逝去的年代--中国自由知识分子的命运-第3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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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直，明辨是非，在学校里或社会上从不参加政治活动，但对政治上的是非
他心里是很清楚的。1941 年前后，国民党想加强对西南联大的控制，要求
当时担任院长以上职务的教授都得参加国民党，陈先生知道后淡淡一笑，对
他的一个学生很坚决地说：“如果一定要我参加国民党，我就不做这个院
长！”（林元《碎布集》第41 页）后来也没人敢把他怎么样，而且当时许多
教授也是这样做的，也有一些教授入了国民党，但多数教授对此很不以为然，
那时西南联大从梅贻琦到众多教授，对上面的各种指令，也有惹不起的时候，
但除了抵制外，多数情况下是应付了事。
那时的联大不能说完全实现了大学独立，但它做为一种理念，在西南
联大里是扎下了根的。
三、教授治校
西南联大的教授，特别是负责的教授，比如各院院长、系主任等，对
自己的要求都很严格，一是因为联大有比较完善的规章制度，二是教授本身
对自己的要求，即我们通常所说的自律。想在联大里有地位不是一件容易的
事，除了在学术上要绝对有东西以外，在做人做事上面也得让大家看得过去，
而且不能有太说不过去的缺点。在旧大学里负责，真有点像西方做官，进入
公众视野，一般是不能胡来的，大学又不同于别处，大家是敢说话的。所以
旧大学里每做一件事，都要先考虑教授们的反应，看看能不能过了他们这一
关，要是他们不同意，事情是做不成的，特别是大事。因为大学不是行政机
关，教授是这里的主人，大家都明白一个简单的道理，有教授才有大学，大
学是依赖教授而存在的。在大学里最不能得罪的人就是教授。抗战期间，国
家财政很困难，大学教授的生活比战前下降了许多，当时大家都很穷。1941
年，教育部曾规定大学里凡兼任行政工作的教授每人发给一笔“特别办公
费”，但在西南联大，各院系负责人就不愿拿这笔钱，因为这样会引起其他
教授的不满，为此联大各院负责人上书校方，指出：“抗战以来，从事教育
者无不艰苦备尝——十儒九丐，薪水尤低于舆台——故虽啼饥号寒，而不致
因不均而滋怨，”表示拒绝领受这项特别补助。最后只有每个常委每月领了
一份。（《清华大学校史稿》第314 页）这样的事，看起来虽小，但它反映出
的却是教授在大学里的重要性。因为是国立大学，从教育部一面说，为了维
持战时的教育，给那些院长和系主任一点补助也不为过，但对那些负责教授
来说，他们懂得教授在大学里的主导作用，所以从不愿意去伤害他们。尊重
教授，是办好大学的第一要事。
在西南联大教授的权力之大是我们今大难以想象的，对于来自上边的
命令，如果感觉不合理，要么据理力争，要么就公开抗议，这一方面说明大
学的民主空气很浓，也说明了广大师生有很强的教育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
1939 年3 月，陈立夫任教育部长后，为了加强对大学的控制，通过行政手
段，对大学教育的诸多方面强行统一管理，其中有些规定是合理的，比如统
一招生，但也有一些部令是不合理的，如颁布大学课程科目表，统一课程教
材，大专以上学校毕业考试实行总考制等等，严重窒息校园的自由空气，限
制师生的思想自由，因而引起联大师生的反感和抵制。1940 年6 月10 日，
联大教务会议对教育部的统一大学课程教材和学生成绩考核办法等，据理抗
驳，要求教育当局给予学校更多的教学自由，不必“刻板文章，勒令从同”，
明确表示“盖本校承北大、清华、南开三校之旧，一切设施均有成熟，行之
多年，纵不敢谓极有成绩，亦可谓当无流弊，似不必轻易更张”（《南开大学
校史》第260 页）。好在那时的教育部管事的人也多知道大学教授的厉害，
所以在许多时候，并不愿意得罪他们。旧大学里教授们反对行政当局的事是
常有的，因为那时的大学教授是自由流动的，在校内他们不必害怕校长，更
不必害怕教育当局，不合适就走人，此处不留自有留处，整个心态是从容而
平静的，因为教授都知道自己的价值，管教育的人也都知道是因为有了教授
才有大学，而不是有了大学才有教授，这就是教授治校的传统，
王浩把他在昆明西南联大度过的那段时光称为“谁也不怕谁的日子”，
他说：“教师之间，学生之间，师生之间，不论年资和地位，可以说谁也不
怕谁。当然因为每个人品格和常识不等，相互间会有些不快，但大体上开诚
布公多于阴谋诡计，做人和做学问的风气是好的。例如在课堂上，有些学生
直言指出教师的错误，而教师因此对这些学生更欣赏。有两次教师发现讲授
有严重错误，遂当堂宣布：近几个星期以来讲得都不对，以后重讲。教师与
学生相处，亲如朋友，有时师生一起学习材料。同学之间的竞争一般也光明
正大，不伤感情，而且往往彼此讨论，以增进对所学知识的了解。离开昆明
后，我也交过一些朋友，但总感到大多不及联大的一些老师和同学亲近。这
大概和交识时的年龄有关，但我觉得当时联大有相当的人在为人、处事上兼
备了中西文化的优点，彼此有一种暗合的视为当然的价值标准”（王浩《谁
也不怕谁的日子》见《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34 辑第66 页）。西南联大的
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得之于教授和学生对中西文化优长的完美结合，这种结
