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权悲剧-第5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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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太祖、乾隆皇帝，都是中国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对贪官毫不手软的皇帝，他们尚且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贪污贿赂问题，其他平庸、腐化的皇帝也就更不用说了。
总之，贪污贿赂是皇权专制制度的必然产物。在皇权社会里，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是绝对不能根治贪污腐败的社会弊病的。只有从根本上打倒皇权专制制度，建立民主制度，才可能从根本上澄清吏治，遏制大小官吏的贪污腐败。
周期性的社会大动荡
在中国历史上，大大小小、形形色色的社会动乱数不胜数。其中，震撼全国，造成一代王朝衰亡和社会天翻地覆的大动荡，短者几十年，长者二三百年，就要发生一次。
大体上，这种社会大动荡可以分为三种类型：（1）农民起义；（2）封建混战；（3）汉族和少数民族的战争。在历史实践中，这三种情况往往互相影响，彼此交织。例如，在东汉末年、唐朝末年的农民起义之后，是几十年的军阀混战；特别是，西晋末年的“八王之乱”引来几百年的分裂割据和南北对垒。其中，对中国历史影响最大，尤其是对于皇权国家权力系统具有摧毁性力量的，是农民大起义。
元朔元年（公元前128年），谋士徐乐曾上书汉武帝，指出：“天下之患，在于土崩，不在瓦解。”所谓“土崩”，是指民变或农民暴动；“瓦解”，是指诸侯、军阀们起来造反。从皇权国家的角度出发，徐乐认为：“土崩”的威胁最大！在这个问题上，徐乐的确很有眼光，但是，在皇权时代，没有一个专制王朝能够真正实现长治久安，最终避免“土崩”之势的出现。
纵观中国历史，我们发现，中国历史上的农民战争具有以下三个特点：
一是突发性和群发性。秦朝末年，陈胜在大泽乡揭竿而起，八方响应：“诸郡县苦秦吏者，皆刑其长，杀之以应陈涉”。一个月内，起兵响应的就有陵人秦嘉、符离人朱鸡石、取虑人郑布、徐人丁疾、沛人刘邦、昌邑人彭越、六人英布，以及魏国名士张耳、陈余，楚国贵族项梁、项羽，齐国贵族田檐。
大业七年（611年），王薄在长白山（今山东章皇东北）吹响了反隋的号角，天下英雄纷纷响应：刘武周起于马邑（今山西朔县），薛举起金城（今甘肃兰州市），郭子和起榆林（今内蒙古托克托东南），梁师都据朔方（今陕西榆林、米脂二县），窦建德起河间（今河北献县东南），汪华起新安（今安徽休宁县），杜伏威起淮南（今江淮之间），李密起巩县（今河南巩县），罗艺据幽州（今北京市），高开道据北平（今河北芦龙），其余占山为王的零星起义军更是不计其数。
元朝末年，刘子通在濠州起事，旋有彭莹玉、徐寿辉起于湖北，张士诚起于江苏，郭子兴、朱元璋起于安微，方国珍起于浙江。明朝末年，农民起义军蜂起，除了李自成、张献忠这两支劲旅之外，其余乘势而起的不下100家。
二是规模浩大，影响巨大。东汉末年，张角起义，青、徐、幽、冀、荆、扬、兖、豫等“八州之人，莫不必应”，起义军多达数十万人，京师震动。唐朝末年，黄巢起义军最多时达60万，转战全国，两次攻克都城长安。元朝末年的红巾军，明朝末年的李自成军、张献忠军都曾发展到百万人，席卷大半个中国。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运动坚持了14年，席卷18个省，攻克600多座城镇。
三是斗争目标明确，直接指向皇权国家和大小官吏。在皇权社会里，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矛头主要是指向皇权国家，反抗的直接目标是皇权政府的各级官吏（甚至皇帝）。陈胜起义的口号是“伐无道，诛暴秦”，天下人纷纷响应，“各报其怨而攻其仇，县杀其令丞，郡杀其守、尉”；黄巾起义军的口号是“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到处“焚烧官府，劫略聚邑”；在隋末农民战争中，起义军“得隋官及山东士子皆杀之”；黄巢起义军对贵族、官僚毫不留情，“尤憎官吏，得者皆杀之”；李自成起义军的口号是“不当差，不纳粮”，进北京时满街逮捕士大夫，明朝宗室屠戮几尽，“凡有身之家，莫不破碎；衣冠之族，骚然不得安生，甚则具五刑而死者”。
在中国历史上，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如此频繁、猛烈和规模浩大，并将斗争矛头直接指向皇权国家政府，这在世界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可悲的是，通过农民战争，虽然推翻了一个个旧王朝，但是一个个新的王朝又建立起来。在王朝鼎革之际，社会动荡不安，战乱不息，多少年的建设成果毁于一旦。
在秦汉之交，短短8年里，全国人口就从2000多万锐减到1000万左右，减少了50％还多。西汉初年，社会普遍贫困：“民失作业，而大饥馑。凡米石五千，人相食，死者过半，户口可得数才什二三。”当时，社会经济极其凋敝，连天子都坐不起4匹马拉的马车，王公将相们只能乘牛车。
