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时书话-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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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世，他说：“中国的问题需要中国人自己来解决，同样地中国的戏剧史还
非中国人自己来编不可。”这是程氏为《清代燕都梨园史料》写序言时说的
话，其中透露的心情又何止限于撰写戏剧史一例呢。
新文学家的支持
张次溪辑印的《清代燕都梨园史料》（见图38），收有李慈铭《越缦堂
菊话》、王韬《瑶合小录》、易顺鼎《哭庵堂赏菊诗》、罗瘿公《菊部丛谈》、
沈太侔《宣南零梦录》等。有些作者已是晚近诗坛的名宿，说明当时的文人
学士已经不再把戏曲视为小道。当然，执笔者消闲的笔墨一时还难以避免，
其间的作品仍有良莠之别。
那么新文学家们的态度又如何呢？五四运动时期个别激进人物反对过旧
戏曲，以为同旧文化、旧道德一样都在横扫之列，甚至提出过消灭旧戏曲的
过激言论。《清代燕都梨园史料》却得到著名新文学家们的支持和赞许，张
次溪的劳动基本上得到专家的肯定。这说明当时的文艺界已经纠正了文学革
命时期某些不科学的看法。历史和民间文学研究家顾颉刚为张次溪写序时
说，历史留存下来的戏曲史料极罕见，这是因为“历代鸿博之士视此道为末
技，不屑道。学者不谈，谈者不学，遂至今日”，“晚近风气稍开，国人颇
知一切社会活动皆是表征文化，模声绘色原非仅以娱人也”。顾氏又以为，
自从王国维先生的《宋元戏曲史》一书问世，“学者承风，始有穷智毕力以
探求其究竟者”，而张次溪辑佚的史料正是一种开辟性的工作。
郑振铎则认为这部清代梨园史料，其可贵处在于不像过去那样只着眼于
剧本和剧作家探讨，而重视了舞台史和演剧史的方面。他认为各个时代剧本
形式上的变迁，往往是由舞台演出的条件限制来支配的，有时又是杰出的演
员活动，主宰着戏曲技术的发展，甚至“往往有因一二演员的关系而变更了
听众的嗜好与风尚”。这种见解也许是戏曲演员身在其中而不能觉察的，或
者由于文化水平的限制，他们还不能提高自己的认识，并加以理论的总结。
郑振铎代表了新文学家向戏曲的靠近，科学地提高了人们对戏曲的认识。同
时郑振铎也看到了事物的另一面，他提出：“清禁官吏挟妓，彼辈乃持其柔
情以向伶人。史料里不乏此类变态性欲的描写与歌颂。此实近代演剧史上一
件可痴心的污点。”顾颉刚也指出，《清代燕都梨园史料》中所辑入的日下
品花、宣南拾梦之类，大抵文人遣性寄情，逢场作戏之作，“未尝立意以贻
后世，不足以言信史”。这些卓见把戏曲史的研究推向一个新的境界，恰好
是编者张次溪不可能达到的高度。
赵景深也以一位学人的身份评价了这部史料的功过，承认它打开自己的
眼界，并说他在撰写有关戏曲论文时，已经多处吸收了书中的材料。特别是
新发现的剧目，更引起他的研究兴趣，为他在古典文学研究方面开辟了新的
领域。有趣的是这三位写序的新文学家，都是文学研究会的会员。文学研究
会的成员中，有不少人是重视民族传统文化的。
自从张次溪完成这一史料的辑佚以后，半个多世纪以来尚无后人来继续
这一工作，难道清代梨园史料已为张氏发掘殆尽？我对此有一点怀疑，恐怕
是没有人再如张氏那样天天跑旧书摊了吧。
焦菊隐与程砚秋
