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权悲剧-第3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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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不对劲，就一把将他拖到房内。

　　见桌上摆着几样菜肴，倒还精致，李煜便举起杯来，一饮而尽：“今朝有酒今朝醉！今天，我偶然填了两阙词，你何不按谱循声歌唱一回呢？”小周后推辞不得，便将《虞美人》一字一字依谱循声，轻启朱唇唱了起来。借着酒兴，李煜亲自吹起玉笛相和。虽然一吹一唱，并无别的乐器伴奏，倒也婉转抑扬，动人肺腑。

　　这当儿，在李煜周围监视的人急忙飞报太宗。读了《虞美人》这首词，太宗勃然变色，一拍龙书案说：“看来，李煜还没有忘记故国，若不将他除掉，必为后患！”于是，太宗赐给李煜一瓶“牵机药酒”，李煜喝完御酒，脸色大变，倒在床上，已是气息全无了。

　　太宗知道后，非常“悲痛”，追封李煜为太师、吴王，并废朝三日，把丧事办得“体体面面”。李煜下葬后，小周后自然要入宫谢恩，太宗就乘机把她留在后宫。

　　作为一国之君，李煜高高在上，却不知“家国”为何物？直到做了俘虏，他才在自己的词中“不合时宜”地有了一些家国之感，却因此换来“牵机药酒”。作为一个文学家，他是出类拔萃的，但作为一个国君他确实很荒唐。在皇权专制时代，这种身份的“错位”带给李煜的是人生的悲剧，而这种悲剧又反过来促使他在诗词方面取得了不朽的业绩！　　　


宋徽宗痛失江山

　　与宋徽宗的祖先宋太宗相比，女真人还算是比较“宽厚”的：徽宗在他们手里活了9年，而且是病死。临终前，这位天才的“艺术家皇帝”也曾写过一首怀念故国的词——《燕山亭•；北行见杏花》：

　　“裁剪冰绡，轻叠数重，淡著胭脂匀注。新样靓妆，艳溢香融，羞杀蕊珠宫女。

　　易得凋零，更多少，无情风雨。愁苦！问院落凄凉，几番春暮？

　　凭寄离恨重重，这双燕，何曾会人言语。天遥地远，万水千山，知他故宫何处？

　　怎不思量？除梦里，有时曾去。无据，和梦也、新来不做。”

　　这首词表现了作者的悲怆与真情，可能是这位皇帝所有诗词中最好的一首：往昔的一切，就连做梦也梦不到了，悲怆之情可以想见。可惜，就是在这样一首词里，我们依然可以看出作者的浪漫和轻佻。

　　也许是受佛教的影响吧，中国人素来相信“轮回报应”之说，许多人“津津乐道”的是：宋徽宗赵佶是南唐后主李煜托生的。倘若这种说法是真的话，赵佶倒真是为李煜报了国破家亡的仇恨——让宋太宗的万里江山断送在他的子孙手中。

　　对于一些不太了解历史的人来说，他们可能对徽宗很陌生。但是，只要你读过施耐庵的《水浒传》，只要你熟悉那些梁山泊好汉，就知道，那位使国家奸臣当道、专门把好人逼上梁山、被李逵称为“皇帝老儿”的，就是此人。

　　徽宗赵佶，生于元丰五年（1082年）阴历十月十日。据说，在他出世前，父亲宋神宗曾经去秘书省观看李煜的画像，对这位“亡国之君”的儒雅风度颇为心仪，随后徽宗就降生了。仅此一条，就使许多人相信赵佶是由李煜转世投胎的。

　　其实，不少人早就发现，在许多方面，这位宋徽宗赵佶确实和李煜惊人地相似：

　　——他们的艺术天分都很高，而且才华横溢，文采风流。稍有不同的是，李煜是一位词人，而赵佶则是书法家、画家。

　　——在治理国家上，他们同样昏庸，同样不管老百姓的死活，只顾自己享乐，极其可恶。

　　——他们都是“亡国之君”。李煜的南唐是被赵佶的祖先赵匡胤灭亡的，赵佶的北宋帝国则是亡在了女真人的铁蹄之下。

　　——他们的归宿同样很悲惨。

　　宋徽宗刚即位时，北宋是一个非常富足的帝国（也许是当时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经过徽宗长达25年的统治，大宋帝国已经由一座锦绣江山变成了“名副其实”的破船漏屋，帝国的统治已经摇摇欲坠。

