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宫与28宿-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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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此人和他的星占学著作实在太重要了，以致我们认为必须为这位伟大人物（因为他远远不止以一代星占大师载入史册）专门写一节。　　　　
　　　　一、托勒密的生平和著作　　　　
　　　　托勒密生卒年已无法详考，通常推断为公元100～170年之间。他祖上是希腊人，或希腊化了的某族人；他本人是埃及居民，拥有世袭的罗马公民权，这可能是由罗马皇帝克劳狄（Claudius）或尼禄（Nero）赠与他祖上的。关于托勒密的家庭和出生地，至今无法确定。他本人很可能终生都在埃及的亚历山大城生活和工作。该城当时早已在罗马帝国治下，但仍是希腊文化的重镇。如果仅从政治权力的转移和继承着眼，托勒密可以算作罗马帝国时代的人物；然而从文化的演进着眼，则托勒密无疑仍是希腊化时代的人物。有些西方著作中，或把他归入希腊时代，或归入罗马时代，原因就在于此。　　　　
　　　　只要对托勒密其人、其书和他生活的时代稍有了解，就不难明白，说他是希腊文化最伟大的、也是压轴的代表人物之一，是绝对当之无愧的。他一生至少写了13部著作，流传至今的有10种，不妨列出如下，看一看那个时代的伟大学者是如何全面发展的：　　　　
　　　　《至大论》（Almagest）　　　　
　　　　《实用天文表》（Handy　Tables）　　　　
　　　　《行星假说》（Planetary　Hypotheses）　　　　
　　　　《恒星之象》（Phases　of　the　Fixed　Stars）　　　　
　　　　《四书》（Tetrabiblos）　　　　
　　　　《地理学》（Geography）　　　　
　　　　《光学》（Optics）　　　　
　　　　《日晷论》（Analemma）　　　　
　　　　《平球论》（Planisphaerium）　　　　
　　　　《谐和论》（Harmonics）　　　　
　　　　上列10种著作中，13卷的《至大论》名声最大，成为此后一千余年间拜占庭、阿拉伯和欧洲天文学的《圣经》。《地理学》和《光学》两书也各自成为这两门学科历史上最重要的著作之一。而与我们在本书中所讨论的主题关系最密切的，却是那部从书名看不出什么名堂的《四书》——此书在它问世后一千余年间一直是西方星占学的《圣经》，有些学者认为它的名声在历史上可能比《至大论》还大。我们将在下面两小节中专门讨论《四书》。但在此之前，先要谈谈托勒密其他著作中涉及星占学的内容，以及伪托为托勒密的星占学著作。　　　　
　　　　托勒密在《至大论》中几乎完全未讨论星占学，只卷Ⅱ、卷Ⅵ等少数几处与星占学有间接关系。但在《恒星之象》和《谐和论》两书中，有些章节论及星占学。《恒星之象》2卷，仅第二卷存世。此书专论一些明亮恒星的偕日升与偕日落，这是《至大论》中未曾充分展开处理的课题。书中有星历表，列出一年中每天偕日升、落的若干亮星，并结合各种证据，列出这些星象对未来气候变化的预兆意义。这种把现代意义上的气象学与星占学结合在一起的传统，从古希腊一直持续到欧洲的文艺复兴时期。《谐和论》3卷，系数理乐律学著作，根据各个不同传统的希腊体系，讨论各种音调及其分类中的数学音程等问题。但此书中也谈到一些星占学概念，特别是卷Ⅲ的第16节，谈论各行星的星占学性质及属性之类。　　　　