合是在自觉状态下完成的。我们再看一件小事。一位联大的学生曾回忆说，
中文系主任罗常培先生曾说，杨振声先生讲小说必称沈从文，讲戏剧必称丁
西林。这话在国文课上只证实了一半，为什么联大国文课本中没有选沈从文
的小说呢？据说，当年讨论篇目时，规定过一个原则，凡是本校同仁的作品，
一律不予入选，这么一来就连朱自清先生的散文名篇《背影》也没有机会在
国文课本中露面了（张源潜《大一生括杂忆》见《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163
页）。这看似小事，但它所体现的文化精神，却是很博大的，这样的小事，
我们今天的许多教授就不一定做得到。
四、校长的合作精神
西南联大成功的经验中，另外重要的一条就是校长间的合作，如果没
有他们的合作，在那样的情况下，要把大批教授团结起来，延续中国教育的
命脉，是一件不可能的事。
这二位校长的合作，也可以看作是中国知识分子合作精神的一个缩影。
中国读书人是识大体的，特别是那些受过中西两面文化教育的知识分子，在
关键时刻体现出的合作精神，是知识分子能办成大事的一个例证。抗战前，
清华校长梅贻琦、北大校长蒋梦麟和南开校长张伯苓之间，并没有很深的交
情，而且三个校长的办学风格也很不同。联大初期，三校开始合作，也不是
一拍即合，而是也有过猜疑，有过观望。叶公超回忆，当年他到了长沙以后，
才知道蒋梦麟先生仍在杭州，他回来以后，叶公超问他南开和清华的两位校
长什么时候来，蒋梦麟并不乐观，不过他说，假使他们两位不来，我们也要
把大学办起来。那时候的情况非常微妙。北大一向是穷惯了，什么事不一定
要有什么规模，只要有教员、有学生、有教室就可以上课。清华是有家当的
学校，享受惯了“水木清华”的幽静与安定。南开好像脱离了天津的地气，
就得不到别的露润似的，总觉得政府要在后方办大学而要他们来参加，他们
当然不能够把家当挖出来。清华有稳定的基金，但是格于条文不能随时动用。
蒋梦麟和叶公超他们几个人，内中也有少数清华、南开的教授，天天没事就
出去游览山水。晚上聊天的时候，三校同床异梦的情况，大家都避免表露出
来。大家总是要打听张伯苓先生的消息，究竟什么时候可以到长沙来。他们
隔几天就向教育部去电催驾，教育部回电很快，总是说他们的电报已经转给
张校长了。梅贻琦也迟迟没有确实的消息。当时就有人主张蒋梦麟回南京去
一次，甚而至于说，假使张、梅两校长不来，我们就拆伙好了。蒋梦麟当时
的反应是很见他的性格的，他说：“你们这主张要不得，政府决定要办一个
临时大学，是要把平津几个重要的学府在后方继续下去。
我们既然来了，不管有什么困难，一定要办起来，不能够因为张伯苓
先生不来，我们就不办了。这样一点决心没有，还谈什么长期抗战？我们多
等几天没有关系”（叶公超《孟邻先生的性格》转引自《笳吹弦诵情弥切》
第20 页）。后来张伯苓、梅贻琦两先生都到了昆明，联大前后9 年，三校不
能说一点矛盾没有，但总的说是合作成功的。整个抗战期间，中国的高等教
育没有间断，三个校长的功劳是不可磨灭的。
鲁迅、郁达夫日记的比较阅读
一
闲来无事，读鲁迅、郁达夫日记。鲁迅、郁达夫同为中国现代文学史
上的大作家，二人在现代文学的许多门类中都留下了传世之作，令人肃然起
敬。平日读书，多看他们的小说、杂文，与日记是较为疏远的，最近读了，
感到还是有话可说。把鲁迅、郁达夫的日记比较着看，可以了解两位作家性
格的差异和文风的不同，作为一种文本研究，看日记或许比看小说在某种程
度上更能见出作家的真性情。
二
鲁迅生于1881 年，郁达夫生于1896 年，晚鲁迅15 年。两人同为浙江
人，同为留日学生，又同中途改行从文，而且二人私交甚好。说到早年经历，
又有许多相似处。鲁迅少年丧父，郁达夫从小失怙，家道中落，寡母抚孤，
在二人的心灵上都留下了深刻的影响。
鲁迅说过：“有谁从小康坠入困顿的吗？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
看见世人的真面目。”（《鲁迅全集》第1 卷第415 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年版）鲁迅终身难忘为给父亲治病而在当铺前所受的白眼。郁达夫有过母亲
为了满足他穿一双皮鞋的愿望，“老了面皮”“上大街上的洋广货店里去赊
去”的感受。（《郁达夫文集》第3 卷第375 页，花城出版社1991 年版）鲁
迅由于父亲为中医误治而死，一生对中医都无好感；而郁达夫自“皮鞋”事
后，非但“皮鞋不穿”，就是衣服用具都不想用新的了。他说：“对有钱的人，
经商的人仇视等，也是从这时候而起的，。。经过一番波折，居然有起老成
人的样子来，直到现在，觉得这一种怪癖的性格，还是改不过来。”（《郁达
夫文集》第3 卷第376 页，花城出版社1991 年版）
从以上的事情可以看出，鲁迅、郁达夫都是异常敏感的人，这种性格
的特质来源于早年的经历，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家道中落这一条。长久的贫困
和长久的富足对人们的性格形成固然都有影响，但由贫到富或由富到贫的逆
转常常给人的刺激强烈。由贫到富易产生报复心理，把以往的苦难往富人身
上发泄；由富到贫则易体味世态之变化，人情之冷暖。由贫到富，常是得意
忘形，而由富到贫多用良知去体味贫困，二者的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