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权悲剧-第3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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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祯十七年（1644年）三月，李自成打进北京城，崇祯在煤山上吊自杀。随后，马士英、阮大铖在南京拥立福王，建立弘光政权。因为钱谦益名气大，被弘光小朝廷委任为礼部尚书，达到了自己政治生涯的顶点。
不过，这一切都是“昙花一现”。南明弘光二年（1645年）五月，清军大举南下，福王、马士英、阮大铖等人只顾自个儿逃命，把百官都丢在南京。面对强大的满洲铁骑，钱谦益手下没有一兵一卒，束手无策。当时，爱妾柳如是曾劝他一死殉国。可是，钱谦益却暴露出贪生怕死的弱点，于五月乙酉率领文武官员出城投降。
降清后，钱谦益被清廷任命为礼部侍郎，充任修撰《明史》副总裁。不过，国破家亡，钱的心里也很不好受，在仕途与名节之间徘徊，陷入了一种深深的痛苦之中。几个月后，他就借口有病，请假回到家乡常熟。
顺治四年（1647年），钱谦益因为卷入抗清斗争，被清朝当局逮捕入狱。这种看似“出尔反尔”的行径，正反映了钱的痛苦和无奈：作为一个“失节者”，他在心底里为自己的错误忏悔，想以抗清举动来洗刷自己曾经降清的污点。最后，钱谦益却落得了一个“两面不是人”的下场：在明朝遗老遗少的眼里，他是一个“叛臣”；在清朝统治者看来，他又是一个“朝秦暮楚”的贰臣。
后来，经过柳如是多方奔走营救，请托斡旋，钱才侥幸逃过这一劫。出狱后，他移居红豆山庄，表面上“退隐林下”，但在暗中仍然与各地的反清势力保持联系。
到了康熙三年（1664年），钱谦益卧床不起，眼看不行了，家里却连“丧葬费”都出不起。恰好，有一位盐台顾大人来恳求钱代他写几篇文章，许给“润笔”（即稿费）1000两白银。可是，这时钱已经无力写作，只好求来访的黄宗羲代笔，黄觉得很为难。无奈，钱谦益就来了一个“霸王硬上弓”——命家人把黄反锁在书房内。最后，黄宗羲“被迫”写了几篇文章，这才帮钱处理后事。
据说，在临死前，钱谦益还在为自己的失节行为痛悔不已，说出了一句让人“肝肠寸断”的话：“当初不死在乙酉日（指南京城陷落之日），这不是太晚了吗？”
后来，黄宗羲写了一首《南雷诗历》，来纪念他：
“四海宗盟五十年，心期末后与谁传。凭裀引烛烧残话，嘱笔完文抵债钱。
红豆俄飘迷月路，美人欲绝指筝弦。平生知己谁人是？能不为公一泫然。”
钱谦益是明末清初的文坛领袖，他在文学和史学领域的贡献是“有目共睹”的。但是，因为他在明朝灭亡后一度失节降清，所以遭到许多人的蔑视，因而对他的作品嗤之以鼻。这种观点虽然有一定道理，却失之偏颇，对钱谦益也不公平。
与那些“慷慨激昂”的仁人志士相比，钱谦益真是活得很累：在明清鼎革的历史剧变中，他显得过于优柔寡断，近似于苟且。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在仕途上，钱谦益接连遭受挫折，而他又一心要“治国平天下”，不甘心做一个平庸的文人，这个矛盾始终阴魂不散地萦绕在他的心头，难以摆脱，最终扭曲了他的心灵。
在皇权专制时代，钱谦益的人生悲剧，可以说是中国古代文人命运的“真实写照”！
“贰臣”的悲哀：“草间偷活”的吴伟业
