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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部分

皇权悲剧-第17部分

小说: 皇权悲剧 字数: 每页40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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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读书人只能像被豢养的狗一样,纷纷拜倒在专制帝王的脚下,向皇帝讨饭吃,成为帝王的“网中鱼”。

  因为天下文人太多,专制政权需要的少,供远远大于求,对专制帝王来说,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有充分的挑选余地,自然不需要珍惜。反之,为了衣食富贵,士人们奔走在“羊肠小道”上,必须多方钻营,一方面互相争斗,抢夺那一点残羹剩饭;另一方面,对专制帝王阿谀奉承,曲意逢迎,希望能分享到一点点“龙恩雨露”。

  纵观皇权社会,中国古代的文人们不论是得意,还是失意,他们始终是专制帝王的奴仆和工具。所以,从根本上说,他们不可能脱离“权力场”,形成一个相对独立的社会集团。由于士大夫们的一生总要围绕着皇权和权力场进退取舍,缺乏独立的人格,所以,他们虽然掌握着知识,却与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相去甚远!

  “学而优则仕”

  “书中自有黄金屋”,古往今来,多少中国文人就是在这一信条下读书、做学问的。反之,真正为了做学问而读书的文人,则是“凤毛麟角”。对于那些专制帝王来说,这些文人真是又可爱又可恨:没有文人,便不能治理天下;有了文人,他们又可能翘起尾巴,时而掀起一些政治波澜,甚至与皇帝对着干。

  于是,在专制帝王们的精心策划下,这条“康庄大道”便铺就了:只有把那些喜欢兴风作浪的文人都纳入自己直接控制的范围内,专制帝王才能高枕无忧;只有驱使读书人为做官而读书,才能最大限度地磨灭文人们的“独立性”和“创造性”。千百年来,在高官厚禄的诱惑下,多少读书人趋之若鹜,拥挤在那条越来越窄的“独木桥”上,乐此不疲。所以,中国古代文人虽然被戴上了一副“政治枷锁”,在思想上被阉割,却浑然不觉,心甘情愿地接受着专制帝王的“嗟来之食”。

  皇权社会中,在这条羊肠小道上奔走的汹涌人潮中,能够完全置身事外,冷眼旁观“权力场”的又有几人?当然,也有个别洁身自好、不为名利所动的“真正的文人”,譬如陶渊明,但也是“凤毛麟角”!的观念,恐怕早已深入中国古代文人的“骨髓”了。其实,人们并不是不知道“学”与“仕”之间是对立的,但中国古代文人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竟然将两者巧妙地结合在一起,而且天衣无缝。

  几千年来,中国皇权社会有一支“举世罕见”的文人队伍,但是这些素来以宏扬民族文化、启迪智慧为己任的文人却是“囊中羞涩”,没有留下多少可以流传后世的好作品,岂非咄咄怪事?细想一下,一点也不奇怪:这些“御用文人”热衷于功名利禄,为此孜孜以求,连“知识分子”应该具有的“独立性”都丧失了。试想一下,他们连“独立人格”都不具备,又怎么会写出发人深省、启迪智慧的作品,创造出好的民族文化呢?

  其实,中国古代文人“独立性”的丧失由来已久。自从孔老夫子以来,中国古代的读书人就大都怀着一颗“治国、平天下”的雄心,走上了的道路,自觉地与权力场贴近,这是古代文人们丧失“独立人格”的主要原因。对此,国学大师王国维颇有感慨:

  “呜呼!美术之无独立价值也久矣,此无怪历代诗人,多托忠君爱国、劝善惩恶之意,以自解免,而纯粹美术之著述,往往受世之迫害而无人昭雪也。此亦我国哲学美术不发达之一原因也。”

