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宫与28宿-第2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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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宣布他的要求，却是“让自己死去”……。
故事到这里就中断了，给读者留下丰富的想像余地，可以各自去尝试构造下面的情节和故事的结局。这里有一项暗含的逻辑，既然命中注定巴特里西达必然弑父，那么他实行弑父之前必然“命不该绝”，因此自杀也死不了；但他既然不惜一死以求免于弑父，这精诚能否感动上天，收回成命呢？
B·西尔韦斯特的另一部星占学书籍也可以在此顺便一提。《实证》（Experimentarius）一书是他从别的文字转译而成的，专讲一种称为“星占地卜”（astrological geomancy）的学问。所谓“星占地卜”，是将一把粒状物（比如沙子之类）随意丢撒在地，再将这些随机分布在地的粒子用线连起来，根据这些连线所构成的图形，再结合星座星表之类加以附会，以此预卜吉凶。这种占卜术直到现代有时仍在印度等地使用。
再接下来又要谈一个名声特别大的例子，那就是但丁（Dante Alighieri；1265～1321）和他的《神曲》（Divina media）。在《神曲》的《地狱篇》（Inferno）中，著名星占学家被打入地狱的第八圈第四断层。在这里，作者描述他见到的这样一群人：
当我更向下细看他们时，
就看到他们每一个从下颚，
到胸膛的顶端都是奇怪地歪扭着：
因为脸孔是向着背腰转过去；
而且他们不得不退着走，
因为他们是不许往前看的。但丁（Dante）：《神曲·地狱篇》，朱维基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第140页。
在这群像《封神演义》中申公豹（他因屡屡倒行逆施，受罚使脸永向背面）那样的人中，有两位中世纪负有盛名的星占学家——就是我们在前面分别谈到过的斯科特和波拿第，对于前者但丁还不忘加上一句“他熟悉用妖术来行骗的方法”。由此看来，但丁对于星占学似乎没有什么好感。
但丁虽对星占学持贬斥态度（至少在《神曲》中是如此），但是他对“天”的结构的知识，却依旧未出中世纪星占学家们的常规。在《神曲》的《天堂篇》（Paradiso）中，有着关于“天”的安排与结构，这还常被现代人引作中世纪欧洲人对宇宙结构认识的例子。据霍姆斯（G。Holmes）的归纳，可将《天堂篇》中“天”——也就是那时人们所知道的宇宙——列表表示如下：
天层基本论题
最高天天堂
水晶天天使
恒星天神学的美德
土星天沉思的生活
木星天正义
火星天但丁生平
日天创造与智慧
金星天星辰之作用
水星天罗马帝国
月天月球阴影
在这一同心宇宙结构中，地球毫无疑问正在中心位置。
最后，我们无论如何不能不谈一谈身兼星占学家和大文学家两重身份的乔叟和他的《坎特伯雷故事》。关于他在星占学方面的造诣和著作，我们在前面已经谈过了。不难想像，这样一位通晓星占学的作家，在他的文学作品中也会难免手痒而忍不住将星占学穿插进去的——不懂星占学的作家都还常要这么做呢。事实正是如此，在《坎特伯雷故事》中，多次谈到星占学，我们举几个例来看：
在“武士的故事”一篇中，谈到爱神维纳斯（金星）与战神马尔斯（火星）为了凡间的武士起了争执，于是到年高德劭的萨图恩（土星）那里寻求仲裁，萨图恩先大大卖弄了一通自己的道行，再安慰爱神：乔叟（G。Chaucer）：《坎特伯雷故事》，方重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第49～50页。
“亲爱的维纳斯，我的女孩，”他道，“我的辖区极广，谁也难于了解我的威权有多大。诸如在幽晦的海水中淹没，在黑暗的茅舍里囚禁，脖子伸进套索，私语、呻吟，恶汉的反判，暗中下毒，哪一件不在我的统辖之下。我居住狮子星座时，我已施行报复与惩罚。高厦的荒废，塔墙倒塌在掘壕者和木匠身上，也都是我的事。参孙（Samson）摇倒大柱时，就是我把他处死。我还管辖着冷酷的病、暗杀和一贯的阴谋；我的目光一射，瘟疫就盛行。你现在不要哭泣了，……”
这一段土星自白，纯是星占学中对土星司职的说法的文学性改写，而且完全游离于故事情节之外，只能是乔叟的卖弄。
在“律师的故事”一篇中，乔叟用夹叙夹议之法，又加入与故事情节没有多少关系的大段星占学咏叹：《坎特伯雷故事》，第93～95页。
可能在天上以星宿缮述的巨书上，已注定了他此生要死于爱情！原来星宿注明人的生死比明镜还照得清楚，只消人们能观察出来。古来多少圣贤豪杰，都由星象预定吉凶。不过人们的聪明不够，未能完全了解罢了。
啊，残酷的原动天体，你在自转中永远推动着万象，由东而西地急转着，依照自然的运转，就该转变方向，免得在这不幸的出行时候，让歹星挫折这段婚姻。在不祥的盘旋扶摇中，那首座转进了最暗的十二天庭。呀，恶毒的星！呀，微弱的月，你的轨道落入了恶运！你联结之处，无从接应；你应得庇护之时，却又远避。啊，轻率的罗马国王！你全城竟没有一个星象学者么？难道除却这个凶日就没有一个婚期了么？上路的日子就不能另订吗？尤其在你这高贵的人家，本人的出世星象，应已了然？啊，人们太愚蠢了，太疏懒了！……
