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共和谈演义 (第二部)作者:马辂-第2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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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撕毁。”
正在这时候，宋哲元回来了。
在乐陵过着世外桃源般生活的宋哲元是被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惊醒的。原来，卢
沟桥冲突发生后，秦德纯一方面和日本人进行交涉，一方面派张克侠等人前往乐陵，
汇报情况并接宋哲元回来。
宋哲元闻变，倒并不怎么惊讶，这种事他经历的多了。见张克侠等人心急如焚
的样子，宋哲元安慰他们说：“目前日本还不至于对中国发动全面战争，只要我们
表示一些让步，局部解决仍有可能。”
于是，他一面下令秦德纯抵抗日军的进攻，一面像以前一样寻找妥协解决的办
法。当蒋介石要他去保定主持抗战事务时，他却跑到天津，亲自展开对日交涉。
宋哲元一到天津就表示：“我虽赞成和平解决，但不接受日方提出的任何条件。”
又通告声明：（一）二十九军绝对遵奉中央命令，枪口不对内；（二）冀察领土主权不
能任人侵犯；（三）对日交涉本和平原则进行。
但是，日本方面却不希望宋哲元这样。在松井太久郎等人的密谋下，亲日分子
陈觉生、齐燮元、潘毓桂等人立即包围了宋，纷纷向他劝说，要他留津和日本人谈
判。在日方的压力和亲日分子的诱劝下，12日，宋哲元对外发表企求战事和平解决
的谈话。
为了制造谈判气氛，宋哲元下令从14日起，北宁铁路列车运行正常化；解除北
平戒严，释放被捕日人；严禁与日人磨擦。
随后，月本驻屯军参谋专团向来哲元提出7项无理要求，威胁说如果宋不答应，
就要求解散政务委员会和二十九军撤出冀察。
宋哲元急令张自忠、齐燮元、陈觉生和日方代表桥本群进行谈判。双方谈判结
果为：
一、处罚责任者。中国准备处分当时卢沟桥驻军的营长金振中，日方要求处分
冯治安师长。
二、关于道歉。日方要求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亲自道歉，中方拟由副军长秦德
纯代表道歉。
三、日方要求北平维持治安，由保安队代替冯治安的第三十七师；中方要求由
张自忠的第三十八师担任。
四、中方立即实行撤兵及取缔抗日分子。
蒋介石在庐山得报，立即致电宋哲元：“卢案必不能和平解决。无论我方允其
任何条件，而其目的则在以冀察为不驻兵区域与区域内组织用人皆得其同意，造成
第二冀东。若不做到此步，则彼得寸进尺，决无巳时。中央正决心运用全力抗战，
宁为玉碎，毋为瓦全，以保持我国家之人格。”
此后、蒋介石几乎每日一电或数日一电，指导对日行动事宜。
蒋介石的抗战决心就此迅速坚定起来。其根本原因是因本要灭亡全中国，而不
仅仅是东三省和华北，如果再不抗战，就要亡国，南京就要成为东北和华北，蒋家
王朝就要倒台或成为因本的傀儡。对此，蒋无论从个人还是从民族观念考虑，均无
法接受。就蒋本人来说，他从来不愿受人管柬，况且他现在已为一国至尊，要他对
日本天皇及日本政府称医纳贡，他岂能接受！加之他对中华民族古老文化和博大渊
深典籍的顶礼膜拜与坚深信仰，使其更具有华夏中心的优越感，在他看来，泱泱文
明古国，焉能臣服岛国倭寇！他曾对美国记者斯诺说：“我国固然是一个弱国，但
不能不保持我们民族的生命，不能不负起祖宗先民所留给我们的历史上的责任。”
7月17日，卢沟桥事变后的第十天，蒋介石在庐山发表后来变得很著名的长篇讲
话。
他慷慨激昂地说：
“此事发展结果，不仅是中国存亡的问题，也将是世界人类祸福之所系。
“我们既是一个弱国，如临到最后关头，便只有拼全民族的生命，以求国家生
存。那时节，再不容讲我们中途妥协。须知中途妥协的条件，便是整个投降，整个
灭亡之条件。全国民众要认清所谓‘最后关头’的意义。
“和平已非轻易可求得，眼前如果要求平安无辜，只有让人家军队无限制地出
入于我们国土，而我们本国军队反要忍受限制，不能在本国土地内自由驻在；或是
人家向中国军队开枪，而我们不能还枪。
“我们东四省失陷，已有六年之久。现在冲突地点，已到了北平门口的卢沟桥。
如果卢沟桥可以受人压迫强占，那么我们九百年故都，北方政治文化中心与军事重
镇的北平，就要变成沈阳第二。今日的北平如果变成昔日的沈阳，今日的冀察亦将
变成昔日的东四省。北平若可变成沈阳，南京又何尝不可变成北平！所以卢狗桥事
变的推演是关系中国国家的整个的问题，此事能否结束，就是最后关头的境界。”
蒋介石提出解决卢沟桥事变必须遵循四项原则：（一）任何解决不得侵害中国的
主权与领土之完整；（二）冀察行政组织不容任何不合法改变；（三）中央政府所派地
方官吏，如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哲元等，不得任人要求撤换；（四）第二十九军
现在所驻地区，不能受任何约束。
最后，蒋介石大声疾呼：“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
无论何人，皆有抗战守土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如果放弃尺寸土地与
