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卓散文集-第4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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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战栗的城》那篇短文的片断中，已经简略地表达了我当时的心情。在痛
苦的煎熬中期待着，在艰苦的工作中追求着，而这一天终于来到了，一九四
九年五月十六日，武汉晴朗的天空中飘扬着解放的红旗！
在新时代的阳光的照耀下，我身上的疤痕就特别明显。我知道我距离
时代的要求还有多么远，但还是满怀信心地望着前面。我没有想到——决没
有想到，我将在一种寂寞的心情中度过漫长的二十五年。
打击是突然来到的。我痛苦、惊疑地望向四周。接着努力使自己渐渐
镇定下来，紧紧按住受伤的胸口，在无望中却还是充满了渴望，在荆棘和坎
坷中探求着道路，终于穿越过了我生命的深谷。啊，好辉煌的阳光，她照耀
着我的满头白发，我的困顿虚弱的身子，和我的含泪的笑容？ 。回顾我和武
汉的关系几乎就是回顾我的一生。美国作家马尔兹将他的一部长篇小说题名
为：《短促生命中漫长的一天》。我的感觉倒是相反的：每一天过得太快了。
而生命是漫长的。我凝望往昔，有如读一本我熟悉的但淡忘了的书。我有着
深深的感动。而且深切地体会到：自由的劳动是多么幸福，生命是多么美丽！
现在这本大书又揭开了一页，新的一章开始了，我想说，在我这是一
个真正的新的开始。
在一首小诗中我写过：怦怦跳动着，我的心在测量时间的脚步。
夜像风溶化在我的怀抱我张开双臂
迎接生命中的又一个黎明。
是的，我张开了双臂，我永远张开着双臂！１９８０年岁暮
第一课与第一步
我要说的是遥远的过去，谈到少年时在怎样的启发下喜爱了文艺，那
算是我的第一课。
谈到是怎样开始蹒跚着学步，虽然当时完全没有意识到，事实上却是
为走向文学的道路作了一点准备，这里用了“第一步”这样的说法，是有些
夸张了。——是的，我要说的是遥远的过去。也许，我还不应该认为自己已
经年迈，但回顾当年，仍不免像一个老人谈到自己孩提时那样，有点激动，
有点喜悦，也有点怅惘。
一九三四年的夏天。那时我即将升入小学六年级。也许是要为来年考
中学作准备，学校办了一个每天上半天课的暑假补习班。并不是每一个同学
都参加了，来补习的只有十来个学生。
为我们补习语文的，并不是原来的语文老师——幸亏不是。原来的是
一个高高胖胖的中年人。对我们极其严厉，一动就申斥我们，而且有时要打
手心。同学们，至少是我，对他只有畏惧，毫无感情。为我们补习语文的，
是上学期才来的教我们美术的老师，姓刘，瘦小，年轻，只有二十来岁。平
时穿一套破旧的黑色的西服，打着蝴蝶结，留着长长的头发，颇有艺术家的
风度。对同学们总是笑嘻嘻的。美术又不是主课，所以平时上课时教室里常
常是一片哄乱，他也并不发脾气。同学们是喜欢他的。
他没有为我们复习课文，却选了一些课外教材。我记得起的有鲁迅的
《故乡》、有岛武郎的《与幼小者》、安徒生的《卖火柴的女孩》、都德的《最
后一课》、亚米契斯的《少年笔耕者》（《爱的教育》中的一篇），似乎还有冰
心的《寄小读者》。在这以前，我也看过《小朋友》、《儿童世界》一类的少
年读物。但为我打开了一扇新的窗子，真正让我看到美丽的文艺园地，这是
第一次。
这几篇作品出之于不同国度的不同作家之手，风格、题材、形式上都