1933 年世界编译馆北平分馆印行的《程砚秋赴欧考察戏曲音乐报告书》
（见图39），是一本印制得颇为讲究的精装书。我所收藏的一本似乎可以陈
列在国家戏曲博物馆里，也可以入藏中国现代文学馆，因为它是两位大艺术
家的友谊见证，表现了一位戏曲演员与新文学家的密切交往。在本书的扉页
上，程砚秋用毛笔写着——
菊隐先生惠存并乞
教正程砚秋敬赠
名后有印章，时隔五十余年，墨色印迹犹新，一手工整的魏碑，也很见
功夫。
程砚秋的这次欧洲之行，主要是去寻求国外的新知识，同时也进行一些
文化交流工作。尽管他没有带着剧团去演出，可是他以演讲加清唱，现身说
法，还是向域外人士介绍了古老而神秘的中国京剧。也可以说这是他准备出
国演出前的一个序曲。1937 年，他准备率领剧团重访欧洲，已经约好宋德珠、
王金璐、俞振飞等名演员同行，还派出联络人员到了巴黎，准备在那里举行
的世界博览会上首演。没想到七七事变突然爆发，他的这一行动计划终于成
为泡影。
1933 年他访问法国时，在巴黎旁听了欧阳予倩同李石曾的一场对话。那
时正是希特勒进一步加紧法西斯行动的时候，欧阳予倩不能同意李石曾一味
宣扬的和平主义思想。而李石曾的主张，对于程氏曾经产生过一定的影响。
李石曾还把程砚秋的某些剧目，作为和平主义的反战剧目来宣扬。欧阳予倩
与李石曾的交锋，不知对程氏有无所动，至少使他知道了这是两种分歧的政
治观点。我们没有材料说明欧阳予倩这位新文学家对一个戏曲演员的具体影
响，但有文字记载的是，当抗战胜利以后，程砚秋在上海重登舞台时，欧阳
予倩曾经为文祝贺，谈到他们当年在国外的相见，字里行间仍然委婉地希望
程氏能结合战后的国内形势，认清不加分析地反战是不全面的。程砚秋有幸
结识了一些进步的新文学家，这对他一生所走的生活道路是非常重要的。
焦菊隐同程砚秋更有过直接的合作关系。1930 年，程砚秋在北京倡办中
华戏曲专科学校，他大胆地邀请焦菊隐担任校长，主持日常的校政和教务工
作，一直到1935 年。这当然显示了程氏的目光和魄力。因为在世人的眼光中，
焦菊隐是洋学堂出身的新文人，出版过诗集，是小说家、翻译家，同梨园戏
班是不搭界的，怎么能由一位新文学家来领导戏校呢？然而，程砚秋毅然同
焦氏合作了，并决心走一条戏曲教育的改革之路。如今早已享有盛名的演员
李玉茹、白玉薇、王金璐、宋德珠、李和曾、侯玉兰等，都是从这个学校走
出来的。至今仍有很多著名的京剧演员，怀念焦先生曾经带给他们的终身受
益的良好教育。
讲梨园掌故，或者谈中国新文学家和戏曲演员的合作，我的这一签名本
可以作为谈助。
《书评研究》
1989 年4 月，重印了萧乾的《书评研究》（见人民日报出版社《书评面
面观》第一辑）。他写了《未完成的梦》作为本书代序。他说在1934 至1935
年，他忽然对书评感起兴趣。恰好他在燕京大学需要交一篇毕业论文，于是
“身在新闻系而心在文学系的我，就找了个跨在两系之间的边缘题目：书评
研究”。1935 年7 月，他用那篇毕业论文即《书评研究》完成学业以后，即
到天津《大公报》去编文艺副刊。他利用那块园地，“声嘶力竭地为书评而
呐喊过。我宣告职业化的书评家终将诞生，并且还嚷着：‘我们需要两个批
评学者，六个批评家，五十个书评家。’”有趣的是，新印本的《书评研究》
还附录了他当年在《大公报》经手发表的那些书评。这是他组织的一支书评
队伍，如杨刚、常风等都在这本书里重新亮相。萧乾不愧是一名编文艺副刊
的老手，为了引起社会的注意，他还在报纸上组织了讨论，设计了“作家谈
