逝去的年代--中国自由知识分子的命运-第5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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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没有实现的可能了等观点加以否定＇6＇。而事实远非这么简单。 ＇6＇
可参阅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中国现代史教研室编《中国现代史》下册第372－373 页，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 年10 月版，黄河编著《北京报刊史话》
第198－199 页，文化艺术出版社1992 年10 月版。
《观察》将要被国民党查封的时候，《新路》才创刊。当时国内的形势，
这些大学教授绝不会毫无察觉，如果有一点为个人考虑的投机心理，完全可
以作另外的选择，即使不投机，做静观的姿态，也不会去创办《新路》这样
的刊物，参与《新路》的几个主要人物，除刘大中去了台湾以外，留下的吴
景超、钱端升、萧乾全都成了右派。《新路》在1948 年的出现，足以证明当
时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力量和热情，也表达了这些知识分子希望把国家
引上民主宪政之路的良好愿望，这种愿望的最终落空给我们留下了很大的思
考空间，首先我们有足够的历史事实证明，民主和宪政的思想在四十年代已
深入中国知识分子的心中；其次，这种思想的过分早熟使得信奉这种理想的
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成了一种孤独的政治势力，中国经济的贫困和文化的落后
使多数人视眼前的生计为第一利益，而放弃了对更高理想的追求，这就是为
什么从五四运动以后，在中国凡是最终成功者都是以追求眼前利益的实现为
基本目的。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悲剧命运在于他们中未能产生一个既有
现代思想，而又扎根传统的有魅力的领袖人物，更在于没有找到将现代和传
统连接起来的粘合剂，从短暂的历史中看他们似乎失败了，但从更长远的历
史看，我们又可以说真正鼓舞后代人的理想主义正是由他们开始的＇7＇。
＇7＇《观察》第4 卷第4 期第2 页。
储安平本人没有给《新路》写过文章，但《观察》对于《新路》的创
办是有反映的，在《观察》第4 卷第4 期上曾有一封读者来信，对《新路》
的创刊给予充分的肯定：
编者先生：本月一日北平成立了一个新的固体，定名为中国社会经济
研究会。同时公布三十二条工作纲领，计分为政治主张，外交主张，
经济
主张，社会及其他主张四个部分。此会领导的人颇多知名之士，包括
实业
界教育界中坚分子，于是社会上便发生种种的传说，说这是中国“新
第三
方面”者有之，说此会是司徒雷登所支持者有之。它已相当引起人们
的注
视。
关于这个会的一切详细情形，固然尚有待今后报道，不过它的性质及
主张目标，大体上已经可以看出来了。我以为这个会并非政治团体，
更非
政党，所以说它是“新第三方面”，似乎离题尚远，可是说它是一个普
普
通通的社会团体，恐怕也非事实。或者说它是带有浓厚政治色彩的一
个新
社会团体，似乎近于事实些。
在现在这种沉闷、各阶层有心人都在追求新出路的时候，只要有人肯
出来向革新的方向努力，不论用什么方式，我个人一概赞成。因为再
长此
窒息下去，人们的精神的痛苦超过物质的痛苦，的确是国家的最大危
机。
所以由比较有社会地位的人士，先站出来拿出鲜明的主张，号召更多
的民
众使政治上的空气流通流通，客观上大有必要。同时，我个人一向很
恭维
英国的费边社同工党的关系，可惜中国还没有一个费边社，学术界的
朋友
们是有其责任的。。。
与《观察》比较起来，《新路》显得更专业化一些，尤其偏重于经济和
社会问题，但这两个刊物除了内在精神上有相近的一面外，在刊物形式本身
上也有相似的地方，特别是作为专业性较强的时评刊物，两家都设有专门发
表文艺作品的专栏，这一方面可能是出于增加刊物可读性考虑，另一方面也
反映了当时中国知识分子整体的文化修养，因为给这两个刊物撰稿的许多人
都对文学艺术抱有浓厚兴趣。在《观察》“文学艺术音乐戏剧”专栏中发表
文章的作者，都是学有专长的大学教授，而且其中有些是从事自然科学研究
的，这两本周刊带有浓厚的文人气息，同时在办刊宗旨上也几乎完全是以欧
美自由主义的价值标准为基本规范的。《观察》的宗旨我在本书中已有介绍，
现在我把《新路》的发刊词也抄在下面，二者比较，可以看出四十年代大学
教授在思想和行为上是何等的从容，何等的理智＇8＇。 ＇8＇《新路》
创刊号第2 页。
发刊词
我们这个刊物，是中国社会经济研究会主办的。中国社会经济研究会，
是本年三月一日正式成立的，在三月二日的会员大会中，对于中国的
政治、
外交、经济，社会各问题，曾通过主张三十二条。（见本刊本期附录）
这三十二条主张，表示我们一批朋友对于几个重要问题的基本看法。
我们所以作这种主张的理论根据，以及实现这些主张的办法，乃是本
刊以
后所要讨论的。
在此，我们要郑重声明的一点，就是中国社会经济研究会，并非一个
政党的组织，所以这三十二条也并非党纲。在一个天下不归于杨、则
归于
墨的社会里，一个团体，对于社会上许多重要的问题，有所主张，而
