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宫与28宿-第4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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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晕尾（月在尾宿时出现晕），有益地（扩张领土）者百里以上。《开元占经》卷十五引《东观占》。
由上所述，月位占中名目如此之多，这些天象出现的频率又如此之高，以致在每个晴朗或多云的夜晚都会有不止一种；而这些天象又绝大部分皆为凶兆，如此夜夜凶兆不绝，岂非天下将无一日安宁，古人时常憧憬讴歌的所谓“太平盛世”又何时会有？这固然可以用来说明星占学之不可信，但在这背后还另有奥妙。事实上，这里触及了中国古代星占学运作中的一个关键机制——不祥的凶兆虽然夜夜都有，但是星占学家并不会、也不可能每个凶兆都去向皇帝报告，他们只有在适当的时机才会提出星占报告。中国星占学是古代政治活动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一个合格的星占学家必须懂得，对于司空见惯的种种凶兆天象，什么时候应该视而不见，什么时候应该轻描淡写，什么时候应该郑重报告。
第三部分 中国篇第79节 行星之占（1）
行星占是中国星占学中最重要、最基本的成分。不了解行星占也就不了解古代中国的星占学。
集唐以前中国星占学理论之大成的《开元占经》，全书120卷，行星占独占42卷之多。行星星占学在古代受到特殊重视是不难理解的：恒星在天球上固定不移；日、月各只有一个；而行星则周期性地穿行于恒星背景之中，与二十八宿和太阳、月亮都会发生视觉关系；况且古人已知道的行星有五颗之多，每颗的运行速度和周期又明显不同；再和五行之说附会在一起，更是变化多端。
一、国师与丞相之死：行星占的重要
行星星占学的重要性，特别表现在它对古代中国军政大事所产生的直接影响。我们可以通过两个历史事件来观察这一点。
第一件事是王莽当政时的一次宫廷军事政变。事变始末见《汉书·王莽传下》。中国古代学术史上最重要的人物之一刘歆，就死于这场失败的政变中，而原因正是他本人和同谋者对行星星占学的迷信。当时王莽以伪善与阴谋篡窃国柄，因为肆无忌惮，倒行逆施，很快就陷入内外交困、众叛亲离之境。他的亲信之一卫将军王涉，被星占学家西门君惠用星占学的预言说动了心，就与大司马董忠、“国师公”刘歆等策划发动军事政变，打算劫持王莽，然后向南阳军事集团（后来东汉光武帝就是从这个集团起家的）围攻长安的军队投降，以免为王莽殉葬。本来早就可以动手，但刘歆是当时研究星占、谶纬之类神秘主义学问的大权威（王莽因此封他为“国师公”），他认为“当待太白星出，乃可”——那时金星恰好运行到太阳附近，古代称为“伏”，此时它被掩没在太阳的光芒之中，所以无法看到。要等金星走出“伏”才能重新出现。听从了刘歆的意见，密谋者们迁延等待了一些日子，不料这期间有人告密，事情败露，王莽立刻进行无情镇压。董忠被杀，刘歆和王涉都自杀了。王莽为了掩饰众叛亲离的窘境，对外只说“大司马发了疯病”。
这里必须考虑刘歆的星占学造诣。他说“当待太白星出，乃可”，并不是盲目坐等金星出现——他完全知道金星要到什么日子才出现。预先推算行星运动的速度、位置是古代历法中最主要的课题之一，而刘歆正是历法大家。他所作的《三统历》，是现今传世的最早一部完整历法；《三统历》正文第一章不是别的，正是“五步”，即推算五大行星运动所用的公式和法则。很可能，刘歆认为“太白星出”之时是发动政变的最佳时机——正是南阳军队破城的前夜。
第二件事是汉成帝时的丞相翟方进，因为一次非常可能仅是谎报的行星天象而被迫自杀。事件始末详见《汉书·翟方进传》。绥和二年（公元7年）春天，据报有“荧惑守心”的天象（火星停留在心宿。关于这一天象的星占学意义详见本节四），当时就有李寻利用这一“大凶”的天象向丞相施加压力，说他在相位上毫无功劳，尸位素餐，难免要遭斥逐，甚至还进而暗示翟方进应该自杀谢罪。翟方进正忧惧不知所措，又有善言星占之学的郎贲丽上书说：荧惑守心这样的不吉天象，“大臣宜当之”——应由大臣来负责。于是皇帝颁下一道“册”给翟方进，这是一份严厉责备他并逼他自杀的文件：
皇帝问丞相：……惟君登位，于今十年，灾害并臻，民被饥饿，加以疾疫溺死，……朕诚怪君，何持容容之计，无忠固意（何以竟对自己的失职安之若素，毫无报效朝廷之意），将何以辅朕，帅导群下？而欲久蒙显尊之位，岂不难哉？！……
翟方进当日就自杀身死。
行星星占学在古代对于军政大事的影响力，是现代人很难想像的。在上面两个事例中，金星的运行状况决定了政变成败，而一次所谓的“荧惑守心”竟被利用来逼死丞相。然而，这两个例子既非孤立，也不极端，在本节下文的论述中，我们还将看到更多的受到行星星占学影响的历史事件。
二、五大行星与五行
