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小城-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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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并不是强调文学这个学科有多么神圣，我绝对不是文学狂人，对于那种之乎者也的酸腐书生，我更是十分的厌恶。但是，必须强调一点，文学作为一门学科，一门社会科学下属的科学，任何一个人都必须给与它应有的尊敬和人文关怀。
相对于自然科学来说，其革新速度远非社会科学所能比拟。社会科学特别是文学其推陈出新的速度是让人惊讶的，这种发展程度拿到自然科学里面去无疑是伪科学。仅仅就半个世纪的物理学而言，从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到杨振宁的宇称不守恒定律，再到朱棣文的光子奖，物理学的发展是如此的缓慢，物理学的权威是如此的神圣，但是整个社会对于物理学又给予了多大的关注？
水木清华（3）
真正的科学不需要一言定乾坤的专家，从古到今所有的科学都是基于现实和证明。从来媒体和产业化成就不了学术权威，而真正的权威并没有把媒体的炒作宣传当作自己事业的一部分。
水木清华在中国人眼里无疑是最大的学术权威，这个重量在学子心中丝毫不亚于任何文字的力量，这种力量本身是基于理论的先进和文化底蕴的沉淀。但是我们本身却将这四个字渲染的过度神秘。
我们在研究一门科学的时候往往忽略了这门科学最重要的精神和气质，任何一门学科都有它自身的一种文化气质，这种气质和它的起源以及内涵紧密相关。一个学科的权威必定要具备这种学科自身的文化气质。或者说是一种思维模式及行为准则。
从彩虹桥下来，下面是一条蜿蜒的小路，路面古老而又光滑，仿佛几千年文化的沉淀都堆积在那一块块的青石板路上。在迎面的一堵白粉墙上看到当地一所高中的录取光荣榜，理工类考生的第一个名字叫赵世俊，录取院校是清华大学。
我没见过这个学生，猜想是一个戴着厚玻璃眼镜，语速缓慢，思维缜密，身上衣着朴素但很干净，言行和举止之间透露出一种读书人特有的气质。
放眼望去，这里的青年人几乎都是这身打扮。从一个水木清华到另一个水木清华，都是相同的精神气度。
当我站在整条河的源头往回看的时候，陡然发现四周的一切都似乎带有一种特殊的气质。
我并不相信玄学，更不相信鬼神，所有的一切都来自于一种文化的熏陶和历炼。当高速公路和所有的写字楼拔地而起的时候，所有的城市化都被自然而然的看作了是合理的，而这是对于传统美学的一种挑战。
至于水木清华这个说法，我还想到了一个颇为有趣的现象，那就是风靡一时的水木年华乐队，曾经和我有一面之缘的乐队主唱卢庚戌先生的谦逊和大度使我想到了水木清华这个文化体系的博大和影响。一个真正的文化体系，不只是书卷之气，更多的是书卷之外的山水和人文气质，一如维也纳一样，除了勃拉姆斯、海顿、斯特劳斯之外，在这个音乐体系中还传承着茨威格和卡夫卡的影子，包括柯特瓦尔和古塔斯夫克林姆这些流传甚广的影像。
其实关于水木清华的一切，还有事关整座彩虹桥，这座被称为中国廊桥的大桥尽管没有弗兰西斯卡和里查德的缠绵故事，而当这变成对比的时候，所有的一切都显得十分惨淡苍白。关于桥的幻想，我个人浅表的认为，和徐志摩笔下的康桥和杜拉斯笔下的五孔桥还有杜尚眼前的那座查理大桥一样，所有的历史风景都在不经意之间变成了转瞬即逝的影子。换言之，这种对于物件的怀念将永远超过对一个人、一个时代的追忆。无论是多么美好多么华丽的黄金时代花样年华，倘若只留下破墙残垣，大抵剩下的只有无穷无尽近似于谄媚的言语，就像伦敦的古老街道、日本明治时代的船坞、老北京的铁狮子胡同一样，隐去的是一些诸如水木清华一般的表象，至于逝去的似水年华一切都已悄然远行，风光不再。
天人合一（1）
很多读者知道，我在写作之前一直在研究历史，关于中国近现代的历史学家，我鼓吹的只有四个人，首推史学大师范文澜。范文澜先生一部《中国通史简编》可以说是中国历史的一部传奇；其次则是历史泰斗钱穆。钱先生的《中国史学名著》惶惶数万言，上至夏商，下迄民国，指点经典，激扬文字，多少兴衰一一道来；屈居第三则是一代宗师吴于廑。吴先生的治学作风与文化底蕴可谓是厚积薄发，对于世界史的研究是当今中国乃至世界的集大成者；但是排在第四位的这位历史学家却是让我感到十分的茫然，或者说是有些无所适从。这样一位德高望重、著作等身的历史学家却屈居末位，非但学术界不肯饶恕我，就是连历史爱好者也不能宽容对待，但是排名已然至此，只有如此做罢。这位文化大师以一部六百万字的《云南史料丛刊》在当年的国际学术界可谓是引起巨澜，后来任教云南大学终身，被同行称为“南中泰斗，滇史巨擎”，与钱仲联同称“北钱南方”，如此卓著之成就，被称谓一代宗师、史学大家是毫不过分的。说到这里，大家都明白了，他就是著名历史学家方国瑜先生。
方国瑜先生的生平，我是在云南大学建校八十周年的校史展览馆里知道的，通过这个渠道只能了解到很少的一部分。研究一个作者的学术成就是不能不研究他的生平的，但是惭愧的很，关于方国瑜先生的籍贯，我只知道他是云南人，至于更详细的我也没有去细查。再加上方先生生前为人低调，醉心学术，《云南史料丛刊》我倒是拜读了几遍，但是一直没有仔细去想方先生是何方人氏。