有极大的差异。然而它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有着浓厚的抒情性。那位年轻
的老师讲解时又满怀激情。我特别记得的是讲述《与幼小者》时的情景。他
随便地坐在一个空着的课桌上，用带湖南口音的普通话朗读着。当他读到那
位即将抛开人世的父亲对孩子们所作的哀伤的叮咛时，声音逐渐呜咽，终于
念不下去了。他走向窗口，望着灼人阳光下的校园。室内一片寂静，接着我
听到了几个女同学的低泣声，我自己也泪流满面了。就这样，这些幼小的纯
洁的心灵，是与远在大海那边、已经走向死亡的一个长者的心灵发生了交流。
同样的，我们为那个在落着大雪的除夕，蜷缩在高楼的墙角，用火柴
的微光温暖自己、照亮自己的梦、终于冻死的小女孩流了泪，从这里认识了
人生的一角。我们也非常同情那个法国少年，他眼望着全副武装的敌人，以
征服者的姿态踏进了他的祖国，在他的故乡的大街上行进？ 。而我们知道我
们的祖国也正在风雨飘摇中。我们热爱和敬佩亚米契斯笔下的那个意大利小
学生，他为了让家里增加一点收入，减轻父亲的劳累，常常在夜半悄悄地代
父亲抄写文件，因而影响了学业，损坏了健康，还要忍受老师的责难和父亲
的申斥。当最后父亲发现了真情，慈爱而又愧疚地将孩子抱在怀中时，我们
也同声一哭。鲁迅的《故乡》将我们这些在城市中生长的少年引向了破败、
荒凉的农村。看到原来活泼、勇敢的少年闰土，长大后却变得那么老实巴巴，
喊他幼年时的同伴为“老爷”，我感到失望和悲哀。
老师带着激情讲解这些作品。有时他自己完全沉浸在作品的境界中，
忘记了我们的存在，眼睛望着窗外的远空，不断地做着手势，声音激动。有
时他没有把我们当作小学生，由作品的内容谈到了人生、社会、将来，说出
了一些深奥的话。接着，他又醒悟了过来，微笑着问：“你们懂不懂啊？啊？”
我们都齐声说：“懂！”我们是习惯于这样回答老师的问话的。但与平时不同
的是，我们感到老师是把我们当作大人那样讲话，有一种骄傲的喜悦，虽然
我们只是似懂非懂，却认为自己是已经懂了。同时，也是对老师这样热情、
严肃讲课的一种尊重，唯恐说不懂会损伤他的感情。课堂秩序不仅比他上美
术课时好，也比那个严厉的语文老师上课时好。大家安静，而且那样专心。
通过作品和老师的讲解，我感受到了一点什么，思索着一点什么，认识到一
点什么。开始对生活有一种庄严的感觉，对应该怎样做一个人有一种要求，
对将来有一种梦想。当然，这些都还是十分幼稚、朦胧的。但是，它在我少
年时期的混沌中已射入了几丝微光？ 。
而且，通过这些作品和老师的讲解，开始诱发了和培养了我对文艺内
涵的感情的感受力，当然，这也还是十分幼稚、朦胧的。但是对我来说，这
是一个有益的和重要的起点。
老师还让我们自由命题写两篇作文。过去我的作文还算大致通顺，但
总是写得十分潦草，而且大都是用一些套话：“光阴似箭，日月如梭”之类，
所以往往只能得一个“丙”等。这位老师却要我们写一点自己想写的东西，
说一点自己心里的话。我开始学着认真地来写。内容是什么完全记不起了。
作文本发还给我们的时候，我看到老师写了长长的批语，大加赞扬，其中还
用了“小小文学家”这样的说法。当同学们围拢来争着要看的时候，我将作
文本合拢来，谁也不让看。作文本终于被抢走了，更可能是我有意让同学抢
走的。听到他们装腔作势地大声朗诵着那些批语，我心中是充满了激动和喜
悦。这篇经过老师仔细修改过的作文，后来在当时武汉《新民报》专门刊登
中小学生作品的副刊《小国民》上发表了。我得到了一个烧有我的名字的小
瓷茶壶算是奖品。这样更激发了我对文艺的喜爱和写作的热情。
