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卓散文集-第5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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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１０岁时，有了一个小书柜。当然老早丢失了。我很怀念它。它
是与我童年的回忆连系在一起的。
我进小学后，离家在外的父亲为我订了两份杂志：《小朋友》、《儿童世
界》。当时订阅的杂志都是由邮局寄递的。我在家里做功课或是和小伙伴们
在门口玩耍时，听到邮差（当时对邮递员的称呼）高声喊我的名字，就急急
忙忙地跑了过去，接过卷得好好的杂志，我是很快乐，很得意的。父亲还为
我买了一些别的儿童读物，我自己也设法弄到了一些。杂志、书藉渐渐多了
起来。我喜爱它们，却不善于收捡，到处丢散着，有时为了找不到一部本想
看的书，急得大叫又跺脚。这种情况，母亲当然看在眼里。有一天放学回来，
看见一个小小的柜子放在房中。母亲说：“这个就给你了。以后，你的宝贝
书就放在这里边，再不要乱扔了。听到没有？”
那大约是做小生意的祖父过去用来放置杂物的小柜子，约两尺多高，
一尺多宽，一尺来长。内分三格，有两扇门，是棕色的。已经很破旧了，被
扔置在坪台上。母亲修补了一下，洗刷干净，交给了我。我高高兴兴地将书
籍、杂志清理好、放了进去。我把小书柜放在堆杂物的后房，那里家里人是
不大去的。我常去看看我的小书拒，翻检一下，这是一种愉快的享受，感到
自己有了一笔宝贵的财富。有时，就坐在杂物堆中静静地看书，看得那样入
神，一直到天渐渐暗了，母亲喊着我的名字走了进来，催我下楼吃饭。她一
面责备我不守时，一面又含着隐隐的笑意：她显然因为我嗜好读书而感到喜
悦。
现在想来，我是理解母亲的这种喜悦的心情的。我小时很调皮，很贪
玩，由于不用功，学习成绩不太好，各门功课大都只是七十多分。母亲寄希
望于我，因而很为我的前途担忧。
我热衷于阅读——即使那不是正式的课本，对她也是一种慰藉。从我
自己说，拥有了一个小书柜，培养了我对书籍的感情，几十年来，我收藏书
籍的习惯，是从那时开始的；同时也培养了我阅读的兴趣，使我课余的时光
不致完全消耗在嬉戏中。那对我日后的发展是有影响的。从某一意义说，那
个小书柜可以看做是我后来走上文学道路的摇床。
当我读初中以后，我的书愈来愈多，主要是我自己省下零用钱买的。
我喜欢跑旧书店，在那里，可以用比平时少得多的钱买到一些好书。我的小
书柜也不够用了，不得不将一些书籍留到外边，而书柜的内容也在渐渐地起
变化。我最初珍藏的是《苦儿流浪记》、《十五小英雄》（这当时是法国作家
凡尔纳的一本科幻小说的译本）、《爱的教育》、《稻草人》等。到我初中毕业
时，小书柜中主要放置的是中国现代作家的一些著作，最多的是鲁迅的作品
和一些翻译的外国文学作品了。那一年，抗日战争正在进行，我告别了形势
危急的家乡，开始了流亡学生的生活。当然，也告别了我心爱的小书柜。抗
日战争胜利后，我回到了家乡。故居已成为一片废墟，小书柜再也找不到了。
但它还留存在我的记忆中？ 。
我的初中语文老师
我初中先后进了两个学校：一、二年级是在汉口市一中。因参加“一
二？九”学生运动被默退。和我同在一个读书会的三个朋友（其中有一个是
比我高一年级的同学，另两个是别校的学生）被捕。一个名叫阎夏扬的特务
