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权悲剧-第4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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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无私剑之捍，以斩首为勇。是以境内之民，其言谈者必轨于法，动作者归之于功，为勇者尽之于军。是故无事则国富，有事则兵强，此之谓王资。”
在韩非那支犀利的笔下，孔孟儒学被批驳得一塌糊涂，难怪为韩非所倾倒的秦始皇后来会对儒生大开杀戒，干出“焚书坑儒”的事情来。
在否定复古、倒退的孔孟儒学，为新的皇权国家体制的建立“鸣锣开道”的战场上，荀子师徒精神抖擞，一往无前，为中国第一个皇权国家——秦朝的建立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这一时期，他们站在了时代的最前沿，可以当之无愧地被称为“斗士”。但是，在秦朝以后，随着中央集权的皇权专制国家逐步确立，作为替这种权力形式呐喊和战斗的荀韩哲学，也就逐步由斗士变成奴仆。
西汉中期，董仲舒对孔孟儒学进行改造，并提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深受汉武帝的赏识。为了笼络人心，从汉朝开始，专制帝王逐步把“独尊”的地位交给儒学，因为在儒学的外面披着一件“王道”的外衣，不像荀韩哲学那么面貌狰狞，更容易被人们接受，不至于引起太大的反感。
从此，儒学就成为中国皇权专制社会的正统声音，其余诸家学说或者退居幕后，或者销声匿迹，中国哲学也逐渐成为专制皇权的“奴仆”。在专制帝王的身边，聚集着各色各类的儒生，有的充当牧师，有的争做奴才，偶有一两个“离经叛道”者，轻则被羞辱、诟骂，重则遭囚禁，甚至被明正典刑，株连九族。
古往今来，在皇权专制体制下，中国人战战兢兢，不敢越雷池一步，清初著名学者钱湘灵曾在家门口贴了一副对联：
“名满天下不曾出户一步，言满天下不曾出口一字。”
这是中国古代学者心态的真实写照！试想一下，在严密的高压统治下，学者们都“不曾出户一步”、“不曾出口一字”，哪里还谈得上什么思想、哲学。在威严、肃杀的皇权专制统治下，学者们能够苟全性命就算是“龙恩浩荡”了，哪里还敢随便讲话，批判专制皇权，除非他有两个脑袋！
法国启蒙思想家爱尔维修有一句名言：
“专制制度的特点，就是扼杀人们精神中的思想、灵魂中的美德。”
这句话值得我们深思！纵观中国历史，越到皇权社会的后期，专制皇权就越发厉害。特别是在满清入主中原以后，吸取历代王朝的经验、教训，制定出一整套专制、独裁的国策，将皇权国家体制推向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峰！在大清朝的高压统治下，人们的思想被扼杀，甚至用薙发留辫、口称“奴才”等规定竭力践踏人的尊严，让中国人没有半点“人”的骨气，更谈不上什么哲学、思想和哲学家、思想家，有的只是“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和“奴才死罪！死罪”……
在17、18世纪，中国人依然生活在高度专制的满清王朝统治下，西方却先后爆发了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美国独立战争和法国大革命，逐步进入近代资本主义社会。直到鸦片战争后，中国才出现了魏源、洪仁⒀细础⒖涤形⑻匪猛雀牧寂伤枷爰遥彩恰瓣蓟ㄒ幌帧保芸炀捅换嗜ㄗㄖ铺逯扑淌伞Ｃ娑院诔脸恋摹⑶看蟮幕嗜ㄗㄖ乒遥偈惺吨浚ɡ绻ㄗ哉洌┮彩俏弈芪Γ挥卸笸筇鞠ⅲ�
“九洲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
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材。”
当时，中国确实需要“不拘一格”的人才！在长达几千年的皇权专制的高压统治下，中国没有出现德谟克利特、伊壁鸠鲁那样的哲学家，更缺乏洛克、孟德斯鸠、伏尔泰、卢梭那样大无畏的“哲学巨匠”。在一片“万岁！万岁！万万岁”、“皇恩浩荡”和“奴才该死”的赞美声中，中国人一直生活在“铁屋子”里，浑浑噩噩地接受奴才哲学的愚弄、欺骗，任由专制帝王摆布，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直到甲午战争后中国人才猛然惊醒！
所以，自从秦始皇统一六国，建立皇权国家以后，中国就再也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哲学”了，有的只是替专制皇权涂脂抹粉的“奴才哲学”。在专制皇权的威压和奴才哲学的欺骗下，中国人的头脑里充斥着种种“奴才思想”，如：君要臣死，臣就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就得亡；倘若不服从，就是犯上作乱，大逆不道，十恶不赦。
在皇权社会里，权力有三个要素，即军队、法律和哲学。几千年来，专制帝王们动用军队镇压人民，运用法律管束人民，同时利用奴才哲学来欺骗、麻痹人民。如此一来，皇权专制制度就“稳如泰山”了，这就是皇权国家能够在中国延续二千多年而不倒的“奥秘”所在！
打一个形象的比喻，如果把权力比作老虎，哲学比作人的话，那么，在皇权专制时代，就是：老虎吃掉了人，而且这个被吃掉的人还“为虎作伥”，既引导老虎去吃更多的人，又蛊惑、迷乱人们的心灵，让人们“心甘情愿”地被老虎吃掉。
总之，对于瓦解人民的斗志、巩固皇权专制制度，中国古代的奴才哲学是“功不可没”！