在“巴斯妇的故事”一篇中，巴斯妇自述自己早年的放荡生活，就引用自己降生时的算命天宫图来为自己开脱：
上帝助我！我很健旺、长得不坏、有钱、年轻、得意；的确，我的丈夫们都说过，我是一个最好的宝贝。无疑的，我的情肠属维纳斯，我的心田属马尔斯。维纳斯使我放荡，马尔斯使我坚忍；我出生时火星高照金牛宫座。啊，爱情何尝是罪恶！我一向依从着我的星宿；因此我的闺房抵不住任何好男子。同时我的脸上和腰间都印有马尔斯的胎记。……《坎特伯雷故事》，第121页。
她的意思是说，她降生之时天上的星象就注定她要成为一个放荡的女人，因此怪不得她本人。这是下层民众的观点，与前述那些教会作家所主张的虔心向善、制驭情欲、“哲人主宰星辰”之类观点，自然大相径庭。
关于星占医学，乔叟也没有忘记在书中谈一谈，他在“总引”中依次介绍以下各篇出场的人物（故事的讲述者），关于医生有如下一段：
同我们一起的有一个医生；全世界没有人敌得过他在医药外科上的才能。他看好了时辰，在吉星高照的当儿为病人诊治，原来他的星象学是很有根底的。《坎特伯雷故事》，第10页。
这段描写反映了那时一种普遍情形。
上面这些例子，连同那时许多书籍中常见的十二宫星神装饰画之类，都从不同角度反映出星占学在中世纪欧洲的广泛流行。
第二部分 外国篇第46节 中世纪阿拉伯的星占学与天文学
阿拉伯天文学家把他们辛勤劳动的、永垂不朽的成绩保存在天上，我们看一看一个普通天球仪上所记载的星宿名称，就可以很容易地看到这些成绩。
——希蒂（P。K。Hitti）
著名的阿拉伯史专家希蒂说：
在各种欧洲语言中，大多数星宿的名称都来源于阿拉伯语，……而且有大量的天文学术语，如azimuth（地平经度）、nadir（天底）、zenith（天顶）等，也同样来源于阿拉伯语。由此可以证明，伊斯兰教给基督教欧洲留下多么丰富的遗产。希蒂（P。K。Hitti）：《阿拉伯通史》，马坚译，商务印书馆（1979），第685页。
如今全世界通用的星名中，源于阿拉伯的例子有很多，艾伦（R。H。Allen）在1899年出版的《星名及其意义》（StarNames and their Meanings）一书中有详细讨论。
星宿名称虽然只是一个侧面，却是一个能同时反映星占学与天文学发展的切入点——当然这多半是用现代的眼光来看是如此。在古代阿拉伯天学家那里，天文学知识和有关的工作很大程度上仍是为星占学服务的。阿拉伯人对待星占学的态度，可以从《古兰经》中看出一些端倪，请看如下段落：《古兰经》，马坚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第410～411、470～471页。
他是天狼星的主。（第53章）
临近的事件，已经临近了；除真主外，没有能揭示它的。（第53章）
誓以有宫分的穹苍，和所警告的日子，以及能证的和所证的日子，……真主是见证万物的。（第85章）
以穹苍和启明星盟誓，你怎能知道启明星是什么？是那灿烂的明星。每个人，都有一个保护者。（第86章）
《古兰经》中虽没有直接明确论述星占学或天文学的章节，但从上述引文来看，星占学在伊斯兰知识体系中无疑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事实也正是如此。
伊斯兰星占学是一种几乎令人难以置信的大融合——来自希腊、罗马、埃及、巴比伦、印度、中国、波斯等古代文明的星占学—天文学知识，放入同一个神奇的器皿中，调合而成。其中来自希腊的成分最为重要。
第二部分 外国篇第47节 巴格达
历史名城巴格达是阿拔斯（Abbasside）王朝的首都。城中相传有着由哈里发哈伦·赖世德（Harun alRashid）和麦蒙（Mamūn）建造的“智慧宫”——在传说中，这里面有巨大的图书馆、观象台、研究院；来自世界各地的学者，在贤明爱才的哈里发麦蒙的慷慨资助下，过着无忧无虑的学术生涯，整日以思考、讨论各种各样学术问题为务。虽然这番令人神往的盛况可能有所夸张，而且代代相传不免会有后人的想像和猜测附会，但哈里发麦蒙之热心鼓励学术，应属可信的事实。在这样的背景之下，繁荣的伊斯兰天学从此处率先绽放花朵，形成后人所谓的“巴格达学派”，此后中亚、开罗、西班牙等处也相继各现异彩。
据一些西方阿拉伯天学史专家的看法，伊斯兰教关于天学的研究，发端于印度天学著作的影响。一部印度的《悉檀多》（Siddhānta，即“历数书”，恰与中国古代历法相似，各种《悉檀多》也是数理天文学知识的汇合）于公元771年传入巴格达，由易卜拉欣·法扎里（Ibrāhīm Fazāri）译成阿拉伯文，成为后代学者的范本。不久之后，波斯萨珊（Sānsānid）王朝时代编集的《帕拉维历表》（Pahlawi zik）也被译成阿拉伯文，附在《悉檀多》之后，称为《积尺》（ｚīｊ，即“历数书”）。这《悉檀多》和《积尺》两名，都是中国古籍中就已采用的译名。
希腊古典天文学的成分进入阿拉伯天学体系虽然较印度、波斯的为晚，但是很快成为最重要的成分。这是通过将托勒密《至大论》译为阿拉伯文而实现的。在公元9世纪期间，就先后出现了两种《至大论》的阿拉伯文译本。这期间阿拉伯天学家也开始使用精确的仪器进行正规的天文观测。哈里发麦蒙先后在巴格达城和大马士革城外建立了两座观象台，台上装备着象限仪、日晷、天球仪、星盘等仪器。哈里发的宫廷天学家们利用这些仪器进行精确的测量，校验并修订了《至大论》中的一系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