认识我父亲，要他对我“严加管教”。祖父唯恐我继续卷进漩涡中，就逼迫
我转学到黄冈县仓子埠正源中学。我是在那里初中毕业的。
我初中的语文老师先后有三个。我留下印象较深、并给我影响较大的
却是一位代课老师王志之。
先谈一谈那三位教师。初一的语文教师名叫吴树人，这名字比较好记，
因为是和鲁迅先生的原名一样的。他是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生，分配到校不
过一两年吧，年纪很轻。也正因为如此，他的态度比较严厉，但同学们还是
不怎么怕他，课堂秩序不大好。他是湖南人，有点大舌头，说话不是很清楚，
同学们为他起了一个绰号：“烧萝卜”。其实，他有学识，讲课也是很认真的。
我记得他讲鲁迅的《秋夜》和周作人的一首新诗（可能是《小河》）使我对
这两篇作品，也对散文和诗，有所启发和理解。他与我还有这样一点关系：
我被选拔参加全市中学讲演比赛的讲稿是他写的，训练我讲演的也是他。我
能取得比赛的第一名，其中大半的功劳都应该归功于他。读二年级时的语文
教师姓宁，名字则记不准，似乎是澄澈，也是北大中文系毕业。他年龄也不
到三十岁，瘦瘦的，衣着比较讲究，经常穿西服，这在老师中不多见。风度
潇洒，讲课时也很轻松自如。学生们都很喜欢他。我对他还有一种特别的感
情，是因为和我同在一个读书会的几个高年级的同学告诉我，他是倾向进步
的。当时“一二？九”学生运动的浪潮在全国澎湃展开。我们学校的校长和
训育主任对学生的爱国热情采取了压制的方式，一般教师都不大表态，但宁
老师却是同情学生，并暗地支持学生的。他的这种态度在讲课时也有意无意
地流露了出来。可以感觉到他是热爱新文艺的，虽然他也依照课本讲古文，
但讲现代作家的作品时就特别富有一种激情。他住在离我家很近的一所漂亮
的楼房里。他有一位美丽的妻子，穿着时髦。他俩常常一道骑着自行车上街，
很引人注目。他们是当时新潮派的人物。我读初中三年级时已转到正源中学。
一个乡镇的中学当然不能与汉口市一中相比，设备简陋，师资水平也差。教
我们语文的是一位姓胡的五十多岁的老先生，矮矮胖胖的，戴老式深度近视
眼镜，络腮胡子。只为我们讲古文，同学们没有什么兴趣。而且当时抗战已
经发生，经常有省城来的各种宣传队来，慷慨激昂的歌声打破了小镇的宁静。
同学们也都热情地开展了各种形式的救亡活动，哪里有上课的心思？！
但那位老师总是上课铃声一响就来到课堂，学生闹轰轰的，有的干脆溜了出
去，他照样望着窗外念他的之乎者也。
现在我要说到王志之老师。宁老师病了，他是来代课的。他从北京来
不久，是宁老师的朋友，也许是亲戚，就住在宁老师家里。宁老师向我们介
绍过，他是一位小说家，笔名含沙，认识鲁迅。这就使我肃然起敬了。我当
时喜爱文艺，并常在销路少得可怜的《时代日报》的副刊上写稿，那副刊编
者田一文是我们的熟人。但真正见到一位作家，这是第一次。
我对鲁迅先生是热爱的，一位和鲁迅有交往的人，当然会引起我的兴
趣。王老师中等身材，很健壮，留着长发，宽宽的脸，戴着一副黑边的大眼
镜，经常穿灰色的西装。他代课的时间只有两三个月，除课文外，常选一些
补充教材，大都是现代作家的作品。我听他的课是很用心的，也的确有所得。
在同学们的要求下，他也谈过一些写作经验。他告诉我们做一个真正的作家
是不容易的，要有丰富的生活经验，要有多方面的素养，还要有进步的世界
观。由于我们还只是初中学生，他讲的只是一般的常识。类似的话，我当时
在一些文章中也读到过。
