逝去的年代--中国自由知识分子的命运-第2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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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信，信中表现出了对自由主义精神的强烈向往和对胡适寄予的厚望，林诒
昌当时还没有毕业，是一个青年，他对时局的清醒判断，说明40 年代末许
多青年学生，是理解和认同自由主义价值观的。他在信中说：
先生应该知道：国家确需要你，希望你会为中国开创一个民主的传统，
人民确需要你，希望你将民主精神播送给他们。在今天中国，你最有
资格，
因而也最有责任去开创一个自由主义的传统。（第353 页）
以小见大
读《中国院士》（张建伟、邓琼琼著）的时候，我的心情是复杂的。曾
经有一段时期，我想过收集中央研究院的资料，这个兴趣最初是由中央研究
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引起的，后来听说南京有一位先生写了一本关于中央研究
院历史的书，我也曾打听过，但此书至今没有出版。由于有了这点准备，平
时看书对有关中央研究院的史料也就比较留意。
现在读《中国院士》，自然就很有兴趣。大体上说这是一本不错的书。
但我对这本书有一个小小的不满足，就是作者似乎有一种乐观主义的倾向，
所以在他们笔下，中国院士的历史也是越往后越辉煌。在作者看来，尽管道
路是曲折的，而前途总是光明的。作者自有其道理，但我觉得他们的乐观主
义是太多了一些，这本书如果多传达一些历史的悲观主义，也许才更让人钦
佩作者的历史眼光，可惜作者没有这样做。虽然这本书中有很宝贵的史料，
偶尔也有很感人的细节，可惜由于作者缺乏宏大的历史眼光，所以尽管是本
好书，但还不能对人的心灵真正有所触动。
如果给作者提具体意见，我想先从一个细节说起。作者在书中写到了
生物学家胡步曾，在1948 年中央研究院的81 名院士中，胡先生是生物组的
院士，1955 年的学部委员中就缺了胡先生，因为他反对李森科那一套，在50
年代，这是很大的问题。像这样的细节书中还有一些，可惜作者未能从这些
细节中挖掘出更深刻的东西，我说他们有乐观主义的东西，因为他们忽略了
这种小事中映现出的一个时代的政治文化特色，他们把本来已经找到的历史
感觉，轻易放过去了。《竺可桢日记》中有一个细节，恰好可以和胡先生的
经历对比着看，对比着想。1949 年5 月30 日，竺可桢在上海见到陈毅，他
在当天的日记中说：“渠曾阅研究院院士录，见有郭沫若之名，知研究院之
兼收能并蓄。”（日记第2 册第1257 页）从《中国院士》所写的历史看，作
者读过竺可桢的日记，可惜把这样好的细节给遗漏了。1947 年5 月22 日的
胡适日记中，留下了一份关于中央研究院人文组候选人的名单，抄出如下：
发出中央研究院第一次院士选举“人文组”的“人文”部分的拟提名
单：
哲学：吴敬恒 汤用彤 金岳霖
中国文学：沈兼士 杨树达 傅增湘
史学：张元济 陈垣 陈寅恪 傅斯年
语言学：赵元任 李方桂 罗常培
考古学及艺术史：董作宾 郭沫若 李济 梁思成
人文地理民族学：想不出人名
（《胡适的日记》手稿本第15 册）
这是1947 年中央研究院院士的候选人名单，这个名单中的沈兼士、傅
增湘，1948 年就没有当选院士，但郭沫若始终在这个名单上，所以才有竺
可桢见陈毅后的感慨。《何廉回忆录》（中国文史出版社第124 页）中也有一
个类似的细节，何廉曾为蒋介石提供当时参加庐山会议的人员名单，他说：
我们拟就了一张名单，包括各行各业的人士。去上海见他时，我们递
交了这张名单的草案。我记得，名单上有郭沫若的名字，但我们并不
清楚
他是个共产党人。蒋介石看到郭沫若的名字后说：“啊，好得很，我对
此
人总是十分清楚的。”他问我们此人现在哪里，我说1933 年在东京时
我曾
看到过他，但不了解他现在何处。
历史常是由许多小事构成的。研究历史的人可以从大处着眼，但也有
专从小处着眼的，比如法国年鉴学派的那些学者，像布罗代尔就喜欢看小处，
也能成一家之言，而且产生很大的影响。《中国院士》的作者，本来已经有
了很好的材料，但眼光偏了，作品的深度也就受到了影响，这一点我很希望
作者能从陆键东的《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中学点把握真实历史的方法和情
感，
三个教授的命运
1945 年昆明发生的“一二·一”学潮，在当时和以后都产生了很大影
响，有关这次学潮的研究已有很多，我所选取的角度是观察这次学潮中的三
个教授的命运。
“一二·一”学潮起因于一次时事晚会。1945 年11 月25 日，在西南联
大图书馆前的草坪上举行的这次晚会，成了“一二·一”学潮的导火索。当
时参加时事晚会的有西南联大、云南大学、中法大学和英语专科学校的学生
约6000 人。当时正是反内战的高潮时期，按惯例，学生的时事晚会，通常
要请知名的教授来演讲，11 月25 日的时事晚会也不例外，同学请了钱端升、
伍启元、费孝通和潘大逵4 位教授讲演。晚会进行当中，驻防昆明的国民党
第五军军长邱清泉派人包围了会场，并鸣枪威胁，引起教授和学生的极大愤
慨。晚会之后，国民党中央社发布消息：“本市西门外白泥坡附近，昨晚7
时许，发生匪警，当地驻军据报后，即赶赴捕捉，匪徒一面鸣枪，一面向黑
暗中逃窜而散。”（西南联大党史编写组《中共西南联大地下组织和群众革命
活动简史》92 页，云南人民出版社1994 年9 月。）这则不实的消息，引起
学生的愤怒，使矛盾激化，4 位学生被枪杀，由此引起了一系列的罢课，从
而形成“一二·一”学潮。
我们现在分析的是这次学潮前在时事晚会讲演的4 位教授当时的经历
和以后的命运。
