逝去的年代--中国自由知识分子的命运-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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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学者的杨树达，在满怀信心迎接太平盛世。以他在当时中国学术
界的地位，他在生活上受到了很好的待遇，而且他和毛泽东有特殊的关系。
当年毛泽东在长沙时曾听过杨树达的课。“1920 年驱张一役，余与毛公同
事，故有违教一语也。”（345 页）50 年代初期，毛泽东每次回湖南，都要见
杨树达，后来杨树达每有不顺心之事，也常给毛泽东写信。以杨树达这样的
背景，他在学术上本来应该是心情舒畅，自由自在的，然而事实上，50 年
代初期，杨树达在学术上却极不顺心，他的遭遇是同时代著名学者不适应的
另一种典型。杨树达的专业与政治毫无关系，他又和毛有交情。50 年代的
任何政治运动对像他这样年老的著名学者，已不会有很大的影响。但他同样
陷于一种困境中，他的不适应和他同两个人的关系有关，而这两个人大体是
新时代学术的典型代表，在新的学术环境中，杨树达已感觉不到他在过去的
自由平静，而是处处要受人制约，这两个人，一个是郭沫若，一个是杨荣国。
先说郭沫若。
郭沫若在专业上和杨树达有相同之处，但在过去公认杨的学术地位要
高于郭。40 年代初，杨树达对郭沫若的《两周金文辞大系》就说过：“觉可
商榷处颇多。”（167 页）而郭对杨却是极尊敬的。1940 年12 月25 日，郭沫
若致杨树达的信中说：，“就整个言之，我兄于文字方法体会既深，涉历复博，
故所论列均证据确凿，左右逢源，不蔓不枝，恰如其分，至佩至佩。”（黄淳
浩编《郭沫若书信集》上486 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此后郭杨之间时有
信函往返、从论学的内容和行文的谦恭，能看出郭沫若对杨树达的学问是很
钦佩的。但令人沉思的是随着两个学者地位的转移，郭沫若对杨树达的态度
也发生了变化。以杨树达在中国学术界的地位，他的学术成果的问世，已经
很少有什么阻碍。
但不知什么原因，后来杨树达的学术成果问世，却需要由科学院来审
查。先是李亚农审查他的《金文说》，评价不高，还有唐兰，颇有微词。不
管怎么说，李亚农、唐兰总还是学者。使杨树达不能容忍的是当时的科学院
竟让根本不懂学术的人来审查他的著作。
对此，杨树达在回忆录中说：“科学院对于审查稿件轻视之，信任诸少
年不学者妄为评涉，余吁请再审《小学述林》时，曾予以讽戒。院中不省，
前感于《金文炼说》妄评事，愤不能忍，故上书主席言之。今日得毛公复云，
已将余缄交院，请其注意。明知此事将开罪于人，然若院人稍有天良，必当
力图改进，公审查之责于天下人，则余虽为人疾视，为学术计，仍所甚愿也。”
（400 页）杨树达当时还只是就事论事，没往别处想，没有想到是什么原因
使学术环境很快成为这样的。
杨树达的学术地位，公平地说，在新环境里并未被漠视，当时有关的
专业学术权威机构，均给杨树达留有位置，郭沫若也曾请杨树达回北京做研
究工作，杨树达以年龄为由婉辞了。但读郭沫若1950 年以后给杨树达的信，
明显不同于以前。1953 年8 月郭沫若在一封信中说：“今世著书立说，当对
读者负责。出版发行尤当对读者负责。此乃国家事业，故不能轻率从事。往
复磋商，应是好事，望勿为此怅惘。”（《书信集》上501 页）当时杨树达每