又声
明其组织并非政党，自然会引起许多人的怀疑。但是在宪政的社会里，
这
是一件极其普通的事。有人统计，在华盛顿想以他们的主张来影响国
会的
团体，起码有五百个，但是他们确乎是无党无派，并不附属于任何政
党，
那一个政党的办法，采纳了他们的意见，他们就表同情于那一个政党。
这
是在宪政之下，一般公民对于政党所应采取的态度。我们以为：在真
正的
宪政之下，政党的组织与活动，是必要的，但是从事政党的活动，是
一种
专门的工作，不必每一个人都要参加，正如每一个人不必都去当医生，
作
律师一样。可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国家的一个公民，对于每一问题，
自然
有我们的看法。把这种看法公开的说出来，是做公民的义务，也是做
公民
的权利。在我国将来真正实行宪政的时候，任何人的选举票、前途究
属投
那一党候选员，就要看那一党采纳了他的看法。所以一个团体，把自
己的
主张说出来，同时又说明自己不是政党，实在是极为自然，权为合理
的一
种举动。
其次，我们要说明的，就是我们所提出的三十二点，乃是我们以后讨
论中国各种问题的出发点，但不能看作我们大家所有意见的最后结晶。
把
我们的主张先写出来，以后的讨论才有所附丽，才不致空谈无补，才
不致
漫无边际。我们承认：社会是时刻在变动的，因而适应这些变动的主
张与
办法，也不能固执不变。只有顽固的卫道者，以及偏执的宗教徒，才
会死
守他们的陈说与教条。我们对于目前的重要问题，一定要去虚心研究，
想
从事实中求得结论，而且还要不断的从新的事实中，来试验我们所作
结论
的正确性。我们自己不敢说是看到真理的全面，因而并不摆出包办真
理的
面孔，凡是我们所提出的理论与事实，假如别人能以相反的理论与事
实来
批评我们的，我们都愿意诚恳的、虚怀的与他商讨。有人认为：思维
矛盾
的揭露，以及对立意见的冲突，是发现社会真理的最好方法。这是对
的。
我们愿意在本刊中，提高讨论的水准，以理论应付理论，以事实反驳
事实，
以科学方法，攻击盲从偏见。但是我们这一班人，都不以骂人见长，
所以
凡是以骂来对付我们的，我们只有藏拙，不与计较。同时我们这一班
人，
也以刚毅自矢，凡想以武力来压迫我们，要我们改变主张的，我们也
决不
低头就范。
在万方多难的今日，我们深感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所以发行本刊，
想以大家的智慧，来探索中国的前途。探索的方法、角度、内容有不
同，
并且可以不同到一个程度，可以和我们三十二条的初步主张抵触，我
们自
己中间也一样的可以彼此质难，互相辩驳，但我们相信我们的动机是
相同
的，就是对于国家社会的种种事实与问题，想了解得更清楚，我们的
态度
也是一样的，就是刊物尽管由团体办理，每一句的责任还是由每一个
人自
己负担。我们相信只有如此，我们才能脚踏实地，不草率将事。我们
希望
全国人士，本同样的动机与态度，给我们以道义上、精神上的各种协
助，
使我们的工作，可以发生最大的效用。
当我透过岁月的尘埃看到四十年代大学教授们的言论时，心里有一种
说不出的感觉。
半个世纪前，他们所努力奋斗争取的一切，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推移而
有所进步，单从言论自由和民间报刊的生长情况看，他们再也没有能像当年
那样从容地议论国事，据理力争，公开坦率表达自己思想的机会了，这是何
等悲哀啊，作为年轻的一代，对于我的前辈们在国家危机关头所发出的真正
知识分子的声音，我除了表示敬意外还能再做些什么呢！我要做的就是将他
们当年的经历和言论告诉更年轻的一代，你们今天所努力思考和争取的一
切，你们的前辈在半个多世纪前已经都做过了，其思想的深刻、全面和产生
的影响远在今天我们的口号之上，现在我以晚辈的名义，请求那些健在的前
辈将当年的历史和经历如实公正地告诉年青的一代，让自由主义的理想再以
血的代价积累几十年，以换得一个新世界的到来。
从《观察》的言论看四十年代大学教授的精神状态
《观察》是一个政论刊物，它的编者储安平是复旦大学的教授，这一
特点，决定了这个刊物的基本作者队伍。在《观察》上发表大块文章的人，
可以说都是当时中国各著名大学的教授。《观察》每期对文章作者有一简要
介绍，从中可以看出多数人是在大学任教的，我们大体上可以说《观察》是
一个教授的刊物。
在当时的中国，教授只是很少的一部分人，我们既不能把它作为一个
阶层看，更不能作为阶级看，而应当把它视为一个群体。这个群体在经济上
相对有保障，在政治上有追求，在专业上有固定的研究方向。这个群体带有
西方中产阶级的性质，无疑属于我们通常所说的知识分子的一部分。我在这
里强调他们作为大学教授，而没有笼统地以知识分子相称，那是因为我注意
到作为大学教授，在整个知识分子的各类人群中是最能独立表达自己思想
的，很少受制于党派利益制约。虽然当时在大学任教的这些教授有相当一批
人分属于民盟、国社党、青年党等政治团体，但多数教授在以言论政的时候，
都是以个人身份发言的。张东荪就多次说过：“本人向来在政治上苟有主张，
总是独往独来，所以虽隶属于民盟，而所说的话却不代表民盟，读者千万不
要误会”＇1＇。张东荪在上海光华大学任文学院院长时，每次校务会议开会
时，主持人都要恭读总理遗嘱，张东荪对此很不高兴，遂夺门而出，并声言：
“下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