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卓散文集-第6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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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问题还未解决，到北京去他们家时，他们还是殷切地接待我，一如当年？ 。
荻帆于今年四月出国访问，得知春芳病重的消息后，当即动身提前飞回北京。
他来信说，春芳经过手术后，已度过了危险期，从医院回到了家中。我因而
感到了欣慰。没有想到她还是很快撒手而去了。
她和荻帆共过患难，特别是在十年浩劫中，荻帆遭罪时，她表现得那
样坚强、勇敢，是一个好妻子。她年轻时就要求进步，几十年来，从事革命
工作，默默地奉献自己。她可以安息了。但是，荻帆将永久记得她，朋友们
也难以忘怀她。荻帆寄来了他今年出国前和她在北海公园的一张合影——这
是他们最后一张合影了。我看着照片，有许多感慨。认识春芳时，她是十八
岁的少女。荻帆和朋友们都喊她“小史”（她姓史），岁月如流，风风雨雨的
半个世纪过去了。她已先离荻帆和朋友们而去，当我在哀痛的心情中写这篇
短文时，也真正地感到自己老了。
悼振武
得知王振武同志去世的消息后，我的心情颇为沉重，既感到沉痛，也
感到惋惜。
我们相识虽有二十五年，却来往很少。但在我的感情上和他是很亲近
的。那是因为他有几个亲密的朋友和我也很熟识，这样在感情上就形成了一
个纽带。他们多次向我谈及他，使我得知了他的为人，其中有一些事迹和表
现是很感人的，而每次和他见面时，他的朴质和真诚留给了我很深的印象。
他身上毫无飞扬浮躁之气，这在一般已有一点名气的中青年作家中颇为难
得。三年多前，他身患重病后的顽强精神更是令我感动。
我们常常谈到人生必须拼搏。他正是与病魔拼搏过来的。他脑溢血后
半身瘫痪，生活不能自理，一面坚持锻炼，一面还不懈地写作。去年，他还
又一次跋山涉水去了鄂西山区，看望他所熟悉的那里的土地，那里的人民。
他做出这一切，是承受了怎样的身体上的痛苦，需要多么坚强的毅力。我们
可以说，这也是一种英雄主义。他在重病中曾衷心地感叹过：“生活多么美！
阳光多么美！”他的拼搏精神正是来源于对生活的执着，对生活的爱。
他只读过小学，后来进了戏校，长期当舞蹈演员。他的知识和文学素
养主要是靠刻苦地自修。他在一九八○年才开始写小说。他发表第二篇小说
《最后一篓春茶》就获得全国优秀小说奖。为什么他在创作中一开始就能够
闪露光辉呢？这当然有各种因素，而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真正深入
了生活，而且能够以比较正确的态度对待生活。几年以前，我曾在一篇谈到
他的短文中这样说过：“他已发表的和还未发表的小说，都是取材于鄂西山
区。二十多年来，他作为一个剧团的创作人员，经常下到那里去，有时一年
去两次，一去就是几个月，他熟悉那里的景色、风俗、人情、历史，谈起来
如数家珍。他爱那一片荒僻、闭塞然而美丽、富饶的土地，将那当作了自己
的故乡。更重要的是，他爱那里的勤劳、纯朴、善良的人民。他和他们成了
真正的朋友，人们愿意向他袒露自己内心的隐秘，向他诉说自己的苦恼、悲
哀、欢乐。”另外，他的创作态度也是认真严肃的，不是猎奇，不是追求飘
渺的诗情，而是通过生活的真实去追求艺术的创造，通过艺术的真实去追求