明末清初，在江南地区有三位大诗人：钱谦益、吴伟业、龚鼎孳。其中，吴伟业有一首诗：
“为当年，沉吟不断，草间偷活。”
读起来，这句话很酸楚，也很凄凉。可以想见，在“江左三大家”当中，吴梅村应该是活得最“痛苦”的一位。
吴伟业（1609～1671年），字骏公，晚号梅村，又号鹿樵生，江苏太仓人。早年，他出身于书香门第，自幼就很聪明，后来又拜在名师张溥的门下，文章大有长进，学业精益求精。
崇祯四年（1631年），吴伟业进京参加会试，名列第一。殿试时，崇祯御笔在他的试卷上批了8个大字——“正大博雅，足式诡靡”，认为他的文章很合乎“上意”。随后，皇帝又特许这个新科榜眼“驰节还里门”，合卺完婚，这简直是轰动江南的一场婚礼。所以，他的恩师张溥很得意：“天下好事皆归子！”对此，吴伟业也有点得意忘形，自视甚高：
“陆机词赋，早年独步江东；苏轼文章，一日喧传天下。”
崇祯九年（1636年），吴伟业才28岁，就被任命为湖广乡试的主考官，可见崇祯对他多么信任！崇祯十年（1637年），他被任命为东宫讲读，这是多少饱学之士做梦才能做到的位置。次年，皇太子出阁，就读于文华殿，崇祯亲临，询问《尚书》大义，并赐给他“龙团月片，甘瓜脆李”。
在这一阶段，吴伟业真可谓“一帆风顺”，他的成就让人眼花缭乱，叫好鼓掌都来不及！
对于吴伟业的一生，有两个人对他影响很大，一位是老师张溥，另一位是亲家陈之遴：前者使他卷入了明末的党争，后者促使他接受清朝的征召。这两件事虽然相隔多年，但就吴伟业个人而言，后来他投靠清朝，正是他当初介入崇祯时期党争的必然结果。
在皇权社会里，如果说政客们喜欢附庸风雅的话，那么，文人们也大多具有“附庸政治”的兴致。张溥虽然是一位文学家，但他似乎更愿意当一位“政治活动家”。崇祯初年，皇帝清除阉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也比较宽松，张溥乘机发起“复社”，议论朝政，针砭时弊，俨然一派“反对党”的派头。
一般来说，中国的文人不善于玩弄政治，即使像张溥这样的名人，也经常在政治现实面前碰个头破血流。他不明白的是，在皇权专制时代，文人的命运都捏在皇帝的手心里：当他需要知识分子出声时，文人才可以出声；当他不需要时，文人们最好闭紧嘴巴，别自讨没趣。在历史上，那些被杀掉的文人，大多是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以为专制帝王多么爱护他们，而“不合时宜”地发出声音的结果。
在老师张溥的鼓励下，吴伟业竟然头脑发热，以为自己肩负着拯救“天下苍生”的重任，便上书陈词，甚至利用皇帝召见的机会，“进端本澄源之论”，将政敌狠狠批了一通。
可是，吴伟业不明白：中国的皇帝独裁成性，他们在左手给知识分子自由的时候，右手也随时准备收回自由；何况，崇祯又是一个疑心很重、喜欢朝令夕改的人！
所以，没过多久，复社就受到朝廷打压，张溥也遭到指控，大有“山雨欲来”之势。这时，吴伟业害怕了，觉得北京不是他待的地方，就主动当“逃兵”，跑到南京当了一个国子司业，虽然是冷板凳，但毕竟离开了政治漩涡，至少能睡一个安稳觉。
令许多人不能理解的是，像吴伟业这样一位文学名家，又深受崇祯的“知遇之恩”，为什么不能像陈子龙、夏完淳那样舍身取义，或者像顾炎武、黄宗羲那样隐姓埋名，坚决不肯为清朝服务呢？至少，他可以学王夫之那样，保存明朝的衣冠，躲在大山里读书。
不过，这些都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啊！在中国古代的文人里，强者太少，而弱者太多，许多人向来信奉“好死不如赖活”的哲学，宁愿跪下来求生，也不愿意站着去死！
