逝去的年代--中国自由知识分子的命运-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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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1947 年）等，已经是一个对西方政治学和马克思主义有精深研究的学
者，但他的学术道路后来偏离了他的学术兴趣。我不知道吴恩裕早年是否就
对《红楼梦》有兴趣，但从《客观》和《观察》上的文章看，他是对民主宪
政和社会进步抱有热情的。他在《客观》周刊写过《实行民主不能忽视教育》
（4 期）、《关于奥斯丁主权的讨论》（12 期）、《认识政治与认识民主》（14
期）等，在《观察》周刊写过《家庭关系政治关系民主政治》、《论人性与私
产》、《国家与道德》、《自由乎平等乎》、《法律道德与大家利益》、《一个历史
的教训》、《马开维里代表思想选集》、《社会契约论》、《读胡适之先生校足本
密尔自传书后》等等，都在他的专业范围之内。与胡适、傅斯年等人比起来，
吴恩裕这一代自由知识分子是抗战以后才学成归来的，40 年代正是大有作
为的时候，像他的同辈朋友储安平、费孝通等人一样，他们在40 岁以后，
已经没有做学问的条件了，想来真是痛心。几乎两代政治学、法学、社会学
的学者（以1900 年和1910 年前后出生的那些知识分子为代表），在他们50
岁和40 岁的时候，失去专心治学的时光，真是一个民族的巨大损失，他们
是中国现代史上真正受过中西两面学术训练的学者。吴恩裕还做了红学研
究，更多的学者则是什么都不能干了。
失望的王芸生
王芸生是《大公报》的总编辑，在《大公报》的历史上，王芸生算是
第二代人物，比起《大公报》的创始人吴鼎昌、胡政之、张季鸾来，他算是
晚一辈的人，但由于王芸生前后生活在两个不同的时代，研究《大公报》的
消亡，王芸生最有代表性。《大公报》的前3 位创始人，除张季鸾1941 年逝
世外，其余两位都离开了大陆，留下来的王芸生，成了这一代报人中一个失
望的典型。
要说王芸生，不能不说中国过去的新闻传统和新闻实践。在没有电子
传媒的时代里，报纸和刊物是新闻的基本传播方式。旧中国的新闻事业，我
个人认为在《大公报》身上已经很成熟，这种成熟不仅体现在它的基本经营
方式上，更主要体现在它所具备的现代新闻观念上。初期《大公报》即能确
定“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四不方针，预示了它日后的成功，加上他
后来形成的“文人论政”的办报思想，可以说代表了特定阶段内中国新闻发
展的最高水平，它在新闻实践上所达到的水平，是日后报纸不易企及的。
《大公报》初期的两巨头胡政之、张季鸾均是留日的学生，有开阔的
视野和现代眼光，他们办《大公报》是照英国《泰晤士报》的路子来的，这
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日后《大公报》的基本路子。我曾用了几乎一个夏天的
时间在图书馆翻阅过影印的《大公报》（天津版），我感到它所积累的经验和
达到的水平，足以给现在的新闻从业者提供借鉴。
解放前，论日报，我以为《大公报》代表了中国新闻事业发展的最高
水平，论周刊，要算40 年代末储安平的《观察》，围绕这一报一刊的实际是
当时中国新闻从业人员中最活跃的一群。当时列在《观察》封面上的撰稿人
中，论工作范围，最集中的就是《大公报》了，计有李纯青、许君远、徐盈、
杨刚、萧乾。值得注意的是这几位《大公报》的名记者兼《观察》的撰稿人，
竟有好几位是地下党员，这可能从一个侧面反映了40 年代末部分知识分子
的思想倾向，就连萧乾本人也说过，他当时算是中间偏左的。王芸生、储安
平、徐铸成3 人前后的经历和命运，或许就是中国现代新闻史的一个缩影。
共和国成立之初，王芸生还不到50 岁。1929 年，王芸生因和张季鸾打
笔仗，被张发现邀入《大公报》，很快受到张季鸾的赏识，成为《大公报》
的一支笔。《大公报》时期的王芸生用他自己的笔，不知写下了多少好文章。
名报人俞颂华在《富有热情的王芸生》一文中说：“王芸生的文章为世人传
诵。他立言的长处是在常以国家为前提，而站在人民的立场，说一般人民所
要说的话。虽则格于环境，他有时恐未必能畅所欲言，可是他富于热情，所
说的话，常能打人读者的心坎。所以他的文章，始终能动人心弦，不致与无
党无派的多数民意脱节。”（《俞颂华文集》第311 页，商务印书馆1991 年）
像王芸生那样的社评，我们今天已经很难看到了。当年他所写的《为晋南战
事做一种呼吁》一文，虽曾受到周恩来的批评，但周对王芸生文章的评价却
是：“爱国之情，溢于言表，矧在当事，能不感奋。”（《周恩来书信集》第198
页，中央文献出版社）另外像《拥护政治修明案》、《看重庆、念中原》更是
传诵一时。李纯青对王芸生的评价是：“王芸生先生有其长处也有其短处，
短处是骄蹇自满，独断独行，很少听人意见，更不受人指挥。他只尊敬两个
人，一是张季鸾，二是陈布雷。其文章激情洋溢，江河直泻，能引人入胜，
但对问题并未深入，看不出事物的本质。”（《笔耕五十年》第509 页，三联
版）“而社论则由于王芸生一人操纵或指挥写作。当然，它也代表了《大公
报》的基本态度。”“王芸生经常说：‘《大公报》就是王芸生，王芸生就是《大
公报》。’这话有点过饰。
