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宫与28宿-第5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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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的（参见本节五）。
四、彗星从何而来？
古人当然不可能科学地回答彗星从何而来的问题，但彗星是如此可怕不祥，古人对此又是如此重视，这也促使他们从表面现象出发，对彗星的产生和形成提出一些解释。下面这种理论相传出于甘德：《史记·天官书》所引述。
如果木星“失次”，即运行中偏离了历法所预先推算的轨道（这实际上当然是推算方法尚不完备，对行星运行中的许多变量尚未掌握之故。但古人不这样认为），那么根据木星的进退和方向，三个月后将会产生不同的奇异天体：
进而东北，生天棓，
进而东南，生彗星，
退而西北，生天，
退而西南，生天枪。
上面所说的四种奇异天体，可以认为都是彗星的不同形态。其中的第二、第三种名称在马王堆汉墓帛书《彗星图》中出现过。古代星占家认为彗星可以由行星在运行中派生出来，但对于这类猜测，今天没有多少从科学角度加以认真对待的价值，它们只是反映出古人心目中的宇宙及其运行规律与机制而已。
还有一些古代星占学文献认为彗星是由行星之“精”变化而来，例如：
五星将欲为彗之变，先见其气，后见其彗。《开元占经》卷八十八引《黄帝占》。
这“气”如何见法，也有一定之规：每颗行星之精“将欲为彗”，就会先在日旁出现气，不同行星有不同颜色的气：
木星：青气
火星：赤气
金星：白气
水星：黑气
土星：黄气
这当然还是依据五行五色之说臆想出来的，没有什么科学价值可言。古代中国的五行之说，在学术上的主要功能是用以构造出一个在内部可以言之成理的阐释—表述系统，至于与外部真实世界是否符合，常被置之不论。
五、几次著名的彗星星占
彗星在古代中国人心目中的星占学意义，以及他们如何对待彗星的出现，必须通过一些具体的星占事例方可深入理解。先看《左传》中所记有不应验预言的那次彗星星占，此事牵涉到鲁、郑两国的三位星占学家：
（公元前525年）冬，有星孛于大辰，西及汉。申须曰：彗，所以除旧布新也，天事恒象，今除于火，火出必布焉，诸侯其有火灾乎？梓慎曰：……若火作，其四国当之：在宋、卫、陈、郑乎。《左传》昭公十七年。下一段引文同此。
这年冬天，一颗彗星出现于心宿二（天蝎座α）近旁，彗尾向西延伸到银河。申须认为：天象总是人间事变的征兆，而这次彗星出现兆示的火灾。这是由于彗星出现处的那颗著名恒星“大辰”，即心宿二的名称上附会联想而来的——心宿二又名“大火”（《春秋公羊传》上说：“大辰者何？大火也，大火为大辰。”）。梓慎的预言更加明确：火灾将在宋、卫、陈、郑四国发生。
当时郑国的大夫裨灶，是春秋时代的大星占学家，名声在申须、梓慎之上。裨灶根据彗星出现，也已占知火灾将在郑国发生。为此他向郑国执政者子产提出，要用玉器祭神，这样可以免除本国的火灾，但是遭到子产拒绝：
郑裨灶言于子产曰：宋、卫、陈、郑将同日火。若我用瓘玉瓒，郑必不火。子产弗与。
结果，关于火灾的预言不幸应验了：第二年夏天，四国首都同日发生大火。
到此为止，预言都是应验的，但此事还有下文。大火之后，裨灶又预言：郑国将再次发生火灾。他再次向子产要求用玉器祭神，说“不用吾言，郑又将火”，但子产仍然拒绝。尽管旁人都主张听从裨灶的意见，子大叔甚至说了“宝以保民也，若有火，国几亡，可以救亡，子何爱焉（宝器用以保民，若有火灾，几乎会亡国，玉器若能救亡国之祸，你有什么舍不得）”这样义正辞严的话，子产却坚持不批准裨灶的请求，他的理由是：
天道远，人道迩（近），非所及也（两者不相干）。灶焉知天道？是亦多言矣，岂不或信（裨灶哪里懂天道？只是多次预言，总会说中一两次罢了）。《左传》昭公十八年。
结果是，没有祭神，第二次火灾也未发生。裨灶预言失败，子产获得胜利。在这次事件中，子产特别值得称赞，他的“天道远，人道迩，非所及也”应该视作中国古代思想史上的名言，而指出星占预言的应验只是“多言或信”，也洋溢着现代科学的气息。
九年之后，又有彗星出现，这次轮到齐国君主齐景公为之恐惧烦恼了：
齐有彗星。齐侯使禳之（要派人祈祷以求消灾），晏子曰：无益也，祗取诬焉（只会带来欺骗）。天道不谄，不二其命（天道公正，不可能使之变更成命），若之何禳之？且天之有彗也，以除秽也。君无秽德，又何禳焉？若德之秽，禳之何损（如有秽德，靠禳祈也无法挽回）？……公悦，乃止。《左传》昭公二十六年。
晏子的立论根据，就是民间俗语所谓“为人不做亏心事，夜半敲门心不惊”之意。君主若正直有德，则彗星出现对他毫发无损；如果德行有亏（“德之秽”），则彗星就是上天示罚，靠禳祈祝祷也无济于事。在这个故事中，强调了彗星出现的星占学意义有“除秽”，这与前面引述的彗星占辞中“除旧布新”之意一脉相通。