当我来到丽江的时候，随手翻了翻丽江的旅游简介。突然发现有这么一行字，“丽江自古就是人才辈出的地方，特别是纳西族的才俊更是名垂青史，从当时的木增到现在的方国瑜，文化底蕴不亚于中原……”我的某一根神经突然被触动了一下，于是赶紧找到一个当地的导游，想知道这里有没有方国瑜先生的故居之类的可以观瞻，但是失望得很，这里的人对方国瑜这个名字都一无所知，于是只有作罢。
后来漫步到一间书店，发现里面除了旅游书籍之外更多的是人物传记，信手一翻，几乎每一本书都用极为可观的篇幅介绍了方国瑜先生，我挑了一本相对比较权威的传记，将关于方国瑜先生的介绍摘录于下：
“方国瑜，1903年生，云南丽江人，1923年离家赴京求学，得钱玄同、梁启超等大师的指导，涉足多个学科门类，博览群书，功力深厚。1933年在国学大师刘半农的督促下，他返回丽江从事东巴象形文字及东巴文化的开拓性研究。走入乡村，拜访上百位东巴大师，经过几年的努力，完成了《纳西象形文字谱》。他还关注云南史地学的研究，是云南民族史、西南民族史、西南边疆历史地理诸方面的拓荒者和奠基人。著名史学家徐中舒教授称他是‘南中泰斗，滇史巨擎’……”
所有的人都知道，如果去绍兴，鲁迅故居必定是旅游项目之一，去韶山参观毛主席故居更是不必说，然而丽江在两日的行程，没有人提到去方国瑜的故居。我有些怅然，但是又不知道该怎么去问，或者说该怎么安排。但是就在我准备离开丽江的当天，我问了当地的一个导游，导游很坦诚的告诉我，他也是才听人说的有那么一个叫方国瑜的人，好像是一个什么大学老师，有一套老房子，就在五一路文治巷附近，最近政府正在维修，所有就不能安排那里的行程了。
曾经和去过欧洲的朋友闲聊，他们不约而同的说到这一点，那就是所有的文化大师都没有奢华的故居，无论是拜伦还是莎士比亚，都是在一间阴暗的房间里写作。身後房子也就自然而然归继承人继承，如果这个文化大师确实是名满天下或是著作等身的大人物，这个房子就会被保留下来，而且最多保留的只是他本人的书房，这个经营和管理就由他们的后人去负责。一个朋友曾经走进了莎士比亚曾经写作的房间里驻足片刻，不多久就因为里面实在太过于昏暗窒闷而逃了出来。当他走到略微宽敞明亮大厅的时候，他回首看那间书房，不由得自言自语，就是这样的屋舍，却创造了《威尼斯商人》那样的惊世之作。由此看来，如今的作家们真的是在文化气质上大有退步。
天人合一（2）
然而面对方先生的故居，我却又陷入了一种莫名的悲哀。或许说这个重视与否只是一个时间早晚的问题，这个问题却是一个文化传承性的问题，这个问题也许只是所有问题的一个表象。当我漫步在夏日的大研古镇那光滑的青石板路上的时候，来自于时间空间文化的张力在冲击着我的思想以及观念，我很难相信这有些浮华的古镇曾经在一百年前诞生了一个让世界为之震撼的文化大师。
我回到武汉和写作的前辈们谈到这个话题的时候，也不约而同的提到了关于创作环境的看法，很多真正意义上的作家他们都拥有并不算奢华的书房，但是却能创作出流芳百世的作品。但是方国瑜先生却属于中国文化这个整体，整个大研古镇都被一个文化的灵魂所笼罩，换言之，整个古城都是他的故居。当我们走近古城的那一刹那，整个大文明时代的光影在四周游走，而我们在那一刻也走进了方先生的学问殿堂。
大抵只能如此自我安慰。
到丽江的第二天原本是安排去古城，但是在去古城的路上丽江的朋友建议我们去黑龙潭看一看。我对这里的风景名胜谈不上熟悉，更谈不上知道哪儿该去哪儿不该去，于是就跟着他们在黑龙潭停了车。这个公园看起来并不奢华，也不张扬，当我走到里面的时候，发现竟然是一派皇家园林的建筑风格，丝毫没有一丝少数民族园林的风格，与我在版纳看到的具有极为浓厚的缅泰风情的公园判若两者。两排百年古木在天空中撑起星星点点的天空，浓浓的文化气息和人文气质在整个建筑群中形成一种极强的文化重压。
当我赶到黑龙潭的时候已经是一个极为朦胧的早晨，一切的山水树木都在一片雾色中变得有些遥不可及，古城的童话和沉甸的文化冲击已悄然远去，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极为恬静的环境，花草芬芳，水天一色。濡湿的路面上行人的足迹留下一串透明并且清晰的印记，远处雪山在雾霭中显得如是暧昧。近处白色的拱桥颇有颐和园的风味，而清澈的湖水却映照出无穷的景致。四周的气氛让人感觉到身处于故苏或是江浙的某一个去处，游人如织，春风醉人，仰观秋水长天，甚是一片祥和。
很多文化学者都有这样一种观点，那就是有山水的地方没有文化氛围，比如说漓江，比如说天池。因为所有的华丽的山水或是繁华的市井都不存在与真正文化的沉淀；因为更多的自然环境和人文气质都是一种违背；因为越是华丽的山水，他们受到人文气质的影响越少，自然就缺少人文环境的沉淀和熏陶。
关于这种观点我一直不能苟同，我曾经在很多人面前表述过我的这种观点，那就是有人文气质的地方必有风景，当这个风景的关注程度到达一定境界的时候，自然而然就会形成人文气质的一种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