　　　　托勒密在历史上既以星占大师著称，也就发生了一些后世的星占书伪托在他名下的现象。其中特别有名的例子是《金言百则》一书（拉丁文作Centiloquium），这是一部星占学格言集，共100则。本是一部较为通俗之作，没有什么数理内容。古时被归于托勒密名下流传，但学者们早已确认是出于伪托。　　　　
　　　　二、托勒密的《四书》　　　　
　　　　《四书》4卷，在西文中常作Tetrabiblos，系自希腊文转写而来，拉丁文作Quadripartitum，皆为“四卷书”之意。托勒密将此书视为《至大论》的姊妹篇，写作时间约在公元139～161年之间，在完成《至大论》之后若干年。经近代西方学者的考订校释，《四书》已有希腊文和英译文的现代版本可供使用。　　　　
　　　　《四书》卷Ⅰ可视为星占学的预备知识，集中讲述日、月、五大行星运动以及恒星位置等数理天文学知识——这是任何一个入流的星占学家都必须掌握的。在卷Ⅱ中，托勒密设法为星占学确立一些理论基础和原则。例如他论证道：既然太阳、月亮可以通过季节变换、潮汐涨落来直接影响地球上的人类生活，那么五大行星也能影响尘世事务，应是无可怀疑的事实。托勒密也谈到星占学可应用于两个领域：国家民族和个人；但对于前一领域，他主要是谈论水土、气候之类，只能算是“星占地理学”（astrological　geography）和“星占气象学”（astrological　meteorology），与巴比伦人的军国星占学无关。星占学之应用于个人，也即生辰星占学，则是《四书》后两卷全力探讨的内容。托勒密在这两卷（卷Ⅲ、卷Ⅳ）中集此前这方面学说之大成。　　　　
　　　　卷Ⅲ先谈到获取精确出生时刻的困难，而这是以后一切推算的基础。至于准确得知受孕时刻自然更为困难。确定这些时刻都要依靠天文观测，使用星盘（astrolabe）和时计，被特别提到的是水钟（water　clock），但托勒密认为精确程度不够，虽然受孕时刻和分娩时刻都应注意，但托勒密认为分娩时刻更重要：　　　　
　　　　受孕事实上只是精液导致了繁殖，而出生是人本身——因为婴儿在分娩的那一时刻，会获得许多在子宫里不能获得的特性。　　　　
　　　　这些所谓在出生时刻获得的特性，就是日、月、星辰对人的影响。　　　　
　　　　图7《四书》拉丁文本一页。　　　　
　　　　接下来详细论述算命天宫图的构成与排算。托勒密认为一个好的星占学家能够从中发现许多信息，这些信息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其人的体质特征。举两例如下：当土星位于出生时刻天宫图东侧时，这个婴儿将来会是：　　　　
　　　　黄肤色、好体格，黑色卷发，宽阔而坚强的胸膛，常规眼睛，身材匀称，气质是湿与冷的混合。　　　　
　　　　而如果土星位于西侧，则是：　　　　
　　　　其人形象黑暗，瘦弱单薄，头发稀疏，身上无毛，体形悦目，眼睛为暗黑色，气质的主要成分是干和冷。　　　　
　　　　这类纯属算命看相之流的文字，出于曾写了《至大论》、《地理学》、《光学》这些不朽的数理科学著作的托勒密其人之手，而且还以认真的态度陈述着，在现代人看来真是难以想像，然而这在古代却是事实。　　　　
　　　　一生的疾病也能从天宫图中看出，但更玄妙的是对其人心灵、思想倾向和特征的预言。这类预言依据的重点是黄道十二宫的“主”、“定”、“移”三类宫（见本书第二章第三节二）的位置。例如“主宫”（白羊、巨蟹、天秤、摩羯四宫）的作用是：　　　　
　　　　通常倾向于使心灵对政治感兴趣，会使其人投身于公共事务或动乱；好大喜功；醉心于神学；同时，其人是机巧的、敏锐的、好奇的、别出心裁的、深思的；还会致力于研究星占学与占卜术。　　　　
　　　　关于四“定宫”（金牛、狮子、天蝎、宝瓶）和四“移宫”（双子、室女、人马、双鱼）的作用，也各有一番模式相同的说法。　　　　
　　　　当然，行星也对其人性格的形成起着巨大作用。例如，在算命天宫图中，土星与金星位置的意义有某些关联，如果该两星处于“贵格”（指土、金两星恰处于能“感应”的一宫之内），则此时降生者将是：　　　　