在中国星占学理论中，彗星最基本的属性或意义，可以说就是“除旧布新”。下面的星占事例特别生动地说明了这一点：
北魏明元帝（太宗）泰常三年（公元419年），出现一颗大彗星，引起太宗的忧惧：
彗星出天津，入太微，经北斗，络紫微，犯天棓，八十余日，至汉而灭。太宗复召诸儒术士问之曰：今天下未一，四方岳峙，灾咎之应，将在何国？朕甚畏之。尽情以言，勿有所隐！《魏书·崔浩传》。下一段引文同此。
大彗星出现八十多天，太宗相信这是大凶之兆，但当时中国大地上除北魏之外，还有东晋、北凉、西凉、北燕、西秦、夏等政权，他不知这凶兆会“应”在哪一国，所以召集术士来询问。
崔浩是太宗的亲信重臣，又是当时的星占学名家，在此之前他曾作出过一次被公认为非常成功的星占预言，名动朝野，所以群臣推举他回答皇帝的垂询。崔浩说：
天事恒象，百代不易。《汉书》载王莽篡位之前彗星出入，正与今同。……彗孛者，恶气之所生，是为僭晋（指东晋，本是华夏正统所在，但崔浩既为北魏之臣，自然将一切敌国政权皆贬为“僭”）将灭，刘裕篡之之应也。
崔浩引据史事，指出昔年王莽篡汉之前也曾有彗星出现，由此预言东晋重臣刘裕将要篡夺皇位，东晋将要灭亡，这就是彗星所兆示的事变。对于崔浩这番预言，众人都无异议，太宗也“深然之”，不过当时他们心里未必全都信服其说。
然而不到两年之后，刘裕果真迫使东晋恭帝司马德文下诏“禅位”于他，建立起刘宋王朝，取东晋而代之了。消息传到北魏，太宗立刻将崔浩召来，对他说：“往年卿言彗星之占验矣！朕于今日，始信天道。”这时他才真正表示信服。
在这次星占中彗星的主要意义仍是“除旧布新”。站在东晋立场上说，这无疑是亡国之祸，不吉之至；站在刘宋立场上看，则就成为“除旧布新，扫去凶殃，更立明君，天下大昌”的大吉之兆了。
第三部分 中国篇第83节 流陨之占
流星是极为常见的天象，每天夜晚都会出现。而“夜观天象”是古代星占学家必修的功课，从理论上说，一昼夜二十四小时都应有专人值班观天——当然他们值班时偷懒也有可能。流星这种夜夜可见的天象，也被纳入中国星占学的理论体系之中，而且地位还相当重要。李淳风说：
流星者，天皇之使，五行之散精也。飞行列宿，告示休咎。若星大使大（星大则其所负“告示休咎”之使命亦大），星小使小。星大则事大而害深，星小则事小而祸浅。《乙巳占》卷七。
与中国星占学理论的一贯倾向相一致，流星主要也是被作为凶兆。
流星因形态的不同被分成许多名目，有些名目常可能与彗星等别的天象混淆。比较主要的流星名目是如下三种：
流星：在空间留下尾迹者
飞星：无尾迹者
使星：有尾迹而较小者
前面讨论分野理论时提到李认出便衣使者的故事中，李所见的就是上列第三种。
流星是外来的小天体，它们发光而为地球上的人们看见，是因为它们以很高的速度闯入大气层，与大气发生剧烈摩擦导致燃烧的结果。因此古人所见的流星，实际上是大气层内部的现象。但古人不明此理，仍将所见的流星与日、月、恒星、行星、彗星等天体等量齐观，同样列为星占的对象。在中国古代星占学理论中，被列入星占对象的还有风、云、气、虹、雾、霾、霜、雪、雹、露、霰、雷等许多大气现象。由于这些现象之占严格地说已不是“星”之占，本书格于体例，略去不论。对此有兴趣的读者可参阅我另一本专论中国星占学的书：江晓原：《星占学与传统文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在中国星占学文献中，星占学家们很认真地讨论着下列天象：
流星犯日
流星犯月
流星犯五星（五大行星）
流星犯列宿（二十八宿）
流星犯中外星官
稍举《开元占经》卷七十二至七十三中的几则占辞为例：
流星起心（从心宿出现），南行，越君死。《开元占经》卷七十二引石氏。
流星起心，至北斗，赵君死。《开元占经》卷七十二引郗萌。
流星入牵牛，当有邻国使者来，不出百八十日。《开元占经》卷七十三引《春秋纬文耀钩》。
流星入七公，人主信谗佞，诛忠直谏者；凶人起兵，义人入狱。《开元占经》卷七十三引《玄冥占》。
这些占辞中所谓“起”、“入”，指流星尾迹的始、没之处。
流星如果落到地面时尚未燃烧净尽，则成为陨星，这在古代星占学家看来，其兆更为凶险。举《开元占经》卷七十六中两条占辞：
大星陨下，阳失其位，灾害之萌也。《开元占经》卷七十六引京房。
国易主则星坠；国有大凶，其主亡，则众星坠。《开元占经》卷七十六引《天镜》。
这些占辞很容易使人联想到小说《三国演义》中诸葛亮死时有一颗大星陨落的故事。至今人们仍常将名人伟人之死说成“巨星陨落”。这种“地上一人，天上一星”的观念，即来源于古代星占学。诸葛亮死时大星陨落的故事，并非《三国演义》的作者凭空杜撰，而是早在魏晋之际的稗官野史中就已流传了：
有星赤而芒角，自东北（向）西南流，投于（诸葛）亮营。三投再还，往大还小。俄而亮卒。《三国志·蜀志·诸葛亮传》裴松之注引《晋阳秋》。
这是古代星占学家乐于称道的典故，而且其说深合星占学原理，因为有这样的占辞：
坠星之所，其下流血、破军、杀将，为咎最深。《乙巳占》卷七。
当时蜀军统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