有论著寄郭，几乎都不顺利，总要被删去许多。对此，杨树达曾说：“得郭
沫若复书，告已读余《甲文说》，嘱余汰去若干首再寄去，当嘱编译局出版
云。”（366 页）虽然这样，杨树达对郭沫若的文字学水平仍有极高评价，认
为“非一般浅学后生所能及也”（367 页）。而且杨树达曾将郭沫若和王国维
相提并论，可见其学者的风度。
但他对郭沫若的学术品质也有批评。他在回忆录中说：“此又可证郭沫
若之粗心轻信也，盖心有成见，必欲推翻余说，遇有可为之助者，乃急不暇
择也。余往言：做学问必须诚意正心，信也。”（387 页）。可以说，从50 年
代以来，杨树达即对郭沫若有看法，先是感觉他太热心政治，“郭鼎堂忙于
政务，匆匆不能审思耳”（319 页）。在回忆录中，还有对郭沫若更严厉的批
评：“前以《金文馀说》寄请郭沫若审定，渠只读书序退还，云事忙未能全
读，乞谅云云。既不延请学较裕之人置院中审查稿件，己又藉口事忙不审，
虚负院长之名矣。”（396 页）另外，杨树达对郭沫若的学术品质也很不以为
然。因为郭沫若曾就一学术问题在给杨树达的信中说过：“董某妄人耳，其
说未可尽信也。”（《书信集》上503 页）这是郭沫若批评董作宾的。而杨树
达却说：“记《卜辞通纂》曾言读董断代研究例，拍案叫绝，今乃斥为妄人，
鼎堂真妙人哉。”（373 页）从杨树达的回忆录中，大体可以看出一代学者的
无所适从，而当时，杨树达还未能采取像他的好友陈寅恪那样的处世态度。
他在回忆录中说：“且谓寅老不满意于科院，谓解放数年，绝不重视史学，
至此老成凋谢之际，乃临时抱佛脚，已有接气不上之象云云。”（382 页）
再说杨荣国。
杨荣国这样的学者，今日已成为学者的一个教训。因为他以学术为政
治服务来治学术，已完全背离了学术精神。但像他这样的学者在新环境里，
却处处如鱼得水，在杨树达、陈寅恪、顾颉刚这些学者不适应的时候，杨荣
国这样的学者正是喜气洋洋的时候。
他当时是湖南大学文学院院长兼历史系主任。
1951 年，杨树达在回忆录中有一段记载：“本校文学院长杨荣国发布文
字于《新建设》杂志，引金文、甲文错误百出。”然后一一指出其错来。为
此，杨树达不仅写文质疑，而且给毛泽东写了信。毛泽东曾将杨树达的信给
李达看过。但令人感慨的是，后来有人转告杨树达：“今日教授当以思想为
主。自悔孟浪。”（345 页）但杨树达并未甘休，又给当时的教育部长马叙伦
写信：“言湖大文学院院长杨荣国学识低劣，万不可任之为师范学院院长。”
（359 页）其实像杨树达这样的学者，在50 年代初，他们的学术地位并不
是消失了，而是其他学术欠佳的人很快和他们等量齐观。当时湖南大学评了
10 名教授，最高为6 级，对于杨树达，大家公认为第一，而且认为应再加
一级。但对杨树达来说，他当时的感觉是：“谭丕谟并《中苏条约》极浅之
文字看不通，亦评六级。余提议应减，无人见信也。平心论之，余评最高级，
决不为少；而与杨荣国、谭丕谟同级，则认为一种侮辱也。”（352 页）然而
尽管杨树达有此责言，事情并没有什么改变，越到后来，他认为不可能的事
早已习以为常了。
叶企孙饶毓泰的死
在自然科学中，我对物理学有一点兴趣，我对物理学本身是一窍不通，
但我喜欢看有关物理学家的传记，喜欢读一点物理学发展史之类的书；在自
然科学和工程技术的专家中，我总觉得物理学家的内心更丰富，他们对世界、
对人类、对现存社会秩序总保持着关心和具备着责任，他们对人类文明的结
晶永远有热情，对人的尊严、人的价值，对社会公正、言论自由等都很敏感，
对战争对和平，对人道主义这些问题上形成的人类公认的价值标准，都有着
令人敬佩的见识。从事纯粹技术工作的人，很容易除了专业之外不再对其他