出席时事晚会的4 位教授除经济学家伍启元1949 年后离开大陆赴美
外，钱端升、费孝通、潘大逵都留了下来。1988 年11 月，在纪念西南联大
校庆50 周年的纪念活动中，伍启元以《西南联合大学的历史和精神》为题
发表了讲话。（西南联大昆明校友会编《西南联大暨云南师大建校50 周年纪
念集》105 页，1988 年。）由于伍启元离开大陆多年，他本人的命运和留在
大陆的知识分子不同，因而我们只观察钱端升、费孝通和潘大逵的命运。
钱端升1900 年出生于上海，1919 年毕业于清华学校，1942 年获美国
哈佛大学哲学博土学位。潘大逵1902 年出生于四川开县，1924 清华学校毕
业，1929 年获美国威斯康辛大学政治学硕士学位。费孝通1910 年出生于江
苏吴江县，1933 年考入清华研究院，1938 年获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博土学位。
三位教授从年龄上看，大体是三代知识分子，钱端升长费孝通10 岁，
而潘大逵又长费孝通8 岁。三位教授同出清华，都有留学英美的背景，可以
说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要研究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命运，自然离不开
胡适，现在我先比较他们和胡适的关系。
一
胡适是中国现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领袖，在他生活的那个时代以及
直到他逝世前在台湾的那一段岁月里，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多数都和胡适
发生过联系。尽管胡适没有执教西南联大，但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他
是西南联大知识分子群的灵魂。1940 年钱端升曾有一信给胡适，详细述及
西南联大诸教授的情况，其中说：“联大经四月扰攘，现仍定不迁。惟一年
级在川召集。此事亦不甚妥。联大内部亦因此事发生moral（风纪）方面许
多不良影响，可惜也。附件拟请抽暇一阅。如可以，乞向洛氏基金方面吹嘘。
弟既无书可读，又苦无事可做，致有此尝试。兄得无笑其少不更事，
无苦讨苦耶？”（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编《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494 页，
中华书局1983 年）钱端升是了解胡适的，虽然身在国外，但仍时时记挂他
在西南联大的那班朋友。钱端升与胡适相差不到10 岁，他们却在思想上有
许多共同点，而且私交甚好。胡适出任驻美大使时，身旁的两助手一个是张
忠绂，一个就是钱端升。张忠绂在《迷惘集》中曾说：“到了美国，适之要
端升和我也每月拿900 元的薪金作为国内家中用度，此外在美费用实报实
销，不用记账，他自己不准备拿月薪，端升和我也谢绝领月薪。”（张忠绂《迷
惘集》，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可见他与胡适的关系。钱端升年轻的时候，
可以说是胡适的崇拜者。1962 年他在给胡适的一封信中，曾急切地希望胡
适能回清华学校当校长。钱端升在信中说：“要是你肯来，什么问题都没有，
你是学者，有志意者，有资望者，是美国留学生（这并不是我特别亲美，不
过事实不能不这样）是与现今外交当局很有交情，又是能开刀的好手。你肯
来，就干妥万当；你不肯来，那就找不出什么适宜的人来了。请你不要看轻
了清华的机会，我并不是清华派，平常也不甚重视清华的。不过我常常有两
种思想：第一，我既然进了清华，一天不离开清华，便一天不能忘情于清华
的改良。。”（《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509 页）钱端升在信中还表达了当时
清华同人以及校外的《现代评论》派那班人对胡适寄予的厚望。
钱端升早年和胡适建立的友谊是很深的，从他写给胡适的许多信中可
以看出，他是很敬重胡适的；但在钱端升人生最关键的时候，我们又感到他
对胡适的敬重并未成为他的行动，这可能是当时胡适许多朋友的一个共同
点。1948 年钱端升赴美讲学，没有留在那里，胡适也劝过他留下，但钱端
升这次没有听胡适的话，坚持回来，而且是新时代初期发言较为积极的知识
分子，他那时是北京大学法学院的院长。1951 年在思想改造运动中，钱端
升在《光明日报》发表了《为改造自己更好地服务祖国而学习》，全面彻底
否定了自己的过去，尤其令人吃惊的是他在这篇文章中，竟然将蔡元培早年
领导北大时形成的“兼容并包”思想给否定了，他说“北京大学的自由散漫，
蔡元培先生是要负一部分责任的，而将他在北京大学的主要教育思想——所
谓‘思想自由’和‘学习自由’——长期地保留在北京大学之中的老一辈的
教师们，包括我自己在内，则应负更大的责任。”（《批判我的资产阶级思想》
74 页，上海，五十年代出版社1952 年）像他同时代多数自由主义知识分子
一样，钱端升的矛盾是有代表性的。以他早年的思想状况来推断后来的言论，
这之间呈现出的是简单跳跃过程，而这个过程是不符合事物自然演进规律
的。
“一二·一”之前的时事晚会上，作为国民党员的钱端升讲演的宗旨是
反内战，反极权，反专制，这是他一生所抱定的信仰，然而并没有过了多久，
钱端升就失去了真实表达自己的机会。50 年代初期，他写的为数不多的阐
释新时代宪法和国家机构的一些文章，早已没有了自己的独立见解。1941
年钱端升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