那以后，我就搜求一些文艺书籍来看。我找到了《爱的教育》。对于我
和当时的许多少年们，这本书是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的。我另一本喜爱的书是
巴基的《秋天里的春天》，前几年我找到了一本重读了一次，依然像当年那
样感动。我又从父亲的杂志当中，找到了一期《现代》，上面刊有鲁迅先生
的《为了忘却的记念》，它是如此打动了我的心，我反复地阅读着，背诵着
其中的一些段落。现在还能背诵那最后的一段：“不是年轻的为老年的写记
念，这些年来，我却看到许多青年的血？ 。”
这是我对人生和生活开始有所认识的一个启蒙期。当然，除了文艺作
品外，我所见、所闻的一些黑暗、悲惨的社会情态也对我产生了影响。这也
是我后来走上文艺道路的一个准备期。可以说，我现在对文艺内涵感情的感
受力和鉴别力，是在当年的那一点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我对某类风格的文艺
作品的喜爱，我对自己写作中真情实感的要求，也都可以追溯到那一个小小
的源头。
我对那位姓刘的年轻的老师，滋长了一种热烈的感情。秋季开学时，
另换了一个美术教员。我焦急地去找班主任探听，知道他已被解聘。我失望，
痛苦，简直想哭了。现在想来，他是一个倾向进步的有些浪漫情绪的青年，
在那个黑暗的社会中，在艰险的道路上，过着动荡不安的生活。我后来完全
不知道他的消息。他可能为黑暗所吞没，也可能在苦斗中成为坚强的战士。
他一定完全没有想到，在人生的一次偶然的邂逅中，他自己渴求光明的心曾
经照亮了一颗幼小的纯洁的心？ 。
新的歌
人们说，记忆是有选择的。那么，我相信：我将永远记得我所听到的
一个“家庭小合唱”，和他们所唱的新的歌。
我从厦门过海到鼓浪屿，去看望两个老朋友：白文和他的妻子舒波。
我们已三十多年没见了。原来还保持着断断续续的通信，在那“史无前例”
的岁月里，断绝了消息。一年前，白文通过一家登载了我的作品的刊物转了
一封信给我，这才恢复了联系。
鼓浪屿是一个美丽的小岛，到处是高大的榕树和其他各种各样的树木、
花朵。顺着山坡矗立着形形色色的、已经显得有些古旧的西式楼房。当我转
入铺着青石板路的安静的小巷时，不知哪一家窗口传来了小提琴演奏的舒曼
的《梦幻曲》，我真像是走在一个梦境里面。
按照他给我的地址，我找到一幢石砌的、古老的三层楼房，上了二楼。
敲门，应声而出的是一位中年妇女。我一眼就认出了她是舒波，虽然她的发
式变了，而且添了一些银丝；脸上已经有了皱纹，也“发福”了，体态不像
当年那样轻盈？ 。她愣愣地望着我，接着，惊喜地喊出了我的名字。她知道
我最近会来厦门，否则她是根本不会认出我的，我的变化比她要大得多。
她领我穿过仅有一张大床的房子，走向里间。那里也只有一张大床，
一个小圆桌，一架堆放着书籍和曲谱的缝纫机，两张凳子和一张藤圈椅。这
样几件简单的家具，使这不算太小的房间显得有些空落。
她让我坐在藤圈椅上，而自己坐在床边。她笑嘻嘻地告诉我，搬家到
这里来还不久。又说，原来的住处是多么阴暗、狭窄，找到这么一个新居是
多么不容易。看得出，她很满意这两间现在还显得空落的房子。“而且，这
里可以看到海。”我向窗外望去，是的，不远就是大海，现在它正在夕阳的
余晖里闪烁着彩色的光芒。
当我简单地谈了我的情况以后，她为说到了他们一家这些年来的遭遇，
那是白文在信中曾简略地告诉了我的。他们在三十年前来到厦门，都在一个
专科学校里教音乐。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