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权悲剧-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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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国入主中原后，废去中书省、门下省，以尚书省总揽政务。元朝时，在中央设立中书省，负责统领六部，长官为中书令，下面有平章政事等多位官员，相权又有所恢复。

　　（5）衰落期：明朝至清朝末年

　　宰相制度无论怎么调整，都不能彻底解决皇权与相权之间的矛盾。明朝洪武十三年（1380年），朱元璋下令诛杀丞相胡惟庸，并废除中书省，命六部直属皇帝，同时，将相权分给六部，朝廷的权力都集于皇帝一身，君主专制制度发展到了顶峰。明成祖时，设立内阁，以内阁大学士负责批答奏章、草拟圣旨。其实，内阁大学士只是相当于皇帝的“私人秘书”，其权力要比原来的丞相小得多，但世人一般把内阁大学士比作宰相。

　　清朝初年，设内秘书院、内国史院、内宏文院等三院，不久改为内阁，但也只能处理一般政务，军国大事是由“议政王大臣会议”决定。至雍正时，设立“军机处”，负责商议军国大计、草拟上谕，皇帝集权达到了极点。清朝末年，进行官制改革，废除军机处，另设“责任内阁”，以内阁总理大臣为首长，相权又有所回升。最后，随着武昌起义一声枪响，清朝灭亡，宰相制度也走到了它的历史尽头。　　　


“帝相关系”的范式：刘邦与萧何

　　古人云：“读史使人明智。”在皇权国家体制下，要想探究宰相和皇帝之间的微妙关系，不可不读《史记•；萧相国世家》。

　　在大一统的皇权国家体制下，皇帝与宰相的关系范式，是在汉朝初年确立的。总的来说，这一范式是由以下内容构成的：皇帝用人，以权、术、势掌控大局；宰相主事，从各方面为皇帝效力。

　　若论起才干，中国古代的皇帝大多属于二流甚至三流人才（刘邦只是一个无赖，他再精明，也顶多是一个二流人才），而宰相则多为一流人才（在这一点上，萧何是没有争议的）。作为皇帝，他们的心思主要用在坐稳龙椅，防止大臣（特别是宰相）谋反，保证政局稳定；而宰相的心思，主要是用来谋划国事，只有极少数宰相有僭越、谋反之意。

　　总之，皇权与相权既相克相制，又相辅相成，皇帝与宰相因而构成了一对难解的“矛盾体”，这个矛盾贯穿于整个皇权专制国家的始终。所以，对宰相这个“二把手”，皇帝是时而相信，时而猜疑；反过来，宰相对皇帝往往是始终如一（正所谓“忠臣不事二主”），有“反骨”的极少，多数是愚忠不改。

　　具体来说，萧何这个人既精通法律，又很有经济头脑，善于调配钱粮，是宰相的最佳人选。但是，在传统的皇位争夺战中，萧何的优势发挥不出来，只有选择一位好的主子，为他效力。刘邦与萧何，一个是国家的最高权力中心，一个是行政部门的最高首脑，只有通力配合，才能使刚刚建立起来的西汉王朝政治清明，百姓乐业。在实践中，虽然刘邦和萧何是多年的“老关系”，相处得比较融洽，但刘邦对萧何也难免猜忌，不太放心。

　　当时，就发生了这么一件怪事：汉高祖十二年（公元前195年），淮南王英布举兵造反，刘邦命萧何留守京师，自己御驾亲征，去讨伐英布。可是，就在出征期间，刘邦不放心，几次派人打探萧何正在做什么。探来探去，也没发现这位萧宰相有什么“劣迹”，只听说他正在变卖家财，努力支援前线。本来，萧宰相做的是好事，但“万岁爷”刘邦一听，却是脸色大变。

　　不知怎么的，这件事被萧何的一位门客知道了，赶忙告诉萧何：“萧大人，您马上就要大祸临头了！现在，您功高盖世，又位居宰相，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民心归附；而皇上又远征在外，他能不起疑心吗？眼下，皇上多次派人打探您的情况，就是怕您功高震主啊！您为什么不做一些坏事情，比如广置田园、放高利贷，来让皇上放心呢？”