但《大公报》社论确实也包含着王芸生个人的书生之见。”（同上526
页）“国内尖锐的政治问题都由王芸生自己执笔，而且事前皆不与人讨论，
可以说，那《大公报》社论，主要就是表现王芸生个人对时事的纵横谈”（同
上509 页）。对王芸生本人如何评价，可以见仁见智，但无论持何种态度，
我们都可以看得出《大公报》时期的王芸生是一个极富个性和充满朝气的人，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王芸生，不久之后怎么会变得精神萎缩，一蹶不振呢？李
纯青就说过：“他也不是像解放后他在自我批评中那样自毁的人。”（同上
509 页）然而恰恰就是这同一个王芸生，后来变得让人不敢相信就是当年《大
公报》的那一支好笔了。
旧时代的知识分子，突然进入新时代，本来是充满希望的，但他们的
不适应，很快就非常明显。就王芸生本人来说，大革命时期他曾参加过中国
共产党，但后来退党了，由于他曾编写过《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曾上庐
山为蒋介石讲解过中日外交史，特别是当年为《晋南战事做一呼吁》而和周
恩来打过笔仗，这些经历，可能隐隐约约都在发生着作用，使王芸生产生恐
惧感。由于有这种心情，才使他不断做出自我否定。1945 年重庆谈判时，
王芸生曾写过《毛泽东先生来了》的文章，并和毛泽东交谈过，后来还代表
《大公报》回请过毛泽东。这些都是王芸生作为《大公报》总编进行的正常
活动，在当时看来，并无什么特殊的意义，《沁园春》词发表后，王芸生抄
给傅斯年并在信中说“以见此人满脑子什么思想”（《傅斯年文物资料选
辑》）。就王芸生本人的思想倾向而言，国共两面，他都有看法，并不想把自
己的后半生压在某一党派身上。当年胡政之看到国民党大势已去，而《大公
报》也不可能在一个新的环境里继续生存，才把香港作为自己的最后退路。
李纯青曾回忆过1948 年底他和王芸生的几次深谈，当时作为地下党的李纯
青显然负有说服王芸生的使命。王芸生当时的感觉是“没有出路了”，“共产
党不会要我这样的人。”（《笔耕五十年》第532 页）后来是李纯青受地下党
委托告诉王芸生毛泽东邀请他参加新政协，才终于使王芸生留了下来（周雨
《大公报史》第252 页，中华书局版）。当时的王芸生“觉得《大公报》有
救了，他本人也有了出路。”（孔昭恺《旧大公报坐科记》第107 页，中国文
史出版社）
一个人在历史变幻的关键时刻，他的选择有一定必然性，但也有偶然
性，就王芸生《大公报》时期的言论和个性，我们似乎很难推断他必然要留
下来。李纯青说：“张季鸾去世后，王芸生不通达国民党上层政情，与吴鼎
昌不往来，偶然去向陈布雷求教点滴，一部分思想除自己独立思考外，是从
某经济学者、某哲学教授、某某专家那里听来的谈论。”（《笔耕五十年》第
510 页）王芸生的选择可能确实和李纯青的劝说有关。论交情，重庆时期，
王芸生也只是和毛泽东有些礼节性的往来，远比不上两次给蒋介石讲课的交
情。王芸生后来的变化，大体与同时代知识分子的选择是相同的，他热爱这
个国家，希望她能强大。对香港那样的实行殖民统治的地方，王芸生这一代
知识分子有很强的民族情感，是不愿在那里生活的，陈寅恰当年的选择也有
同样的心理。从个人的事业来说，40 年代末《大公报》的重任已经落在了
王芸生的肩上，他肯定不希望这张民间的报纸在自己手上断送掉。而此前他
对国民党的批评，曾引起过许多麻烦。在这样的情况下，加上李纯青的工作，
王芸生终于决定留下来。但当时他的心里并没有底。李纯青说：“获悉天津
《大公报》改名《进步日报》，王芸生闻讯懊丧，要我力争存名。”（同上第
535 页）而当王芸生从周恩来那里听说《大公报》不必改名了时，他却精神
抖擞，并对李纯青说：“周公（恩来）告诉我：《大公报》不必改名了，你随
军南下，继续主持上海《大公报》。《大公报》还是民间报纸，你们自己经营，
我们不来干预。当然，有困难我们还是要帮助的。”（同上第535 页）可以看
出当时王芸生留下来并且有信心，是因为新时代有承诺，但遗憾的是这个承
诺没有兑现。1949 年6 月17 日上海《大公报》发表王芸生起草的《新生宣
言》，检讨了大公报近50 年的办报历史。并说：“大公报虽然始终穿着‘民
主’、‘独立’的外衣，实际是与蒋政权发生着血肉因缘的。《大公报》始终
维持着一种改良主义者的面貌，它在中上层社会中曾有一定影响，即由于
此。”社评最后说：“今后的大公报，从经济观点上说，是私营企业，而在精
神上，是属于人民的。。。今后大公报的方向是新民主主义的！是走向社会
主义的！今后大公报的任务，是巩固新民主主义下四个革命阶级的联盟，在
工人阶级领导之下，努力争取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及民族资产阶级向新民主
义靠拢，努力发展生产，从事经济建设。今后的大公报，将特别着重于照顾
进步知识分子及民族工商界的利益，并努力反映这两个阶级的意见，在毛泽
东主席的旗帜下，大踏步走向新民主主义国家的建设！”（转引自方豪主编《大
公报与现代中国》第708 页，重庆出版社1993 年）至此，《大公报》完全放
弃了自己早已形成的传统和风格。对这个宣言，李纯青说：“那个宣言是在
当时的气氛下写出的，是否完全得当，事过境迁，未尝不可以冷静讨论。”（同
上535 页）王芸生的转变虽然经历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