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权悲剧-第1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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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丑陋的中国人》一书中，台湾的柏杨先生曾以“酱缸”来比喻中国文化。我以为，柏杨先生有胆有识，说出了许多人不敢说出来的话，只是比喻的对象有点不正确：不应是“中国文化”，而应是中国古代的“官场化”社会。
自皇权体制诞生以来，中国皇权社会就一直是一个以“官场”为轴心的特殊社会（我们称之为“官场化社会”），一切以权力（主要是皇权）为中心，一切为权力服务。长期以来，中国古人已经习惯于生活在皇权专制体制下，整日追逐权力，更习惯于被权力支配，离开了权力，人们反而会不知所措。
在这个“官场化”的皇权社会里，权力就代表着荣耀、财富、幸福，权力就是生命价值的体现，权力就是生命本身，而权力的背后却是一个“鬼魅横行”的世界：暴力、凶杀、冷酷、无情、残忍，胜者为王，败者为寇！
只要细心一点，我们就会发现：中国的8部著名古典小说——《封神演义》、《东周列国志》、《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儒林外史》、《金瓶梅》、《红楼梦》，无不围绕权力展开，以权力决定论为主线。翻遍《二十四史》，满纸都是帝王、后妃、外戚、宰相、文臣、武将、宦官们在肆无忌惮地上演数千年的传统旧剧。一部中国皇权社会历史，充斥着无数个杀父、杀母、杀夫、杀妻、杀兄、杀弟、杀子、杀友的故事。数千年来，这种蛮横的“权力逻辑”竟然在皇权社会里大行其道！
在中国皇权社会，官场既是戏场，又是战场，生活在官场上的人既要会逢场作戏，更要会耍弄真刀真枪。为了争夺更多、更大的权力，全社会的人无不使出浑身解数，拼命厮杀，大到国与国之间的战争，小到个人之间的明争暗斗。在这里，没有什么情义可言，只有权力和利益的争夺。就这样，皇权社会里的中国人一直忙于“窝里斗”，陷入了争夺权力的沼泽烂泥之中，不能自拔，顾不上什么“建设”和“发展”，更丧失了信仰和求知精神，人性价值的光辉几乎全部被淹没。
几千年来，这张由专制帝王们编织的天罗地网笼罩着中华大地，无所不在，无时不在，几乎没有人可以逃脱，成为“漏网之鱼”！
皇帝与宰相：难解的“矛盾体”
在皇权社会里，作为“天下第一人”，皇帝是国家元首，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在皇帝的下面，最重要的人物当属宰相。不过，在中国历史上，除了辽国以外，其他朝代都没有“宰相”这个官职，宰相只是一个俗称！
对于专制帝王来说，宰相是一个不可缺少的“祸害”，他们对宰相真是既恨又爱。因为中国实在是太大了，皇帝纵然有三头六臂，也不可能一个人包揽所有的事务，所以皇帝必须找一个“助手”，而这个助手就是宰相。
在皇权体制内，作为最高行政首脑，宰相的地位非常特殊，堪称是整个皇权国家的“二把手”，在中国历史上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宰相
多少年来，中国人一直用一句话来描绘宰相的特殊地位：“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宋朝人张方平指出：“君为元首，宰相乃其股肱，动静休戚，义犹一体。”所谓元首，指的是脑袋；股就是大腿，肱就是肩膀。毫无疑问，如果把整个国家机器比作一个人的话，那么皇帝就相当于脑袋，而宰相则处于全身运动的枢纽部位，行立俯仰，莫不关之。
宰相的职权有多大？
关于宰相的职责，西汉初年的丞相陈平有一句非常“经典”的名言：“宰相者，上佐天子理阴阳、顺四时，下育万物之宜，外镇抚四夷诸侯，内亲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职焉。”一句话，宰相对内要辅佐皇帝，为皇帝出谋划策，并统领百官，指挥内外百司；对外，要妥善处理与周边各民族的关系，真是国防、内政、外交无所不管。所以，《宋史•；职官志》称“宰相之职，总百官，平庶政，事无不统”。
具体来说，宰相大致有以下几项权力：
一是谋议权。所谓“谋议权”，就是宰相就国家的方针、政策、法令、措施提出建议，并与皇帝共同讨论。所以，西汉初年，宰相曹参推行“无为而治”的方针，不主动入宫向皇帝提出建议，汉惠帝就责怪他“无所请事”。
二是副署权。就是皇帝的诏令、制敕和上谕要由宰相签署，并由宰相机构发布。在制度上，如果宰相没有在诏书上签字，诏书也就没有法律效力，有关部门可以拒绝执行。例如，武则天当政时，曾派肃州刺史王本立去“宣敕”逮捕宰相刘祎之，结果遭到刘祎之的抗议：“不经凤阁（即中书省）、鸾台（即门下省），何名为‘敕’？”意思是，这道“敕书”没有经过中书、门下两省宰相的签署，仅仅是武则天的一纸命令，在法律上是无效的，怎么能称为“敕”呢？
三是用人权。包括选任贤才与罢免不称职的官员。在宰相拥有的各项权力中，用人权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古往今来，那些“良相”大多能够充分并恰当地行使用人权。在唐玄宗初年，有两位名相——姚崇、宋璟：姚崇“进贤退不肖，而天下治”；宋璟“务在择人，随材授任，使百官各称其职”。