吴伟业虽然身体不太好，向来多病，可他的入世之心却很重，虚荣之心更强。也许，他一生下来就有“鸿鹄之志”，对自己的期望值很高吧！因为他舍不得放弃荣华富贵，所以他既不能“杀身成仁”，也不能“隐身岩穴”。怎么办？没有别的选择，也只有“忍辱偷生”这一条路可以走了。
让吴伟业后来“痛心疾首”的是，自己竟然受不住诱惑，接受清朝征召，去北京做官，也毁掉了自己一生的清誉。
原来，明朝灭亡后，清廷在进行武力征服的同时，为了笼络汉人，也在进行“文化征服”，积极招诱天下名士。当时，“江左三大家”里的钱谦益、龚鼎孳早就投降清朝，不知怎么的，清朝政府偏偏没有注意到吴伟业。
顺治十年（1653年），在钱谦益的授意下，由吴伟业出面发起，江南九郡的文人齐聚虎丘广场。在上次崇祯六年（1633年）的虎丘大会上，吴是以榜眼和翰林院编修的身份出场的，充其量只是一位众望所归的“明日之星”。而这次虎丘大会，他是大出风头，成为一位众星捧月的“精神领袖”，一位举足轻重的“文坛泰斗”。所以，他的儿女亲家陈之遴一推荐，清廷就立即征召他进京。
此时，吴伟业真是“进退维谷”！就在吴伟业复出之说甚嚣尘上之时，他的好友、“明末四公子”之一的侯方域曾致书劝阻：吴曾蒙崇祯厚恩，科名第一，这是一不可出；短短数年内，吴就被崇祯提升为大臣，这是二不可出；吴若再次出山，官位、清望都会大打折扣，这是三不可出。当时，吴也曾回信，慷慨激昂地表示：“必不负良友！”
吴伟业虽是一个文人，但在张溥的诱导下，他也曾参与崇祯朝的党争，积极的方面是懂得了官场的险恶，消极的方面是亲身感受到了“权力场”的诱惑。在权力场的盛宴上，那一杯文学的美酒又算得了什么？所以，面对清朝的征召，吴伟业最终还是动心了，因为他不愿意“老死牖下”。何况，他身边还有一位早已卖身投靠清朝的密友兼亲家陈之遴在积极怂恿他！
临行前，亲朋好友都来为他送行。这时，有一位少年写了一封信，派人送到宴会上。吴伟业打开一看，脸色都变了——里面有一首诗：
“千人石上千人坐，一半清朝一半明，寄语娄东吴学士，两朝天子一朝臣。”
在这里，“寄语”二字，多少带有一点劝诫的意思：阁下，您的一生已经是一半清朝一半明朝了，还执意要去做“两朝天子一朝臣”吗？
让他大失所望的是，进京以后，“大名鼎鼎”的吴伟业竟然只捞到了一个几乎带有“羞辱”性质的的秘书院侍讲（从四品），甚至比他当初在南明政府里的詹事府少詹事还低了半级。为此，他付出了“变节”的代价，付出了数十年声名的代价，得到的却是冷遇、漠视和猜疑。要是早知如此，吴伟业还不如不降清呢！
吴伟业也真是一个“书呆子”，他也不想想：大清朝已经入关十年，早就坐稳龙廷了，像他这样一位归顺太迟的文人，还能指望顺治皇帝专门为他开“欢迎会”吗？
在北京的几年里，清朝的政局风云突变，大案迭起，吴伟业担心自己会被牵连进去，真可谓“无一刻不历艰难，无一境不尝辛苦”。最后，他拨拉一番“小算盘”后，发现自己真是干了一件大蠢事：在这场“零和游戏”中，什么都没有得到，连自己的未来和前途都搭了进去，真是输得够惨的！
“贰臣”的悲哀：吴伟业
特别是在吴伟业仕清以后，一想起崇祯皇帝过去赐给自己的种种恩典，他就会椎心泣血，悔恨万分，无法原谅自己。在中国人的心目中，忘恩（尤其是辜负帝王之恩）负义，最被人不齿。于是，他就以伯母张夫人病逝为由，辞官南归。
对于吴伟业来说，这几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