  王国维的这段话寓意深远,揭示了中国古代文人没有自己的“独立价值”,只知道追逐功名利禄的心态。

  作为儒学的创始人,孔子早年曾周游列国,是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并给后人留下了许多至理名言,诸如“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等,鼓励读书人积极投身名利场。于是,在“孔圣人”的号召下,无数读书人受到错误的诱导,都拼命地往官场这条“独木桥”上挤,竟然忘记了自己的天职——“治学”、“著文”,丧失了进行独立思考的能力。其实,受到功利主义戕害的又何止是天下读书人,更贻害整个民族,毒害后世。

  几千年来,加强思想控制一直是历代王朝的“既定方针”,并且愈演愈烈。中国的皇权国家体制一建立,秦始皇就迫不及待地“焚书”、“坑儒”,使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天下读书人遭到了一次沉重的打击。到汉武帝时,推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使刚刚苏醒过来的文人迷失了自我,投身于“名利场”,丧失了自主性。

  特别是,到了明清时期,皇权国家体制进一步完备,对于文人的压迫更加残酷,使无数读书人不敢进行独立思考,更不敢批判社会现实,只好钻入故纸堆中,以考据为业。至于那些真正具有独立思考能力的读书人,从来都是处于文化的边缘地带,所以,关汉卿只能写剧本,施耐庵、曹雪芹只能写小说,而那些热衷于功名利禄的“墙头草”——骑墙文人,如洪承畴、曾国藩,却受到统治者的高度礼遇。在这种客观现实面前,为了生存,中国皇权社会的文人又怎么能不为“五斗米”而向专制帝王们折腰?

  “东门犬”李斯

  “牵犬东门岂可得乎?”这是秦朝丞相李斯(?~公元前208年)对和他一起奔赴法场的儿子,既是临终,也是临别时的一句话。死到临头,还能说出这么一番名言的人,肯定不是一个“平常人”。纵观古今,除了一些有着坚定信仰的文人外,恐怕再也找不到类似李斯这样坦然面对死神、勇于解剖自己的“硬汉子”了!

  至于封建社会或旧社会的芸芸众生,大多是在苟活着,只有鲁迅先生笔下的阿Q,在被绑赴法场时对着围观的人群“无师自通”地喊出了一句:“过了二十年又是一条好汉!”至于一般文人,也就是所谓的“知识分子”,一碰到这样的场面,实在是让我们泄气:他们可以向专制统治者叩头求饶,乞求活命,却很少有人能够像秋瑾烈士那样写出“秋风秋雨愁煞人”的绝命诗。所以,在临死前,李斯能说出“牵犬东门岂可得乎”的名言,的确是一个不寻常的举动!

  李斯相秦,后功至伟,我们可以这么说,“千古一帝”嬴政的功绩,有一半得归功于李斯;同样,秦始皇的万世骂名,也有一半得归罪于这位“李丞相”出的坏主意。可是,奇怪的是,李斯这个计谋高深的“非常之人”,竟然干出一件“非常之事”:为了保住自己的权位,在秦始皇驾崩后,他竟然与赵高、胡亥策划了一场宫廷政变,为虎作伥,害死了秦始皇临终前指定的“法定继承人”扶苏,并篡改遗诏,将胡亥推上了皇帝的宝座。

  真是让人无法相信,李斯这位曾经纵横捭阖一时,为秦始皇吞并六国、统一天下出谋划策,无不得心应手的“超级政治家”,怎么会如此缺乏远见卓识,被智商不高、六根不全的宦官赵高玩弄于股掌之上,竟然“近视眼”似地拥立一个“政治低能儿”——胡亥?看来,权力还是太诱人了,以致于迷住了李斯的双眼,使他丧失了进行正常判断的能力。

  等胡亥坐上龙床,昧着良心的李斯终于松了一口气,认为自己的地位已经“稳如泰山”,今后再也不用担心了。他哪里想得到,这仅仅是拉开一场权位争夺战的序幕,好戏还在后头呢?