东汉末年的大动乱造成的破坏更是惊人。永寿三年（157年），东汉的总人口达5600多万。大动乱过后，魏、蜀、吴三国总人口才760余万，不及原来的1/7。初平三年（192年），董卓部将李傕、郭汜攻破长安，“时三辅民尚数十万户，傕等放兵劫略，攻剽城邑，人民饥困，二年间相啖食略尽”。
经过社会大动乱，一些繁华、富庶的地区变成一片瓦砾，许多城市被摧毁。盛唐时，长安人口近200万，城市规模比今天的西安还要大。经过唐末五代的动乱，长安迅速衰落下去。北宋时，定都开封，方圆193公里，人口在100万以上。可是，经过宋金之际的大动乱，到金国正大七年（1330年），开封人口只有9万人，周围8．5公里，一下子倒退到600年前开封城的规模。历史似乎是一个大轮回，经过600年，又回到了原点。
因为社会经济的发展一再受到周期性大动乱的破坏，中国古代的社会经济也必然是一上一下地波动着，很难有一个持续几百年的连续积累过程。众所周知，唐代是商品经济相当发达的朝代。当时，长安已经出现了金融市场，并有专门办理汇兑业务的商人组织，还出现了供抵押信用的质库，现代的几种金融业务差不多都有了。建中三年（782年），唐朝政府借口筹措军费，向长安金融市场勒借200万贯，商人愤而罢市，政府不得不让步，可见长安的市民已经有相当力量了。但是，经过唐末大动乱，长安城急剧衰落，这一切都不复存在了！
纸币的使用，也与之类似。早在宋真宗时，四川就出现了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元朝时更建立了一套相当完备的货币制度，而欧美各国开始使用纸币是在18世纪，比我国要晚700年。但是，经过元朝末年的社会大动乱，社会经济遭到了很大破坏，这套相当完善的货币管理制度灰飞烟灭。在我国漫长的皇权社会里，在一定的阶段，商品经济可能高度发达，甚至会出现一些资本主义的萌芽；不过，即使这些种子发芽了，有的甚至已经发育成幼苗，它们注定要在这种周期性的大动乱中夭折。
这种急风暴雨似的周期性大动乱，一次又一次打断了社会经济的正常发展进程，使社会的发展和进步非常缓慢。在1500年以前，中国高度发达，一直居于世界领先地位。过了300年，中国从明朝换成了清朝，又经历了一个从繁荣到崩溃，再到复苏、繁荣的王朝的大轮回，而西方却迅速发展起来，开始飘洋过海，对东方进行殖民、侵略，最后用大炮轰开了中国的大门。历史就是这样的无情！
“四大发明”是中国人的骄傲，它们传到西方后，对西欧的社会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这些伟大的发明在自己故乡的命运又如何呢？鲁迅先生辛辣地说：西洋人用火药做武器，而我们却用来做鞭炮；西洋人用罗盘来航海，而我们则用它来看风水。
总之，中国皇权社会的大动乱只“破”不“立”，是不能产生新果实的耕耘。也许，从历史发展的总体过程来看，历代王朝的生产力水平仍然在缓慢地提高，后一个王朝的生产力水平和生产关系要比前一个王朝有所发展、进步，但是，这种前进是在一次又一次毁灭后的恢复、发展。中国皇权社会前进的道路是如此地迂回、曲折，不得不由一代又一代人反反复复地往前走。中华民族是一个伟大的、有创造性的民族，却一边创造出无比辉煌、灿烂的古代文明，一边迈着沉重的步子，行走在弯弯曲曲的道路上，在皇权体制下生活了二千多年，一直到辛亥革命，中国人才最终摆脱了皇权国家的桎梏！
这真是中华民族的悲哀！在中国历史上，竟然会发生如此周而复始、频繁发生的惨烈巨变，不是喜剧，而是悲剧。那么，为什么会在中华大地上出现这一幕幕的历史大悲剧？关键就在于皇权国家体制，以及寄食在这个体制下的大大小小的官吏们，是他们阻碍了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将人民推向绝路！
秦朝末年，陈胜在大泽乡起义后，丞相冯去疾、李斯和将军冯劫曾指出：“盗多，皆以戍漕转作事苦、赋税大也。”隋朝末年，瓦岗军发布檄文，列举隋炀帝的十大罪状，说他的罪恶“罄南山之竹，书罪无穷；决东海之波，流恶难尽”。北宋末年，方腊之所以要发动起义，是因为“赋役繁重，官吏侵渔，农桑不足以供应，吾济所赖以为命者，漆诸竹木耳，又悉科取无锱铢遗。……东南之民苦于剥削久矣”。南宋端平元年（1234年），乔行简上疏：“方今境内之民，困于州县之贪刻，扼于势家之兼并，饥寒之氓常欲乘时而怒，茶盐之寇常欲伺间而窃发”。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林爽文在台湾发动起义，提出的口号是“剿除贪官”、“拯救万民”。
自古以来，中国人有一句名言：“官逼民反”！其实，中国的老百姓是最善良、最勤劳的老百姓，也是最吃苦耐劳、最富有忍耐力的老百姓。可是，正是他们发动了这么大的、令专制帝王为之瑟瑟发抖的起义，这说明：他们遭受的压迫和剥削已经达到了令人不能忍受的程度，老百姓忍无可忍，才被迫起来反抗。正是皇权国家体制本身，从反面迫使民众起来造反，埋葬了一个又一个专制王朝！
改朝换代的“自我更新”机能
二千多年前，在《九问》中，伟大的诗人屈原发现月亮一圆一缺，提出了一个著名的命题：“夜光何德，死则又育？”意思是，什么机制使月亮死而复生呢？从现代科学的角度来看，屈原所提的问题是没有意义的，但是，如果我们把月亮比作中国古代的皇权国家，就可以提出一个同样有意思的问题：为什么皇权国家能够一而再、再而三地重建？
如果从世界历史的角度鸟瞰中国古代的皇权国家，就不能不对其巨大的修复能力感到震惊！在农民大起义的猛烈打击下，腐朽的旧王朝迅速土崩瓦解；然后，经过短短十几年，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