　　更可耻的是，当宣和七年（1125年），女真人的铁骑大举南下时，这位徽宗皇帝不是振作精神，奋起抵抗，反而不负责任地把皇位“禅让”给儿子钦宗赵桓，让他出来收拾残局。然后，他带上一大帮妃嫔、宫女、宦官南逃，准备一走了之。最后，迫于朝野舆论的压力，他才返回京城。

　　两年后，即靖康二年（1127年）的正月，大宋朝遭遇了一场“灭顶之灾”：帝国首都汴梁沦陷敌手，它的两位皇帝——已经退居太上皇的徽宗赵佶和他的儿子钦宗赵桓相继沦为女真骑兵的俘虏，只有徽宗的第九子——康王赵构侥幸脱身，在南方建立了政权，总算维持了大宋帝国的半壁河山。

　　在沦为女真人的俘虏后，按照“战争法则”，被掳去的皇子皇孙、王公贵戚，都成为“亡国奴”。在这场颠沛流离的大迁徙中，不少人由于饥寒交迫而抛尸荒野，其余的幸存者被迫垦田种地，自力更生。最不幸的是那些女子，无论是宗室妇女、名门闺秀，还是小家碧玉，或沦为奴婢，或被选为女乐，无一例外地成为金国贵族的淫具，被奸淫毙命者不计其数，幸存的也是强作笑颜，苟延残喘。至于徽宗的妻子、女儿，也不能例外：除了年老色衰的，都被女真人瓜分，沦为姬妾；等她们老了，再沦为奴婢、侍女。徽宗和钦宗，这一对“父子皇帝”，则被流放到金国北部边陲的一个偏僻小镇——五国城（今黑龙江省依兰县），在那里“坐井观天”，度过了屈辱的余生。

　　生活能够改变一切。命运的改变，使我们的宋徽宗从至高无上的“皇帝陛下”一落千丈，成为“阶下囚”，也使他从一个“异想天开”的艺术家变成了一个真正的诗人。在痛苦、悔恨、无奈和悲伤的煎熬中，他的诗词也一洗铅华，成为血泪心境的真实写照：

　　“彻夜西风撼破扉，萧条孤馆一灯微。

　　家山回首三千里，目断天南无雁飞。”

　　“九叶鸿基一旦休，猖狂不听直臣谋。

　　甘心万里为降虏，故国悲凉玉殿秋。”

　　南宋绍兴五年（1135年）六月，在饱经屈辱和伤痛之后，徽宗终于在五国城抑郁而死，终年54岁，钦宗则比他多活了26年，于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逝世。

　　不过，从被俘之日起，一直到客死五国城，徽宗从未放弃过有朝一日能够回到故国的幻想。最后，他也只能带着极大的遗憾告别人世。“狐死首丘”，临终时，徽宗遗愿归葬宋土。可是，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要求，女真人也不肯首肯。　　　


“破天荒”的《训政细则》

　　从鸦片战争以后，中国进入了近代，皇权国家体制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其中，一个最突出的表现就是：皇帝不再是至高无上，上面还有一个“慈禧太后”凌驾于皇帝之上。这不，在慈禧的一手导演下，一个“空前绝后”的限制皇权的法律文件——《训政细则》出笼了。

　　同治十三年（1874年），亲政还不到一年的同治帝突然得了不治之症。消息一传出，嗜权如命的慈禧就全力以赴地投入皇位之争。在她的策划下，醇亲王奕■之子载湉即位，是为光绪帝。因为载湉即位时才4岁，所以慈禧再次垂帘听政，并“信誓旦旦”地表示：这是“权宜之举”，“一俟嗣皇帝（指光绪帝）典学有成，即行归政”。