　　　　不好女色；有支配欲；喜好孤独，城府甚深；无视等级；对美丽无动于衷；忌刻善妒，不喜社交；见解卓越；酷好占卜、宗教和神秘主义，渴望神职，对宗教热忱盲信，恭敬有加；平日正襟危坐，虔恭沉静，醉心学问，信任友谊，禁欲自制，三省吾身，谨慎周密；小心对待来自女性的友谊。　　　　
　　　　相反，若是土星不能与金星相互配合，处于不好的位置上，它将使人：　　　　
　　　　肆无忌惮，淫荡好色，亲身参加粗鲁下流无耻之事，乃至淫猥有罪的性交；对妇女不忠诚，……亵渎神灵，嘲骂圣洁的宗教礼仪。　　　　
　　　　这类话头直到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神秘主义著作中，仍时常可见。　　　　
　　　　在《四书》卷Ⅳ中，托勒密继续阐述算命天宫图的各个方面；辨识婴儿未来的健康状况；预言他的社会地位和职业；他或她未来的婚姻情况，乃至对于性的态度。例如，如果火星远离金星和土星，但同时又靠近木星的话，就会使此时降生的人“在性交时纯洁有礼，倾向于只着眼于此事的自然用途”——按照西方古代的禁欲主义学说，性交的“自然用途”是受孕育儿；若着眼于享受两性欢合时的愉悦，即为可耻有罪。这种观念在中世纪基督教会和公元10世纪以后的中国也都有一定的市场。又如，要是火星得到金星的“支持”，此时降生的人就很难药救了：　　　　
　　　　放荡邪侈，人欲横流，为填欲壑，不择手段。　　　　
　　　　诸如此类。虽然各种情况下的算命天宫图所“蕴含”的信息各有不同，但据此进行预言的模式则大致相似。　　　　
　　　　三、《四书》的历史影响　　　　
　　　　《四书》集希腊化时代星占学之大成，它在西方星占学史上的地位，确实可与《至大论》在西方天文学史上的地位并驾齐驱。托勒密曾从他的前辈、希腊天文学家希巴恰斯那里继承了许多宝贵遗产，这他自己在《至大论》中也毫不讳言。希巴恰斯最重要的天文学遗产之一是那份恒星表，现今保留在《至大论》卷Ⅶ、卷Ⅷ中的恒星表，被认为就是希巴恰斯星表的改编本。而希巴恰斯，据说老普林尼（Pliny）经常援引他的著作，因为“没有任何人比他做了更多的工作来证明：人与星是有关系的，我们的灵魂是天的一部分”。似乎他也是一位大星占家，也确实有一篇古代论文，以几种手抄本的形式流传至今，文中专论黄道十二宫的星占学意义，而题为希巴恰斯撰，不过现代学者认为这只是伪托的。　　　　
　　　　图8托勒密（Ptolemy）星表中的一页。从这些图案中不难看出它显然与星占学有关，事实也正是如此。　　　　
　　　　《四书》在托勒密生活的时代即已产生广泛影响，而且这种影响在他身后持续了许多世纪。好些有名的星占学家，如希巴恰斯（底比斯的），保罗（Paul，亚历山大城的）以及尤里乌斯·菲尔米库斯（Julius　Firmicus）等人，都引用《四书》，并将此书视为最基本的第一手星占学资料。　　　　
　　　　《四书》为此后一千九百年间的西方星占学的理论和实践提供了标准模式。这里我们分析一个例子，可以很生动地说明这一点：图9是《四书》中一幅算命天宫图实例，令人惊奇的是，直到一千三百年之后，欧洲的算命天宫图仍然遵用与此完全一样的标准形式——正方形，外圈标有黄道十二宫符号（这里12个符号与今日全球天文学界通用的符号几乎没有两样）；圈中的12个三角形即黄道十二宫，日、月和五大行星各在何宫几度，往往也在这里标出；中间的方形里，通常记载着天宫图主人（图即为他而排算）的姓名及出生年月日期之类。　　　　
　　　　《四书》对西方星占学的影响之持久是惊人的——直到今天，仍有星占学家阅读此书，从中获取灵感并寻找理论根据。对于那些不甚务实而喜欢以神秘主义眼光看待事物的人来说，托勒密的《四书》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