　　于是，萧何便依计而行。果然，当刘邦得知一向清廉自守的萧何竟然也贪起“小便宜”来，才长出了一口气，原来他心中早就有一把“算盘”：只要萧何贪图小利，他就不会有什么政治野心。其实，在专制帝王的眼里，贪污腐败虽然可恶，但还不至于危及“国本”——专制皇权，有政治野心才是最可怕的事情。

　　由此看来，在皇权国家体制下，贪污腐败之风之所以愈演愈烈，也不能完全归咎于那些贪官污吏。在一定程度上，是皇帝怂恿（有时甚至是逼迫）官员们贪污，他们搞腐败也有其不得已的苦衷。对于皇帝来说，官员贪污腐败固然不好，但也有一个莫大的好处：谁只要贪污，就在无形中将“把柄”交给皇帝了，一旦皇帝看他不顺眼，就可以“名正言顺”地处置他。所以，在圣明的“万岁爷”面前，本身手脚就不那么“干净”的群臣也只有俯首帖耳，皇帝的万里江山反而因腐败更牢固了。

　　不过，“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在一定限度内，腐败或许是维持专制皇权的“良方”；要是贪污腐败过了头，也要付出惨痛的政治代价，许多王朝就是被贪污腐败搞垮的。当然，这是另外一个问题，暂且不论。

　　汉高祖刘邦虽然是地痞无赖出身，但在玩弄权术方面却是“无师自通”。萧何是大汉帝国的开国宰相，真可谓劳苦功高，对“老板”——刘邦更是忠心耿耿，即便如此，他还是遭到刘邦的猜忌，甚至下过大狱，坐过几天牢房。可悲的是，后世的帝王纷纷效仿刘邦，久而久之，就形成了一种恶劣的传统：宰相或要么故意装傻充愣，要么无所作为，二者必居其一，绝对没有“第三种选择”。总之，宰相的地位虽然崇高，是“二把手”，但在皇权国家体制下，宰相与“一把手”——皇帝之间却有天壤之别，实际上没有完整的人格可言，必须要看皇帝的眼色办事，夹起尾巴，老老实实地做人。　　　


宰相得人，利国利民

　　在某种意义上，在皇权国家体制下，作为帝国的最高行政首脑，宰相对中国历史的影响可能不亚于专制帝王。因为在“家天下”的格局下，皇帝是世袭的，这就决定了皇帝不可能都是贤明的，但是宰相并非是世袭的，在贤明的几率上当然要远远高于皇帝。

　　几千年来，在中国历史上，不乏一些贤明的宰相（如管仲、曹参）。他们对上辅佐天子，对下统率百官，既有眼光和能力，又有手腕，将国家治理得井井有条，促进了社会的发展，对人民有好处，因而备受后人的颂扬。

　　管仲：“中国第一宰相”

　　在中国历史上，管仲可是一个“大大有名”的“重量级”人物。管仲之所以能够浮出水面，得益于齐桓公不拘一格地任用贤才。

　　周庄王十二年（公元前685年），齐国国君无知在雍林被杀。当时，有资格继承君位的有两个人：一个是逃往莒国的公子小白，有鲍叔牙辅佐；另一个是逃往鲁国的公子纠，有管仲辅佐。一得知无知死去，这两个人就急着赶回齐国，展开了一场争夺时间的竞赛。

　　为了铲除竞争对手，管仲率领一队人马在半路上拦住小白的去路，并一箭射中了小白的衣带钩。小白这个人很聪明，当即咬破舌头，口吐鲜血，躺倒在车上。管仲以为小白已“死”，急忙回去报信，公子纠大喜，便放慢了行进的速度。结果，小白捷足先登，抢先赶回国都临淄，成为国君，这就是齐桓公。

