逝去的年代--中国自由知识分子的命运-第5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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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究竟有何证据？我们更要追问，第二次闻一多事件是否已在预谋
制造
了？我们愿意提醒当局，闻一多教授的被害不但没有消除学人对于现
状的
不满，且更加深了他们的警惕与愤慨。假令政府容许在这文化的古城
再演
一幕同样的惨剧，抵足以表现其颟顸与残暴而已。＇8＇ ＇8＇《北
大·清华·师院’燕京四大学教授九十人来函》，见《观察》第4 卷第10 期
第2 页。
从这抗议中，我们不难感到当时的大学教授是何等的临危不惧，大义
直言。类似的宣言《观察》还发表过武汉大学教授金克木、张培刚、曾炳均、
邓启东、韩得培、萧文烁等6 位教授的《我们对学潮的意见》＇9＇。 ＇9＇
《观察》第2 卷第15 期第21 页。
三、抗议政府的勇气
大学教授，特别是有名的教授，在一个文化相对落后的国家中，对于
自身的价值有充分的自信。在政府一面，尽管对于大学教授有种种批评，但
从根本上讲是害怕教授的，他们懂得教授的专业特长是国家须臾不可少的，
同时对于教授在社会上所具有的崇高威望也有恐惧心理，生怕伤害教授给自
己带来不利。我这里所谓的教授还仅限于那些只活动在大学校园中，没有直
接介入到具体政治运作中的教授。在四十年代，作为一种独立的社会力量，
他们在公众心目中代表着公正和良知。他们当时最大的特点是在批评和抗议
政府的不合理方面有整体力量，绝不是个别独立地去抗争，而是团结一致。
那时的大学教授，只要觉得政府作出的决定不合理，马上就可以联名发表宣
言表示抗议，而且无论是从事自然科学基础研究的，还是从事工程技术的，
从事人文科学的就更不用说了，他们彼此之间在关心国家命运上全都投入了
热情，并没有那种以专业远离社会政治为借口而两耳不闻窗外事的。当时的
社会也把大学教授作为最公正的代表，就是生活在社会低层的人们，也认为
大学教授总是能讲公道和主持正义的。这种大学教授整体力量的形成实际上
已成为现实政治的一种制衡力量，至少他们可以发出独立的声音，批评政府，
而政府尚不敢以言论去治他们的罪，大学教授在抗议政府的腐败行为方面表
现出的一致性是他们不畏强暴的力量源泉。在《观察》时期，我们经常会看
到这些大学教授对政府毫无顾忌的批评。以下是登在《观察》上一篇大学教
授的宣言＇10＇： ＇10＇《观察》第2 卷第2 期第21 页。
保障人权
宣言者：朱自清 向 达 吴之椿 金岳霖 俞平伯 徐炳昶 陈
达陈寅恪 许德珩 张奚若汤用彤杨人楩 钱端升
二·二二·北平
近日平市清查户口，发动警宪八千余人，分八百余组，午夜闯入民宅，
肆行搜捕，据平津二月十九日各报记载：十七日一夜捕去一千六百八
十七
人，连同前数日已入陷囹圄者共两千人以上。其中不少知名之士，就
已知
者如中央警官学校王云相教授，北平耆旧符定一，行总平津分署组长
于汝
祺女士，中外出版经理社经理张亦风夫妇及店员三人，牙医师朱砚农
博士，
前协和医学院大夫蒋豫图博士，师院附小女教师二人，以及华北学院
学生
三人，并据当局表示：尚拟继续搜捕。当初政府公布宪法重申保障人
民自
由，甚至颁行大赦，北平一地即已释放千余人，今反以清查户口之名，
发
动空前捕人事件，使经济上已处水深火热之市民，更增恐惧。同人等
为保
障人权计，对此种搜捕提出抗议。并向政府及社会呼吁，将无辜被捕
之人
民从速释放。至其确有犯罪嫌疑者，亦应从速依法移送法院，并保证
不再
有此侵犯人权之举。
在当时，大学教授发出这样的呼吁并非什么奇特之举，他们已经习惯
了这种文明的抗议方式，接受不接受是一回事，但我要充分表达出我的意见。
针对当时公教人员待遇每况愈下的情况，王道明、王铁崖、孟昭英、邵循正、
徐毓丹、袁翰青、陈振汉、杨人楩、楼邦彦、戴世光教授联名发表《我们对
于改善公教人员待遇的意见》＇11＇，坦陈自己的意见，督促政府改变自己的
工作作风。 ＇11＇《观察》第3 卷第8 期第3 页。
对于当时国民党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一事，周炳琳、李广田、俞平伯、
朱自清、陈达等48 名北大、清华、燕京大学的教授立刻发表《我们对于政
府压迫民盟的看法》＇12＇，他们本着“盖容忍反对的意见，尊重异己的政党，
实为民主政党的基本要素”，并从法理的观点指出政府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
的不合理性。《观察》时期，大学教授联名签署的声明，宣言有四个非常明
显的特点：第一，以西方的法制为立论的基本前提；第二，一切以公众利益
为最高原则；第三，一切为国家走上健康的民主政治之途所努力；第四，他
们所关心的问题决不围绕自己，而是以公理为尺度。 ＇12＇《观察》
第3 卷第11 期第3 页。
在《观察》时期，特别活跃的第二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中，尤以那些
以法学为专业的青年知识分子斗志最为旺盛，如楼邦彦、韩德培等人对于政
府在治制方面的每一不合理处都能以西方的法律精神予以批评＇13＇。
＇13＇可参阅楼邦彦《论公然反对政府》《论公务员的罢工问题》《论动员勘乱