  秦二世元年(公元前209年),陈胜、吴广在大泽乡发动起义,各地人民纷纷响应,秦朝在全国的统治已经岌岌可危了。这时,作为“当朝丞相”的李斯非常着急,准备进谏,劝胡亥改变统治政策,以缓和社会矛盾。赵高知道后,眼珠滴溜溜一转,计上心来,就找到李斯,告诉他:“现在,关东盗贼出没,皇上却拼命征发人民修建阿房宫,过着声色犬马的生活。我本想规劝皇上,无奈人微言轻,丞相大人为何不去劝谏皇上呢?”

  听了赵高的这一番“肺腑之言”,李斯也很感动:“现在皇上深居简出,我想向皇上进言,却找不到合适的机会。”赵高暗喜,急忙说:“丞相要是能进谏,真是利国利民的大好事!哪天皇上有空,我就派人告诉您!”

  其实,这是赵高设下的一个圈套,李斯倒好,这只“傻狗”竟然不识好人、坏人,顺着他的道来了。

  于是,赵高就趁秦二世正在寻欢作乐之时,派人通知李斯。李斯这个“傻冒”竟信以为真,来到皇宫门前求见。如此次数一多,秦二世非常扫兴,对李斯很不满。

  这时,赵高趁机“火上浇油”,大进谗言:“听说李丞相的长子李由是三川郡太守,和盗贼陈胜等人是老乡,所以故意不派兵镇压,致使楚国盗贼横行。此外,我还听说,他们在暗地里有书信往来,勾勾搭搭,不知干些什么勾当。”秦二世听后,认为赵高说得“头头是道”,真是自己的“知心人”,便派人调查李斯的“劣迹”。

  不过,李斯也不是一盏“省油的灯”,很快就知道了其中的“道道”,便立即上书揭发赵高“心怀不轨,阴谋篡权”,说得有理有据。可惜,他碰到的是秦二世,竟然不进盐酱:“你说了些什么胡话呀?赵高只是一个宦官,向来安分守己,从不恣意妄为,对朝廷忠心耿耿,真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可你却无端怀疑他,是何道理?”对于李斯的“金玉良言”,秦二世非但置之不理,反而怕李斯对赵高不利,又派人传话给赵高,让他小心。

  当时,关东地区的盗贼越来越多,朝廷派兵前去镇压也不能解决问题,就像割韭菜似的,一茬又一茬,割而复生。于是,右丞相冯去疾、左丞相李斯、将军冯劫联名上书进谏,劝秦二世暂时停止修建阿房宫,减轻对老百姓的压迫。胡亥不但听不进去,反而下诏,要把他们统统抓起来,投入监狱。冯去疾、冯劫知道后,认为“士可杀,不可辱”,就自刎了,只有李斯这个“软骨头”没有自尽。

  李斯一下狱,赵高就对他严刑拷打,鞭子就像雨点一般落到了他的身上。李斯平生哪里吃过这个苦,最后屈打成招,被迫承认自己“谋反”。但是,李斯心里不服,自认为劳苦功高,便在狱中上书秦二世,给自己“评功摆好”,恳求他发一发“善心”。没想到,这些奏章全都落到了赵高之手,他连看也不看,就从鼻子里哼了一声:“囚犯无权上书!”说完,他就将这些奏章付之一炬。

  最后,秦二世二年(公元前208年)七月,李斯一家老小,一个不漏,全都被“腰斩”于咸阳。眼看就要行刑了,刽子手已经将那把磨得雪亮的鬼头大刀擎在手中,这时李斯才长叹一声,对即将人头落地的儿子谈起陈年往事:“小二子,你还记得吗?那时,我领着你们哥儿几个,牵着黄犬,走出上蔡东门去追赶狡兔的情景吗?看来,这样的闲情逸致,这辈子是再也不可能了。”

  就这样,在临死前,这位杀出上蔡的河南人,对自己追逐权力的一生进行了一次全面否定!

  几千年来,在皇权国家体制下,中国古代的读书人大多对“权力场”有着一种异常的嗜好,有着强烈的权力癖。也许是受孔子“学而优则仕”的金科玉律影响,许多人从一开始读书识字,就有一种强烈的要“出人头地”的愿望。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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