哲学与权力的“共生共灭”关系
古希腊大思想家亚里士多德有一句名言：“人天生是政治的动物。”自从有人类以来，权力就诞生了；几乎是如影随形，替权力辩护的哲学也出现了。
归根结底，哲学和哲学家无非是权力的辩护人：他们不是替这种权力形式辩护，就是替那种权力形式辩护。所以，有人甚至提出：让哲学家走出书斋，干脆由哲学家称王，从“辩护律师”的地位变成“当事人”，这就是柏拉图倡导的“哲学王”的思想。
反过来，另一些学者试图让哲学与权力绝对分离，造就一个权力真空的世界。例如，16世纪英国哲学家莫尔提出的“乌托邦”的思想。在世界名著《乌托邦》中，莫尔运用形象化的语言阐述了自己的哲学主张：在一个遥远的海岛上，有一个名叫“乌托邦”的地方，那里一切财产都是公有的，没有私有财产，没有压迫、剥削，人人都要参加劳动，男女完全平等，都热心公共利益，一切劳动产品都属于全体人民，进行合理分配；至于管理人员，由全体人民选举产生，每年选举一次。不过，这个“乌托邦”虽然很美妙，但终究无法逃脱权力的支配和约束。
18世纪中叶，在《自然法典》中，法国哲学家摩莱里描绘了一个未来的“大同社会”。因为摩莱里认为私有制是“万恶之源”，所以，在他的“理想国”里，没有私有财产，每个人都可以平等地享受劳动、休息、医疗和接受教育的权利。有趣的是：在这个新社会里，人们穿的都是清一色的衣服，住的是一样的房屋。
像莫尔、摩莱里这样的哲学家，他们的本性是善良的，都把批判的目光集中在私有制上，但他们刻画的“理想社会”仍然无法逃脱权力的控制。
只要有人类，就会有权力；只要有权力，就会出现为权力辩护的哲学，这是权力与哲学在人类社会低级阶段的表现形式。当人类社会进入高级阶段时，权力与哲学的表现形式也出现了差异：一方面，哲学依然是权力的“辩护人”；另一方面，当人们要推翻某种权力形式时，就首先要从思想上批判和否定为那种权力形式辩护的哲学。如果这种哲学被人们摒弃，权力这只大鼎只剩下法律和军队两只足来支撑，就会摇摇欲坠了，因为法律和哲学的关系非常密切，任何法律都需要哲学来提供理论依据；如果哲学被否定了，那么法律就会成为无根之木、无源之水。一旦哲学、法律这两只足都垮了，权力这只大鼎就剩下军队一只足勉强支撑，这种权力形式的崩溃也就指日可待了。
二千五百多年前，孔夫子曾经说过：“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一个政权崩溃的前兆，就是它所依靠的哲学出现了普遍的信仰危机。一旦这种信仰危机无法克服，这个政权就失去了“合法性”，很快就要分崩离析，无论它当时多么强大，都是“外强中干”，无法摆脱必然灭亡的命运，中国的皇权专制政体也不例外。
在秦始皇时，秦朝是够强大的，“奋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驭宇内，吞二周而亡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执捶拊以鞭笞天下，威振四海”。但是，嬴政自恃强大，穷兵黩武，焚书坑儒，丧尽人心。特别是，秦二世凶残、暴虐，出现了全国性的信仰危机，结果陈胜、吴广在大泽乡宣传“大楚兴，陈胜王”，“斩木为兵，揭竿为旗，天下云集而响应……遂并起而亡秦族矣”。
不过，等陈胜建立“张楚”政权，当上国王以后，他刚愎自用，也迅速腐化，很快就失去了人民的信任，世人很快就看清了“大楚兴，陈胜王”的实质——只是出现了又一个“作威作福”的皇帝，而且还是一个“土皇帝”。所以，没过几个月，张楚政权就垮台了，陈胜也被部下所杀，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农民大起义以轰轰烈烈开始，却以迅速失败而收场。
蒙古族建立的元朝是够强大的，曾经地跨欧、亚两洲，军力之强世界罕见。但是，因为元朝统治者顽固地坚持民族歧视政策，“名不正，言不顺”，这个大帝国只存在几十年时间就崩溃了。
想当初，“闯王”李自成是何等受人拥戴！那时，人民到处传唱着“迎闯王，不纳粮”的口号，带着对未来美好社会的向往，热情支持农民起义军。可是，没过多久，严酷的现实就告诉人民：这个“李闯王”并不比崇祯皇帝好多少。
在打进北京后，李自成建立的“大顺王朝”迅速腐化，使老百姓从根本上改变了对李自成的看法，他们“始愤痛思旧矣！”北京的老百姓出于对起义军的憎恨，竟然怀念起他们过去切齿痛恨的明朝，这是多么惨痛的教训啊！正因为失去了人民的信任，这位曾经在战场上纵横驰骋、所向披靡的“大顺皇帝”李自成，只坐了二十几天的金銮殿，就匆忙逃出北京，最后竟然在湖北九宫山死于区区几个地主武装团练之手，前后一对比，反差何等强烈！
洪秀全建立的“太平天国”更是如此！咸丰元年（1851年），洪秀全领导的农民起义迅速席卷整个南部中国，并在天京（南京）建立太平天国，满清王朝在全国的统治已经是“摇摇欲坠”。
当时，洪秀全自称“天王”，虽然没有称皇帝，但他依然大权在握，作威作福。
在金田村起义时，洪秀全曾宣布：“天下多男人，尽是兄弟之辈；天下多女子，尽是姊妹之群，何得存此疆彼界之私？何得起尔吞我并之念？”此外，他还郑重地许诺：要建立一个“有田同耕，有饭同吃，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人间天国”。
说得是何等“动听”！
但是，就像陈胜说过的“苟富贵，毋相忘”一样，这些美妙的言辞只适用于患难时，一旦洪秀全做上天王，他不但将这些话忘得一干二净，还公开宣布“总要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夫夫、妇妇”，建立了一整套等级制度，从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