时期临时条款》，韩德培《人身自由的保障问题》，分别见《观察》第2 卷第
13 期，第4 卷10、22 期，第3 卷11 期。
《观察》撰稿人的命运
历史既然记住了储安平，那么也就不会忘记《观察》。《观察》在本世
纪40 年代中期的出现，看起来是偶然的，但也有某种必然性，我把这种必
然性理解成一种对人类文明成果的执著追求。虽然从1946 年9 月到1948 年
12 月，《观察》的存在时间不足3 年，但它的影响是巨大的（严格意义上的
《观察》实际只能算在1948 年底）。
一、关于“《观察》撰稿人”
这里的“《观察》撰稿人”是一个特定的历史概念，不是指所有曾经给
《观察》写过文章的人，而是从《观察》创刊号上起，一直列在《观察》封
面下的那一批人。对“《观察》撰稿人”，储安平在1947 年初，《观察》出满
第24 期后曾写过一篇题为《辛勤·忍耐·向前——本刊的诞生·半年来的
本刊》的文章，储安平在这篇文章中谈到编辑部的筹备工作时，对于“《观
察》撰稿人”有一段详细论述，我抄在下面：
我们拟了一张“拟约稿人名单”，分别函洽。函洽时，一共附去印件
三件：一、缘起，二、拟约稿人名单，三、拟就之复信。函附“拟约
稿人
名单”的目的，乃在使收信人于考虑允任或不允任时，获得一种参考
材料。
拟就之复信，则请收信人在“遵约担任”或“不克担任”上作一符号，
可
免另写复信之烦。但是我们认为单单这三种印件还不能表示我们的诚
意，
我们大都另外附有私人亲笔的函信，以最大的热忱，要求允诺，共同
为国
家的福利努力。拟约的撰稿人原不止于那张名单上的几十位，但因我
们对
于撰稿人负有赠阅刊物的义务，所以不能不竭力缩减。在那张拟就的
名单
上，有一小部分仍未发函，主要的原因是地址不明。允任撰稿人的意
义是
双重的，第一表示愿为本刊撰稿，第二表示至少在道义上支持这个刊
物。
接洽的许多先生中，只有一位先生复函“不克担任”，有8 位先生迄无
复
信（各信托人转致，是否转到，不明）。其余大都函复“遵约担任”，
并
除寄回印就的复函外，另附私人函件，鼓励我们。有许多刊物常常不
得到
本人允诺就将其名字印在刊物上，作为“特约撰稿人”，我们深不以此
种
态度为然，故凡非确实函允担任者，我们未敢贸然将其姓名列出。我
们不
用“特约撰稿人”一词，一律称为“撰稿人”，目的在位本刊的撰稿人
在
精神上能和本刊发生更关切的感情。现以第一卷而论，封面所列70 位
撰稿
人中，已有三分之二给本刊写过文章＇1＇。 ＇1＇《观察》第1
卷第24 期第4 页，1947 年2 月8 日出版。
从储安平的论述中，我们对于“《观察》撰稿人”可以做这样的评价，
首先这是一批自觉自愿结合在一起的人，虽然没有任何组织联系，但在精神
和道义上这批人有相同的一面。第二，这批人能够自觉地聚集在一个普通刊
物周围，说明当时中国自由主义思想在“五四”运动之后，依然没有绝迹，
他们并没有因为多年频繁的战乱和各种波折放弃对自由主义理想的追求。第
三，《观察》办刊宗旨是“民主、自由、进步、理性”，用储安平的话说：“我
们这个刊物第一个企图，是要对国是发表意见。意见在性质上无论是消极的
批评或积极的建议，其动机则无不出于至诚。这个刊物是一个发表政论的刊
物，然而绝不是一个政治斗争的刊物。我们除大体上代表着一般自由思想分
子，并替善良的广大人民说话以外，我们背后另无任何组织。我们对于政府、
执政党、反对党都将做毫无偏袒的评论；我们对于他们有所评论，仅仅因为
他们在国家的公共生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毋须讳言，我们这批朋友对于政
治都是感觉兴趣的。但是我们所感觉兴趣的政治只是众人之事——国家的进
步和民主的改善，而非一己的权势。同时，我们对于政治感觉兴趣的方式，
只是公开的陈述和公开的批评，而非权谋或煽动。政治上的看法，见仁见智，
容各不同，但我们的态度是诚实的、公平的。我们希望各方面都能在民主的
原则和宽容的精神下，力求彼此的了解”＇2＇。今天虽然我没有见到《观察》
筹备期间，储安平寄给撰稿人的“缘起”，但从《观察》所明确宣扬的办刊
宗旨和后来所努力实行的一切，都可以看出当时的撰稿人，作为自由主义知
识分子是支持名气并不很大的储安平的，这种支持实际上是自由主义知识分
子的自觉联合。“《观察》撰稿人”对政治都是关心的，但他们愿以知识分子
超然的态度来关心政治，并不愿意卷进具体的政治斗争的旋涡中，无论是当
时还是后来，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中国的悲惨遭遇并不能理解成是他们的幼
稚和不切实际，这里有一个基本的区分标准是他们中的许多人是以知识分子
的方式传播自由思想，并不在具体的政治运作中，如果他们是以政府官员的
身份宣扬和实施自己的政治理想，那么我们可以说他是天真了，但他们压根
就没有在具体的政治运作中，所以也就根本谈不上什么不切实际，他们的所
做所为不但在当时是对的，今天也没错＇3＇。蒋介石和毛泽东对自由主义思
想和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都看不惯＇4＇，其根源不在于这种思想本身的价值难
以理解，而在于这种思想在中国这种特殊的环境中显得不合时宜。美国学者
林毓生、格里德都曾对自由主义思想在中国发展的历史进行过详细考察，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