但通过一位作家亲自说出来，就有一种特别亲切感，更能打动我的心。
而且，他当时正完成了一部长篇小说，将原稿分发给一些同学抄录一份。由
于我的字太劣，没有能接受这一任务，但看到那一大摞原稿时，是惊羡不已
的。想到真应该好好努力，将来也能写出这么大的作品。
关于他，有一件事我记得很清楚。我读到了刚刚出版的《中流》杂志，
上面登有鲁迅先生的文章《死》，在他作为遗嘱留给亲人的几条中，有一条
是：“损着别的人牙眼，却反对报复，主张宽容的人，且勿和他亲近。”我年
少，不能体会这几句话的含义。在下课后，当他走出教室时赶着跑去请教他。
他站住了，默默地打量了我一会才开始讲解。我已记不清他的原话，只记得
他提到了鲁迅痛打落水狗的精神，韧性斗争的必要。我虽没有能完全理解他
的意思，却有着某种领悟和振奋。他当然也知道我是受到学校当局注意的“不
安分子”，他走开前，在我肩上拍了一下。一股暖流通过我的全身，我感到
受到了激励，被推着向人生道路上跨进了一步。
就在那一学期结束后，我被学校默退，宁老师夫妇和王老师也再没有
在那所学校执教了。我不知道他们后来的情况。《鲁迅书简》出版后，我读
到了鲁迅给王志之的那１７封信，从语气上看来，鲁迅和他相当熟悉并是爱
护他的。他那部长篇小说后来出版了，但我未读到。鲁迅去世后，他写有一
本《鲁迅印象记》，我先后买过两本，都在动乱中遗失了。
时间过去了将近６０年，我只能写这样一点零乱而浮浅的回忆。对于
今天的读者未必有什么意义，但在我自己则是一个纪念。１９９２年１２月
２０日
我与《大江》
— —片断的回忆
《大江》是解放前汉口《大刚报》的文艺副刊。创刊于１９４６年３
月，到１９４９年５月武汉解放时，出了４００多期（每周二、四、六出刊）。
它的创始人也是第一任主编是女作家葛琴（鲁迅先生曾为她的小说集《总退
却》写过序言）。其后接替过这一位置的有端木蕻良、王采、天风和我，以
我任职的时间最长。曾经协助过编务的是青年诗人牧星。在这个副刊上写过
稿的作者有茅盾、雪峰、荃麟、艾芜、吕荧、邹荻帆、阿垅、路翎、绿原、
冀汸等著名的作家、诗人，也有许多青年作者。它为荒芜的武汉文坛带来了
生机，显示了希望。那几年正是解放战争激烈地进行的时期，这个副刊以它
明显的倾向配合和响应了这一伟大的斗争，表达了人民的意志和愿望。所以，
它受到了反动派的监视以至迫害，而受到了进步读者的关注和欢迎。在武汉
的新文艺运动史上，它应该占有一定的篇幅。牧星应《新文学史料》杂志之
邀，拟写评介这一副刊的专文。去年春天，他从长沙专程来武汉，查阅旧报，
访问有关人士。他一再要我也就《大江》写一点什么。我也确有这一义务。
但是，我保存的《大江》和一些有关的资料，早已丧失殆尽。现在，我只能
凭记忆写一点短文。
我是在抗日战争时期，１９３８年的７月离开武汉到重庆的。于１９
４６年的６月回到了阔别八年的故乡。当时我在一所大学念书，学校由重庆
复员到南京，一时无法开学，所以我可以在武汉停留一段时间。当时，友人
邹荻帆、陈枫已先期到了这里，他们告诉我，荃麟、葛琴夫妇也在武汉。这
两位文坛前辈，我都认识，前几年，荃麟在桂林编《文化杂志》，葛琴编《青
年文艺》时，我都写过稿。后他们到了重庆，住在张家花园全国文协机关里，
我们多次见过面。他们是著名的进步作家。抗战胜利后，没有去上海（抗战
前他们在那里），而来到从未有工作关系的武汉，我暗暗估计，一定是负有
党的某种使命的。几位与他们接近的朋友们也大都意识到这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