四是裁决一般政务权。对于朝廷内外的一般政务（即所谓“小事”），宰相有权直接处理，无须请示皇帝。譬如，唐代的宰相可以以“政事堂”的名义发布堂案、堂帖，直接指挥内外百司，处理各种“小事”。
总之，宰相的地位非常特殊：“受命天子，总理万揆。”古往今来的无数事例表明，在皇权专制政体下，宰相与皇帝的关系至关重要，与王朝的兴衰存亡关系甚大，相权的消长可以说是观察历代政治得失的一个重要“指针”。政治的“秘诀”就是对权力进行互相制约，每一种权力都不能无限膨胀，皇权和相权什么时候能够实现平衡，什么时候就能实现政治清明。
在皇权国家里，在某种程度上，宰相的作用甚至比天子更为重要，因为专制帝王虽然高高在上，大权在握，但宰相处在皇帝与各部门之间，在皇帝与各级官吏之间充当“桥梁”；同时，宰相又是道德和忠诚的象征，它是确保皇权不被滥用的一道防线、一种保证。所以，宰相必须拥有丰富的政治经验和灵活的政治手腕，才能处理好朝廷内外各种错综复杂的关系。
宰相制度的演变
在中国古代的政治体制中，宰相制度居于核心地位，是连接政治制度的中心环节。从中国历史来看，宰相制度的起源甚早，而且复杂多变，其演变过程大致可分为五个时期：萌芽期、创立期、鼎盛期、调整期、衰落期。
（1）萌芽期：黄帝至西周。
在史书中，这一时期已经出现了“宰”、“相”、“百揆”等一些关于官职的记载。在政治实践中，这些职位已经有辅助君主处理政务的职责，但宰相尚未成为正式的官称，更谈不上建立宰相制度。
（2）创立期：春秋至秦
这是一个大分裂的时代，内外矛盾交织，国家政务日渐繁忙，国君一个人实在是难以应付，于是出现了一个以宰相为最高首长的官僚集团。在这个大变革的时代，各国纷纷招贤纳士，选贤用能，一批名相也应运而生，如管仲、晏子、商鞅、张仪等人，他们活跃在周秦之际的历史舞台上。
经过几百年的政治实践，到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创立完整、成熟的宰相制度便水到渠成了。其实，早在战国后期，秦国就率先设立“丞相”一职。至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在中央设立丞相，“掌丞天子，助理万机”，使之成为正式制度。
（3）鼎盛期：汉初至汉武帝时
到西汉初期，宰相的权力迅速膨胀，并很快达到了顶峰。当时，宰相处于“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无所不管，并出现了萧何、曹参、陈平等一大批名相。不过，就在相权膨胀之时，相权和皇权之间的矛盾也开始显露出来。由于相权的膨胀对皇权构成了威胁，所以皇帝就想方设法地制约相权，一些宰相很快“厄运当头”：从西汉建立到汉武帝时期，共有三十多位宰相被杀，被贬黜的更多。
（4）调整期：汉武帝时期至元朝
在两汉时期，由于皇权与相权的矛盾开始显现，宰相制度很快进入了调整期，核心是：皇权日益集中，相权不断被分割。因为历史条件不一样，不同的皇帝又有不同的特点和喜好，所以宰相的权力也有变化：时而强化，时而弱化。
汉武帝以后，皇帝开始倚重身边的心腹——尚书台，削弱相权。不过，时间一长，尚书台逐渐坐大，又形成一个实际的行政中心，分割乃至取代了相权，最后形成了内外朝互相消长的局面。
在进入调整期后，宰相制度也多有变化，最重要的特征是多相并存、三省出现。在曹魏时，三公（太尉、司徒、司空）只是名义上的宰相，只有录尚书事、尚书令及尚书仆射才能实际执掌朝政。至两晋时，中书监、中书令、侍中的地位提高，又分割了尚书省的权力，宋、齐、梁、陈时多有沿袭。北魏、北齐时，门下省逐渐发展起来，侍中的权力大增。西魏时，宇文泰改革官制，以“大冢宰”为宰相，后来又改设左、右丞相。隋朝建立后，杨坚废三公，以三省长官知政事，称为“真宰相”。
唐朝是中国宰相制度演变的一个重要阶段，其宰相机构与宰相名称复杂多变。在唐朝前期实行的是三省制，中后期演变为中书门下体制。在唐前期，真正掌握实权的是尚书省、中书省和门下省。作为中央最高行政机构，尚书省下设吏、户、礼、兵、刑、工六部，长官为尚书令，副长官为左、右仆射；中书省负责处理表章、起草诏令，长官为中书令，副长官为中书侍郎；门下省负责审查奏抄、签署诏令，长官为侍中，副长官为黄门侍郎。
在三省之外，又有“政事堂”。政事堂本来是三省长官商议军国大事的场所，从唐太宗时起，皇帝经常指派别的官员去政事堂，参与讨论国家大事：一是给资历较浅的官员加上“参与朝政”、“参知机务”、“参知政事”、“专典机密”和“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等名号；二是给一些资历较老的元勋功臣加上“同中书门下三品”的名号。至唐玄宗开元十一年（723年），改政事堂为“中书门下”，使其成为国家最高权力机构，政治体制又发生了很大变化。
宋朝时，设置“中书门下省”作为宰相机构。为了分散相权，皇帝有意设立多位宰相，一般是以“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为正宰相，“参知政事”为副宰相。起初，参知政事的地位还比较低，后来与正宰相没有多大差别，使宰相的权力更加分散。此外，又设立枢密院（长官是枢密使）、三司（长官是三司使），负责掌管全国的军队、财政，以分割相权。
金国入主中原后，废去中书省、门下省，以尚书省总揽政务。元朝时，在中央设立中书省，负责统领六部，长官为中书令，下面有平章政事等多位官员，相权又有所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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