事物保持热情，但物理学家似乎是个例外，物理学家和现代知识分子似乎是
天然一致的，像爱因斯坦、普朗克、奥本海默，还有中国的王淦昌、许良英
等人，人们可以不懂他们的专业，但却不能不懂他们这些人所努力追求的东
西。
我在做西南联大研究时，除了对当时人文学者的精神气质很敬佩之外，
对从事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的教授也有兴趣，我一直想从他们当中找一两个
人来做个案分析，从中看看40 年代那些专业与政治无关的教授对政治是什
么态度。我首先想到了叶企孙和饶毓泰，想到了他们的死。
叶企孙和饶毓泰是中国早期物理学发展中的两个奠基人。他们同是留
美的博士，后来主要从事物理学的教学工作，中国多数物理学家均出自他们
门下。当年，他们两人都有极高的社会地位，叶企孙在40 年代还曾做过一
段中央研究院的总干事。国民党离开大陆时，派飞机到北大、清华抢运教授，
他们都在其中，但他们都没有走。1948 年他们俩都是中央研究院物理组的
院士，这是当时科学家的最高荣誉。后来的经历，我们就不多说了，到了“文
革”，饶毓泰自杀，叶企孙重病缠身，凄然离世。叶企孙由于卷入一桩重大
冤案中，很长时间受到迫害，曾被投入监狱。叶企孙晚年十分凄惨。“当时
不少人在海淀中关村一带见到了这种情景：叶企孙弓着背，穿着破棉鞋，踯
躅街头，有时在一家店铺买两个小苹果，过走边啃，碰到熟知的学生便说：
‘你有钱给我几个。’所求不过三五元而已！”（刘克选、胡升华《叶企孙的
贡献与悲剧》，《自然辩证法通讯》1989 年3 期）而关于饶毓泰的死，一直
讳莫如深，许多资料都不言他自杀身亡，而是含糊其辞，其实这有什么可忌
讳的，在那样的年代，老舍、傅雷、范长江、翦伯赞、储安平等等，自杀的
人已经不可胜数了，多一个物理学家也不奇怪。吴大猷曾给饶毓泰写过小传，
他说：“一生严正从无政治活动如饶氏者，亦横遭侮辱，于10 月16 日（1968
年）自缢于北大教授住宅。”（台湾《传记文学》51 卷3 期）
叶企孙、饶毓泰后来都获平反，但他们的死留给人们的印象是强烈的，
一个连物理学家都容不下的环境，到底在哪里发生了问题？
物理学家钱临照曾把叶企孙和饶输泰作过比较，他说：“他们两人都很
刚强，但饶先生像玻璃，虽然硬，却容易碎，而叶先生像一块钢，不仅硬，
还有Plasticity（塑性）。”（见刘克选、胡升华文章）。上海科学技术出版
社出版过一本《一代师表叶企孙》的纪念文集，让人们更多地了解了这位物
理学家的一生，至于饶毓泰，至今还很少有人提起，饶先生有许多学生，他
们该为自己的老师说几句话。
汤用彤的顾虑
我从旧书摊上拣得一册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下），上册
已不知散落何处。此书是1944 年在重庆翻印的，所据初版本为1938 年6 月
商务版。这本书是汤先生的传世名著。1955 年中华书局重印过，1962 年再
印。1983 年作为“汤用彤论著集之一”又印过一次。前两次重印，汤先生
都写了“重印后记”，特别是1955 年版的后记，能见出当时汤先生的心态。
从旧时代过来的知识分子，有三种情况，一种是专业本身与政治分不
开的，如搞社会学、新闻学、政治学的那些学者，像钱端升、费孝通、吴景
超、储安平等，这些人最容易出事。二是专业本身与政治无关，但学者本人
却对政治有热情，像冯友兰、潘光旦、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