　　到了光绪十二年（1886年），光绪已经16岁，快要成人了。这时，慈禧碍于祖制，不得不做出准备“归政”的姿态。六月，她亲自召见醇亲王奕■和礼亲王世铎等人，表示：从今年冬至开始，由皇帝亲自前往圜丘行礼，并于明年举行“亲政大典”。

　　乍看起来，慈禧是在信守诺言，准备把皇权归还给光绪。可是，慈禧这个人权力欲很强，不甘心“大权旁落”，盘算着如何在光绪亲政后继续操纵清廷的大权。对此，醇亲王奕■当然是“心领神会”。作为慈禧的亲信，奕■深知这个女人不简单，此举只不过是想考验一下群臣的态度，看他们对她是否忠诚？

　　奕■果然没有让慈禧失望！没到5天，他就想出了一个“训政”的主意，并带头上奏，请求皇太后“训政”。在这份奏折中，他首先对慈禧歌功颂德，吹嘘了一番她的“文治武功”，然后找出一些“冠冕堂皇”的借口，提出：待皇帝年满20岁才归政，而且光绪亲政后，也应当永远依照现有规制，一切事情先请示皇太后，再向皇帝奏闻。这样一来，不但大大推迟了光绪亲政的时间，而且把慈禧把持朝政的局面“永远”固定下来。

　　为了壮大声势，奕■又联络世铎、伯彦纳谟祜等人，一起请求慈禧再“训政”数年。十月，奕■、世铎等人制定了一个详细的《训政细则》：“必须永照现在规制，一切事件，先请懿旨，再于皇帝前奏闻……”根据这个细则，所有军国大事都要由慈禧处理，光绪即使亲政，也仍然是一个“傀儡皇帝”。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位醇亲王奕■恰好是光绪的生身父亲，却带头制定《训政细则》，给光绪打造了一副“政治枷锁”！中国的皇权政治就是这么奇怪，有时真是让人百思不得其解！

　　两年后，鉴于光绪即将大婚，慈禧不能再厚着脸皮不归政了，只好宣布：从光绪十五年（1889年）二月起正式“归政”。可是，在奕■的指使下，军机处起草了一个《酌拟归政事宜折》，提出：在皇帝亲政后，在京各衙门的奏折先由皇上披阅，另由军机处誊抄一份呈皇太后“慈览”；至于各级官吏，先由军机处开列名单，再由皇上奏明慈禧，才颁布谕旨。这样一来，光绪虽然可以批阅奏折，却没有最后决定权，慈禧仍然在幕后操纵着实权。

　　光绪十五年（1889年）一月，光绪帝大婚。婚后，慈禧宣布“撤帘归政”。二月初，光绪正式举行“亲政大典”。不过，这与其说是光绪“亲政”的开始，倒不如说是慈禧通过“训政”的方式为自己遥控朝政铺平了一条“金光大道”。

　　光绪亲政后，慈禧表面上搬到颐和园“颐养天年”，但是，根据《训政细则》，她继续操纵着朝政，并对光绪进行“遥控”。每个月，光绪帝至少要去颐和园向慈禧“请训”两次，有时甚至多达五六次。至于重要的奏折，光绪必须送呈慈禧“慈览”，才能作出决定。

　　说起来，也是光绪帝倒霉！中国的皇权国家体制素来有两面性：一方面，皇权至高无上，似乎无所不包；另一方面，对于皇权的具体范围和大小，历朝历代从来没有作出明确的规定。所以，尽管皇帝高高在上，但在实际的政治实践中，皇权可大可小，大可以大到皇帝包揽一切事务，小也可以小到皇帝大权旁落，甚至完全听命于他人。现在，光绪偏偏碰上了慈禧这么一个强悍又有心机的女人，给他制定了一个《训政细则》，将皇帝置于“陪衬”地位，并明确规定：一切军国大事都由慈禧定夺。在皇权社会里，这可是一件“破天荒”的事情，而且偏偏让刚刚“亲政”的光绪第一个“享受”这种“特殊待遇”。

　　所以，对于这份《训政细则》，光绪身边的一些大臣愤愤不平，御史安维峻就曾直接上疏指责慈禧：

　　“皇太后既归政于皇上，若仍遇事牵制，将何以上对祖宗，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