　　随后，齐桓公和公子纠血战一场，公子纠惨败，被杀。本来，齐桓公打算处死管仲，以报一箭之仇。不料，师傅鲍叔牙出面力谏：“您如果只想做一国之君，就可以杀了管仲；如果您还想称霸列国，就要重用管仲，因为他是一个绝世奇才。”于是，齐桓公不计前嫌，起用管仲为“相”，并拜他为“仲父”，委以重任，终于成就了辉煌的霸业。

　　其实，管仲这个人并非以计谋见长，他擅长的是治国安民，特别是具有战略眼光。周釐王元年（公元前681年），齐桓公与鲁国国君在柯地会盟。当时，鲁国大将曹沫突然把匕首架在齐桓公的脖子上，要求他将齐国占领的土地归还鲁国。经管仲出面疏通，齐桓公才勉强答应。事后，齐桓公视之为“奇耻大辱”，打算抵赖。幸亏管仲及时进言，陈明利害，齐桓公这才履行了诺言。结果，此举赢得了诸侯们的拥戴，使齐桓公威信大增，最终成为春秋时期第一位霸主，取得了“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的成就。所以，就连孔老夫子也很佩服管仲先生。

　　管仲不仅政绩突出，人格也很高尚。周襄王四年（公元前648年），齐桓公派管仲去洛阳朝见周天子。本来，周襄王准备用“上卿”之礼欢迎管仲，管仲急忙推辞，最后勉强接受了“下卿”之礼。

　　不久，管仲病重，他留给齐桓公的遗言是：不要重用易牙、开方、竖刁这三个小人。可是，管仲一死，齐桓公就将这句话置之脑后。结果，齐桓公一死，这三个家伙就兴兵作乱，齐国的霸业随即烟消云散。不过，这也是“人亡政息”的中国古代政治所不可避免的现象。

　　在君主专制体制下，政治的好坏主要是靠政治家个人的努力，而不是依靠制度与机制来设定、规范的，具有很大的偶然性，经常是遇到能人就昌盛，否则则衰落。春秋前期，齐国之所以能够强盛，主要是因为“伯乐”——鲍叔牙慧眼识人，向齐桓公鼎力推荐管仲，使他可以人尽其才，协助齐桓公称霸。所以，管仲对鲍叔牙十分感激：“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叔也！”

　　管仲与齐桓公这一对“最佳搭档”，为后来的中国皇权政治确立了“贤君■良相”的标准模式。不过，在君主专制体制下，这种模式往往是可遇而不可求：不是君主不贤明或宰相不好，就是有好宰相却不被君主重用，再不就是君主和宰相都是平庸之辈，无所作为。可是，皇权社会中的中国人却对这种纯粹是碰运气的“标准模式”注入了极大热情，希望天降贤人，恩泽万民。

　　其实，这种“贤君■良相”的模式依然属于“能人政治”。多少年来，能人每每是人们竭力赞美和崇拜的“偶像”。若是从政治体制的角度来考查，我对这种政治模式却不大敢苟同，因为它的成本极其高昂（每个能人只能被动地被君主使用，完全没有主动性）。此外，能人政治很难持久：能人在，国家就强盛；能人一旦不在，大家就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国家一天天地衰落下去。

　　当然，管仲的历史功绩是抹杀不了的，后来有许多人要向管仲学习也是可以理解的。可是，管仲对于自己死后齐国的混乱和衰落却是无能为力的。这不，八百多年后，“自比管仲”的诸葛亮死后，蜀国的政局也是乱得一塌糊涂。

　　所以，100个管仲也都比不上一个合理而又切实可行的政治制度。可悲的是，几千年来，皇权社会的中国人一直不明白这个浅显的道理，不知有多少人拜倒在专制帝王的脚下，对权位孜孜以求，陷入“权力场”而不能自拔。在他们眼里，制度与机制又值几个钱？

　　曹参：“萧规曹随”

　　从汉高祖刘邦到汉景帝刘启的70年间，西汉政府信奉清静无为的“黄老之术”，实行“休养生息”的政策，轻徭薄赋，与民休息，使得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