人生的哲理。他的这种对待生活的态度和对待艺术的态度使他将有一个光辉
的前景。因而他过早地离去使我们不能不深为惋惜。
振武比我年轻得多。天道无常，现在是我来为他写悼念的文字。而且，
我从他身上可以汲取到许多东西。对他的哀思也是对自己的激励。
我最后一次与他相处是在去年春节。我邀他到几个朋友家里聚会。这
在他是很难得的，他显得十分高兴。返回时，我们乘坐的汽车无法开进他住
家的那条狭窄的小巷。他下车后，坚决谢绝我的搀扶，艰难地一步一步向前
走去，不时回头向我笑笑。他走得很慢，但走得很踏实。他的安详的笑容和
他的踏实的脚步将永远留在我的记忆中？ 。
迟来的悼念
— —怀伍禾
从一位友人寄来的羊城晚报的副刊《花地》上，读到了在《诗人伍禾
十五周年祭》的标题下刊登着的绀弩前几年写的追念伍禾的三言诗，和贺苏、
周敏新写的悼诗。我的心感到沉重。真是岁月如流，伍禾离开我们已经有十
五年了。我早已应该写下我的悼念，却一直拖延着没有动笔。这些年来，如
果要写哀悼的文字，那是不止两篇、三篇的。我都没有写。不是对于战友的
忘情，而是我想逃避，不愿让自己又一次沉入哀痛的心情中。但我也并不能
得到心的安宁，每一念及他们，就感到愧疚和不安。特别是对于伍禾，以我
们的友谊，不应该默无一言，而且他是在那样悲惨的情况下去世的，身后又
是那样地寂寞。友人将关于伍禾的悼诗寄来，当是好意。我却从中感到了无
言的责备：“难道你不应该写点什么吗？”是的，我应该写一点什么，虽然，
只能是简短的？ 。抗战以前，当我还是一个初中学生，刚刚开始在报纸的副
刊上投稿的时候，已经知道伍禾的名字，他当时在武汉已经是一个颇有名气
的诗人了。我没有机会结识他。抗战期间，他在桂林为一家文艺刊物编诗。
我在重庆。他写信来约稿，这样我们开始了通信。我们见面是在一九四四年
的冬天。在国民党军队的湘桂大撤退中，他和妻子聂碧莲带着一个不足一岁
的婴儿，在极其艰困、危险的情况下，到了重庆（他在《抗战文艺》上发表
过一篇文章记述逃难途中的情况），在一家从桂林迁来的出版社工作，名义
上是经理。但那出版社的工作人员就只有他一个，除了编辑之外的一切事务：
校对、跑印刷厂、发行？ 。以至勤杂，他都必需担当起来。我当时住在重庆
郊区，每当进城时，就去看他。出版社在一个小小的木板楼上，而那里也就
是他的家了。在堆满书、纸型和杂物的空隙中，有一张床和一张破旧的三斗
桌。他热情地接待我，但难得安静地坐下来，往往是一面和我谈天，一面处
理着出版社的工作或是家务。他的工作繁重，做每一件事又都极其认真，因
而就异常忙碌。而生活是清苦的，他没有时间写稿，靠一点微薄的工资负担
一个家。有几个友人认为他得到的待遇不大公平而愤愤。我却从来没有听到
过他的怨言。他说：“一切为了事业？ 。”他常常满怀喜悦地将他们出的书
给我看，赞扬着那些作品。我们交往密切起来是在武汉。
抗战胜利后，一九四六年夏初，他脱离了那家出版社，回到了武汉。
我不久也回到了武汉。他主编一家报纸的副刊《长江》。我则从葛琴手中接
编大刚报的副刊《大江》。我们都住在武昌，经常见面，谈天、谈大局，也
交换一些工作上的意见。有时，两人一道过江到汉口发稿。
那几年，正是解放战争时期，在国统区，进步的文艺运动已经被反动
派扼制得近乎窒息状态。在武汉，更是一片荒凉。而伍禾所在的那家报纸是
国民党的省报。他是在“虎穴”里工作，处境就更为险恶。
然而，在他所编的副刊上刊登的作品，大都是反映了现实生活、表达
了人民的情绪和愿望的。当然，他常常受到警告，友人们有时也劝他不要“赤
