇士也就只有挂甲了。在披着黄金甲率领大军进入长安的时候，不知道年轻的李世民是否意识到，这个辉煌的时刻恰恰意味着，他作为一名军人、一名勇士的生涯即将结束。在这一次凯旋之后，他又经历了平刘黑闼、与突厥大军在灞桥会盟以及玄武门之变等大小事件，这算是他战士生涯的成功的尾声，这些变乱，是天下人的不幸，但却成就了李世民作为一个军人的最后的幸福时光。随着政治对手的一一消失，他的人生目标发生了转换——他成了皇帝。从二十七岁起，他就陷入了与先天的性格和后天的欲望不断斗争的艰难之中，为了一个更伟大的理想：让天下太平，人民幸福。
李世民也尽了一个凡人所能做出的一切努力，来完成人民对一个圣明天子的期望。在这种痛苦的自我控制、自我改造过程中，看得出，李世民是非常怀念年轻时代自由奔放的战斗时光的。也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他才要在昭陵刻上六匹战马的形象，既陪伴自己身后千秋万岁的寂寞，也让后人不要忘记，在变成一个好皇帝之前，他曾经是军人中的军人，是马背上的战神。值得注意的是，在下令雕刻“昭陵六骏”的时候，他正面临着越来越孤独的帝王生涯。贞观十年（636年），李世民沉浸在丧妻之痛中，结发二十多年的长孙皇后弃他而去了，他已经三十七岁，“年二十四平天下”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