五行之说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极为广泛的影响。在行星星占学中，五行学说的成分更为明显——古人所知道的行星，恰好只有五颗。今天这五大行星通用的中文名字，本身就是五行之说留下的一个显著印痕。
不过古代中国人对此五大行星的称呼，并不像今天这样总是直呼其名，而是另有一套习用名称：
金星：太白
木星：岁、岁星
水星：辰星
火星：荧惑
土星：镇星、填星
上列右侧的那些称呼才是古籍中常用的。
1973年出土于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的帛书《五星占》，堪称迄今所知最早的行星星占学专著。其中将五大行星与五方、五帝等作了十分严整的对应：
东方木，其帝大昊，其丞句芒，其神上为岁星。
西方金，其帝少昊，其丞蓐收，其神上为太白。
南方火，其帝炎帝，其丞朱明，其神上为荧惑。
北方水，其帝颛顼，其丞玄冥，其神上为辰星。
中央土，其帝黄帝，其丞后土，其神上为填星。
在《史记·天官书》中，五大行星已与季节对应起来：
木星：主春
火星：主夏
土星：主季夏（）
金星：主秋
水星：主冬
所谓“季夏”，原是为与五行、五方等附会而生造出来的，并无天文历法上的依据。“季夏”被认为是在夏、秋之间，后来又有将每季末尾十八日抽出的办法，这样共得七十二日，以之与“中央土”对应，并生造出一个怪字“”以名之。
到了两汉之际，五大行星与五行的对应更为发展，附会的对象又扩大到伦理道德、颜色、人体等方面。举一种为例：《汉书·天文志》。
方
向五
行季
节颜
色德
性人
体行
星东木春青仁貌岁星南火夏红礼视荧惑中土季夏黄信心填星西金秋白义言太白北水冬黑知听辰星五大行星本身的性质和星占学意义，则与上述五行之说并无多少直接的内在联系或对应。先举若干说法及占辞为例：《汉书·天文志》。
岁星所在国（指与岁星所在天区对应的分野之国），不可伐，可以伐人。
荧惑为乱、为贼、为疾、为丧、为饥、为兵，所居之宿国受殃。
太白，兵象也。
太白，犹军也。
太白经天，天下革（革命，改朝换代也），民更王（换君主），是为乱纪，人民流亡。
辰星，杀伐之气，战斗之象也。
填星所居国，吉。未当居而居之，若已去而复还居之（比历法所推算的提前运行到某天区，或已离开某天区而又逆行返回原位，这对木、火、土三星来说确实可以发生），国得土，不乃得女子（可以扩张领土，或者国君得到别国嫁来实行政治联姻的女子）。
在古代中国星占学理论中，五大行星各自的亮度、形状、大小等变化（由行星运行到各自轨道的不同位置所造成；也有一些只是大气光象），都有不同的星占学意义。与五行之说关系特别密切的则是行星颜色的星占学意义。在司马迁笔下，可以见到如下关于五大行星颜色的占辞：《史记·天官书》。
白：为丧、旱。
赤：则中不平，为兵。
青：为忧、水。
黑：为疾，多死。
黄：吉。
将行星分成五种颜色，用什么作标准？古人的办法是先选定天上的五颗恒星作为颜色标准星——这样作从现代天文学角度来看很有道理，因为各恒星处在不同的演化阶段，表面温度也不相同，所以它们的颜色确实会各有不同。司马迁记下的五颗颜色标准星如下：《史记·天官书》。
白色：狼（天狼星，大犬座α）
赤色：心（心宿二，天蝎座α）
青色：参右肩（参宿五，猎户座γ）
黑色：奎大星（奎宿九，仙女座β）
黄色：参左肩（参宿四，猎户座α）
用上述五颗恒星作比照，由此去判断行星是什么颜色。
上述五标准星中有“黑”，看上去使人困惑不解：既已是“黑”，在黑夜里就会看不见，又从何比照？这疑问仍必须从五行之说入手去解决。五色是与五行、五方、五帝等等配成一整套体系的，因此白、赤、青、黄而外，必须有一色为黑。再看选作“黑”色标准星的那颗恒星仙女座β，星等为二，光谱型为Mo，是一颗相对来说显得暗红的星，可知古人之“黑”，实为凑合五行理论而作的变通。这里“黑”应理解为“暗红”。
上面这五颗五色标准星，代代相传，一直没有变化。它们还出人意料地解决了困扰现代恒星演化理论多年的“天狼星颜色问题”，见江晓原：《中国古籍中天狼星颜色之记载》，《天文学报》33卷4期（1992）。该文普及版见《中国典籍与文化》1994年1期。成为古代星占学帮助现代天文学解决难题的一个生动例证。
五大行星的颜色标准既已确立，古人就据此进行星占，他们相信五大行星的颜色随时在变化。举几则占辞：
太白变色，随方向所在战，胜。色青，东方胜也（其余按五方五色类推）。《乙巳占》卷六。
太白色白而角，文也，不可以战；色赤而角，武，可以战也。《乙巳占》卷六。
太白始出，色黄，其国吉；赤，有兵而不伤其国；色白，岁熟；色黑，有水（水灾）。《开元占经》卷四十五引《荆州占》。
三、木星与十二次
古代中国星占学家用十二次、二十八宿划分了天区，这些天区的边界线，从天赤道开始，垂直向南、北方向无限延伸（这一点与西方划分天区的“座”大不相同），最终会聚于南、北两天极。这些边界线与地球仪上的经度线完全一样，所以古代中国人习惯将恒星称为“经星”。与此相对应，行星被称为“纬星”——它们在星空中运行的轨迹恰像织机中的纬线。五大行星在中国古代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