膊上阵”。有一次，他对我说：“是的，应该注意策略。但退让只能是在一定
的限度之内。否则，编这个副刊还有什么意义呢？冒一点风险，也是必要的。
现在做什么工作能不担当一点风险呢？除非躺下来睡大觉。”他在一则编后
记中写道：当千军万马奔腾在几乎是一整个亚洲大陆的时候，当壮健的骑者
在冒死犯难用生命创造历史的时候，我们却伏在一个静如死水的斗室中，吮
笔编写。
… …
壮健的读者无需祝福，更何况“北风吹断马嘶声”。我的亲爱的友人，
能发光么？一点萤火，一支烛光，一把炬火，都好都好，请把这个瑰奇的时
代照得通明！
他工作的那间小厢房，是名副其实的斗室，用他自己的话说：“像棺材
那样狭长，而且比棺材大不了多少的”斗室。他坐在纸窗前，埋头在破旧的
条桌上，他的心和“壮健的骑者”的心一同跳动。而且，他呼唤友人们做萤
火，做烛光，做炬火，来照明这个瑰奇的时代。——我们应该想到，他是在
那个黑暗的年代里，在刀枪剑戟丛中，这样来公开宣告自己的心情和希望的。
而同时，他也注意在文学创作上抵制那些不良的倾向。当时泛滥成灾
的黄色文化当然是为他所厌恶的，而他也不满意于那些主观公式主义的作
品，那些顾影自怜的感伤主义的作品，那些浅薄的乐观主义的空洞的叫
喊？ 。。而对于真正从生活中来的，反映了现实生活的真实的作品，虽然在
技巧上比较差，他却乐于推荐给读者。他坚持的是以鲁迅为代表的五四以来
的现实主义传统。
伍禾不止一次地对我谈到雪峰同志的一句话：做任何工作，即使看来
是小小的工作，都应该有“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的精神，伍禾正是以
这样的精神来做副刊编辑工作的。
他认真阅读来稿，发现了一篇较好的作品就异常高兴，他用毛笔一丝
不苟地和分散在各地的作者们写信。他联系了一些知名的作家，如聂绀弩、
骆宾基、邹荻帆等，而更多的是年轻的作者，如田野、苏汜、何钟辛、葛珍？ 。。
他对他们进行了具体的帮助，为他们的成长付出了心血。在当时当地，《长
江》受到许多倾向进步、要求进步的读者的关注和爱护也正是必然的。伍禾
正是从读者中，从“声气相投”的作者中汲取了力量，从对自己工作意义的
认识，从对人民、对时代的责任感中汲取力量的。他在艰危的处境中，在清
贫的生活中，勤劳地而且是乐观地工作着。诚然，《长江》上面没有什么了
不起的大作，即使从当时整个斗争的形势看，《长江》所起的作用和影响也
是有限的。然而，它曾经团结了一批作者，它曾经照亮了黑暗的一角，它曾
经温暖和鼓舞了许多读者的心？ 。武汉终于解放了，全国终于解放了。我们
在不同的岗位上，各自忙于自己的工作，能够畅谈的机会不多。偶尔见面，
感到他心情健旺，身体也比过去好了。而且，在生活上也开始摆脱了贫困。
没有想到，一九五五年的夏天，我们都被卷入了一阵突然而来的旋风
中。我们完全被隔绝了。两年后，我才知道原来和他在一起工作的郑思已离
开了人间，那么，伍禾的命运呢？他的妻子和三个孩子呢？我无从打听。
一九五七年的秋天，我们偶然相遇了，那是在一家医院的门诊部里。
分手两年，却恍如隔世。有多少话要倾吐，却只是简单地交换了一点彼此的
情况。他告诉我，他现在一家出版社当普通的编辑，即将下乡去劳动。那以
后不久，我却偶然听说，在乡下，他又戴上了“右派”的帽子，那时“反右”
的高潮早已过去，他是“补划”的。
我们再见面已经是一九六二年了。他已从乡下调回武汉，工作关系转
到了省图书馆。他原就有肺病，一九五五年受审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