书评”、“书评家谈书评”、“读者谈书评”等三组文章来扩大影响。这里
搜集有叶圣陶、巴金、沈从文、朱光潜、李健吾、张天翼、艾芜、施蛰存等
人的文章，开阔了我们的眼界，也为中国新文学的研究留下了珍贵的史料。
一个刚出校门的青年，单枪匹马地编一个大报的文艺副刊，竟然取得如此好
成绩，这在今天也许是不可想象的事。历史情况尽管不同了，但是当年萧乾
那种富有开创性的劳动精神还是令人神往的。如果我们虚心的话，一定可以
从中吸取不少有益的东西。
我收藏有《书评研究》的初版本，那是1935 年11 月商务印书馆作为“百
科小丛书”之一出版的。这套小丛书由王云五挂名主编，小三十二开本，一
律灰色封面，统一的格式。我的藏书是有作家题字的签名本，似乎先寄到了
美国，由受书的友人带回了国内，终于又流散在北京的旧书摊。书上的题字
（见图40）是——
安宅兄：
这书一出版即寄美一册，不知你收到否？兹乘寄上《篱下集》之便，再奉上一册，我
相信你一定有以示我。自你出国，我入报馆后，我们通信太少了，这罪过在我多事。我是
太马虎了，太疏懒了，但我永不能忘记你给我的若干帮助启示。这几年我们各因工作而沉
默，终究我们会把晤长谈的，愈晚，不是可谈的愈多吗？
乾弟
一九三六、四、六、上海
这实际上是一封散佚的作家书简，虽然很短，也能领略到年轻时萧乾的
那种热情劲儿。作家平时习惯于用钢笔书写，还很少看到他使用毛笔，这次
也许是个例外。受书者安宅，是李安宅教授，萧乾青少年时代的伙伴、从事
革命工作的引路人。
萧乾的《篱下集》
萧乾的第一个短篇小说是《蚕》，写于1933 年9 月。萧乾出版的第一本
小说集是《篱下集》，出版于1936 年3 月，作为文学研究会的创作丛书之一，
由商务印书馆印行。
在萧乾的全部创作中，他的小说不如散文、特写多，字数也赶不上翻译
作品。但是，他的小说起点不低，一开始便是直面社会、描写现实的。他紧
紧地围绕着穷苦人民的生活，对那个不合理的社会进行了控诉。那时的萧乾
已经进入上流社会，在著名的教会大学读书，再也不是个苦命的小学徒和送
羊奶的小工了。可是他的小说并非躲进象牙之塔里的闲适之作，既无美丽缥
缈的童话，也无迷人的风花雪月，相反地却有下层人民的苦难，还有对虚伪
的宗教、傲慢的洋人的揭露。在萧乾的作品中似乎很少单纯地写风景，《雨
夕》中对雨景的描写稍多，那是为了衬托疯女人的命运，目的还是在写人。
萧乾的小说讲究语言，这从他多年来推崇沈从文先生便可证明。他尽量
不用别人用滥了的形容词。多年前我读他的《矮檐》，写一个母亲清早醒来
去摸身旁孩子的头，他是这样写的：“摸到邻枕的那颗小秃葫芦了。”这不
仅是写人物的动作，而是写出母爱的口吻。母亲希望孩子好好念书，盼着孩
子“那两只小窟窿多认点字”。这些生动、形象的口语，我相信都是生活中
的活语言，是作者在穷街陋巷中得来的。
萧乾从屈辱困苦的生活中走向了自我奋斗的路程，他的小说则植根于苦
难生活而逐渐成熟起来。当然，他也并不满足于自叙传式的写实手法，《篱
下集》中的《蚕》、《道旁》都有他更深的追求，富有象征意味，是哲理小
说的尝试。《篱下集》并没有作者的跋，但在1934 年11 月，他在《水星》
上写了一篇《给自己的信》，作为《篱下集》的代跋，解释着写作小说的经
过和某些得失。此后，他似乎很少再用象征的手法了。
十多年前，作者还住在天坛附近的时候，我去过几次。当他知道我旧习
不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