主权，便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
蒋介石这番讲话，立即博得了满场掌声。
在国家存亡危急之秋，他经过多年的徘徊和委曲求全的痛苦后，在最后关头，
终于毅然抗战，决不投降，则于民族大义上，尚是凛凛一躯。
参加谈话会的各界名流无不振奋，觉得民族雪耻的时机到了。
消息传到延安，毛泽东当即表示欢迎。他说：“这个谈话，确定了准备抗战的
方针，为国民党多年以来在对外问题上的第一次正确的宣言，因此，受到了我们和
全国同胞的欢迎。”
然而在这急需团结抗日的关键时刻，国共两党的第二次庐山会谈却进行得很不
顺畅。
周恩来、博古、林伯渠了月14日应邀来到庐山的时候，蒋介石、汪精卫正在主
持谈话会。周恩来后来回忆说：这个谈话会“不是大家坐下来开圆桌会议，一道商
量，而是以国民党作主人，请大家谈话一番。”又说：“庐山谈话会的时候，共产
党没有份。我同林伯渠、博古同志三个人不露面，是秘密的。”
这次会谈是在周恩来、博古、林伯渠同蒋介石、邵力子、张冲之间进行的。周、
博、林一到庐山，即将周恩来起草的《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送给蒋介石。
这本来是上次谈判时蒋所要求的，但他这时的态度却十分冷淡。周恩来后来说：“
我们带去起草好的宣言，他要动手改两句，那时候我们还客气，同意他修改了两点。
但修改了他也不发表，总想把共产党合法这一点抹杀掉。”
在边区改制问题上，蒋介石表示承认陕甘宁边区政府，但不同意中共推荐的国
民党人选，认为宋子文、张继、于右任三人都不适合担任边区政府正职。这是此前
国民党另一名谈判代表、时任汉口禁烟缉私处主任的康泽私下向他建议的。康泽说：
“张继先生对党虽然忠诚，但很感情用事，恐怕不能担当此任。于右任经不得一拍，
共产党对他好了，他就会跟着共产党走的。至于宋子文，好像更感情用事。所以这
三个人跟共产党打交道，都只会受共产党影响。”蒋介石一听有理，便提出让“立
场很坚定”的丁惟汾到边区政府担任正职。不过后来此事不了了之了。
激烈的争执发生在红军改编后的指挥和人事问题上。蒋介石对这一点看得特别
重，而且更向后倒退了。在第一次庐山谈判时，他曾表示，三个师以上的政治机关
可以代行指挥权。还说过：“我要你们指挥，你们亦实能指挥，这是没有问题的。”
这次谈判时，蒋又改口了。他在7月14日通过张冲告诉周恩来：要求红军改编后各师
直属行营，政治机关只管联络，无权指挥。周恩来不能不在第二天写信给蒋介石指
出：“此与来上次在庐所面聆及归陕向党中诸同志所面告者出入甚大，不仅事难做
通，且使来一再失信于党中同志，恐碍此后各事之进行。”不直接说蒋失信，而说
自己失信于本党，正是一种柔中带刚、绵里藏针的手法，意在规劝蒋改变主意。
17日，洛甫、毛泽东致电局、博、林，指出：“为大局计，可承认平时指挥人
事等之政治处制度，请要求设正副主任，朱正彭副。但战时不能不设指挥部，以资
统率。”
18日，周恩来将急需确定的具体问题写成12条，其中包括洛、毛的上述意见，
通过来美龄交给蒋介石。
一但蒋介石仍然十分强硬，在指挥权上寸步不让，坚持红军在改编后不设统一
的军事指挥机关，三个师的管理直属行营；三个师的参谋长由南京派遣；政治主任
只能转选人事、指挥，可以周恩来为主任、毛泽东为副主任。
共产党对指挥权问题看得更重。从红军初创时起，就确立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
导。没有了指挥权，共产党、红军还有什么独立性？他们还能够生存吗？在这一点
上，共产党是决不会让步的。周恩来听了蒋的意见，当即严正表示：“蒋先生对红
军改编后指挥与人事的意见，我党决不能接受！”
鉴于蒋介石态度越来越强硬，国共谈判越谈越后退的情况，共产党开始冷静下
来，重新确定自己的对策。根据抗日热潮已经形成的局势，中共中央认为蒋介石已
失去进一步讨价还价的资本。而己方也已退让到不能再退的地步，这时再以退让求
团结已不是最好的办法，必须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才能改变自己在谈判桌上的被
动地位。7月20日，洛甫、毛泽东致电周、博、林：“日军进攻之形势已成，抗战有
实现之可能……我们决采取蒋不让步、不再与谈之方针。”
周恩来等随即离开庐山，飞往上海。21日，他们电告未德、彭德怀等红军将领：
在庐山，我们力争无效，遂来宁、沪暂观时局变化，如中日全面开战，则《宣言》
即可发表。并建议不管形势如何变化，须立即着手改编工作。
蒋介石的立场慢慢地有所软化。27日，蒋鼎文向已到西安的周恩来转告蒋介石
的话：红军应迅速改编，出动抗日。其他限制条件，没有多说。
28日，洛甫、毛泽东致电周恩来等，决定：“红军8月15日改编好，20日出动抗
日；三个师以上必须设总指挥部，朱正彭副，并设政治部，任弼时为主任，邓小平
为副主任（不要康泽），以便指挥作战；三个师45000人，另地方1万人，设保安正副
司令，高岗为正，萧劲光为副，军饷照给；主力出动后集中作战，不得分散；担任
绥远方面之一线；刺刀、工具、子弹、手榴弹等之补充。”
周恩来立即将此意告知蒋鼎文，请他转达蒋介石。随即与洛甫、博古赶往云阳，
与那里的朱德、彭德怀等共同安排改编事宜。按下不表。
蒋介石是7月20日返回南京的。
在等待早餐的时候，他按照老习惯例览起报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