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焦点问题-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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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送给大家四句“箴言”：“政治上把握住方向，感情上把握住原则，行动上把握住分寸，生活上把握住小节。”　　　　
　　　　“这样，自己的命运就会真正掌握在自己手里！”侯磊断言说，给所有的同志打了保票。　　　　
　　　　会场上响起了由衷的掌声。　　　　
　　　　最后，侯磊说了掏心窝子的话：“腐败之路是死亡之路。要防止滑入这条死路，必须把握自己，管好自己。人，最了解的是自己，最不了解的也是自己，最能把握的是自己，最不能把握的也是自己。世界上最可靠、最管用、也是最难的是把握自己、管好自己。管好自己，安全无虞；放纵自己，危险在即。每一名党员干部对此都应该清醒再清醒，珍重再珍重。”　　　　
　　　　演讲结束。　　　　
　　　　题目是：《把握自己，管住自己，走好人生之路——反面教员李真的警示》　　　　
　　　　他退出场去，留下了一片沉重的思考。　　　　
　　　　


李真受审纪实尾声

　　　　侯磊“解剖”了李真，陈晓颖征服了李真。　　　　
　　　　陈晓颖留在了李真的思念里。　　　　
　　　　当然李真被捕以后，让他思念的人很多，但通过案件的逐步暴露和深入揭发，有些人已经转换了角色，从思念的对象变成了仇恨的目标。陈晓颖则是从“敌人”变成朋友的一个代表。所以那思念是很新鲜和迫切的，并且是目前情况下惟一能够给予他勇气和力量的人。所以他不仅思念，还要时时地挂在嘴上，说陈组长是个“哲人”。　　　　
　　　　侯磊检察长曾对陈晓颖开玩笑说：“现在李真表扬你的次数，比我还多。”　　　　
　　　　是的，我们的专案组，我们的检察官，我们的陈晓颖，净化了李真的心灵，拯救了他的灵魂，使他从肉体的欲望和痛苦中解脱出来，所以他把自己洋洋万言的忏悔叫做《心灵的忏悔》。　　　　
　　　　“哲人”，难道这有什么不对吗？要当一个好的检察官，不仅应该是一个法律知识的拥有者，还应该是一个世事洞明的哲学家。任何学科的最高汇聚点必然是哲学，其顶尖人物必然是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健全的哲学家。很难想像，只强调执业中的技术素养，而忽略了执业中的人文素养，能成为一个时时要跟人打交道的优秀的检察官。　　　　
　　　　李真在《心灵的忏悔》中是这样记述陈晓颖这场灌顶醍醐式的谈话的：“陈组长的首次提审使我至今难以忘怀，记得他非常真挚地讲到……听了这些真诚而恳切、纯朴又高尚的正义良言，使我深受感染。我由衷地感受到，对我的感化、拯救绝非是用一种方法和技巧，而是充分体现出一种诚挚、善良、人的美德和对党、对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看到他们工作中严肃认真、不辞辛劳、无私无畏的敬业状态，深感自己是那么渺小。”　　　　
　　　　“我发自心底地说：曾是专案组的领导，一位高尚的哲人，用人性，用对亲人的责任，唤醒了已绝望的我对生命的无限渴望，然而他更用正义、良心、对国家对民族极为负责的崇高精神，深深地感染了我，使我心灵深处受到了一种强烈的震撼！此时我已不仅深对自己的罪过痛悔，对河北大案所涉及的腐败分子尽己所能彻底地检举，而是诚恳地向党请求：将我处以极刑，用我曾可耻的一滴血谢罪国人，也算是我向党和人民深深忏悔后的补过吧！这是我的心灵之声！！！”　　　　
　　　　有记者采访陈晓颖，要求用最简短的话，说出查办李真案件的体会。　　　　
　　　　陈晓颖说：“那我可得用闪光的词儿了。”　　　　
　　　　记者说：“用吧，没关系。”　　　　
　　　　陈晓颖说：“忠诚。”　　　　
　　　　记者一把握住陈晓颖的手：“哥们儿说得忒好啊！”　　　　
　　　　　　　　　　　　（选自《报告文学》2003年第4期）　　　　
　　　　


决死农民的悲惨际遇农业部的大门

　　　　你代表谁　　　　
　　　　唐维君：决死农民的悲惨际遇　　　　
　　　　⊙蒋　巍　　　　
　　　　唐维君抱臂瑟缩在冬寒里，又一次绝望了。整整5年，他往来奔波数万里，从乡、县、地区、省，如今一直告到国务院的农业部——这就是老百姓眼里的“天”了，但他连门槛都没能迈进去。真是告天天不应、告地地不灵么？唐维君一屁股坐到人行道边，枯瘦的脸上泪水纵横。从这天起，他萌发了“以死鸣冤”的念头。　　　　
　　　　绝不是危言耸听。本文所述的案情能否引起公众和有关部门的重视，关系到本文主人公唐维君的生死存亡。他觉得他太苦太累了，没指望了。为求得生存的权利——也就是一个农民种地的权利，从黑龙江的边远县城到首都北京，他奔波在告状之路上整整5年而毫无结果。此刻，2003年的春绿已经悄然绽放枝头，再过一个月就应该播种了，而他无钱无力做一个农民应该做的事情，枯瘦如柴的唐维君在我面前又一次哽咽难言。他的眼神充满绝望。现在，求助舆论的呼吁和支持，是他活下去的最后一线希望。如果他等来的依然是冷漠、推诿、谎言和毫无实效的成堆公文（目前已有半米高），他决定在2003年的某一天，把100份诉状撒出去之后，在地处哈尔滨市花园街的黑龙江省委大院门前剖腹自决。　　　　
　　　　他已写好遗嘱。在我面前，这个沉默寡言的东北汉子枯草般佝偻着身子，双泪长流，泣不成声。听罢他的案情，我相信他会说到做到——选择死亡，在他已是一种解脱。从曾经的坚忍不拔、豪气万丈、百万富翁沦落到今天这个样子，死亡就是最后的坚强与抗争。但愿本文能够挽救一条生命和他全家老小，因此面对电脑屏幕，我深感沉重和沉痛。　　　　
　　　　“三农”问题，即农村、农民、农业问题，是我国的立国之本，经济建设的重中之重，党的十六大高度重视，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但是……　　　　
　　　　农业部的大门　　　　
　　　　时间：2002年11月25日上午9时30分（请注意，此时党的十六大刚刚闭幕10天，全国上下正在热火朝天地学习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这一天，中共中央向全国发出关于认真学习贯彻十六大精神的决定）。　　　　
　　　　地点：北京朝阳区农展馆南里，农业部大楼门前。　　　　
　　　　这一年北京是个多雪的冬天，出奇的寒冷，来自哈尔滨的律师蒋与前来上访的黑龙江省农民唐维君，站在飒飒寒风里，通过传达室小窗口的电话，与农业部种植业管理司种子处干部L同志通话。　　　　
　　　　蒋律师说：“我们从报上看到农业部对全社会公布的农业生产资料打假电话，前几天就给你们寄了材料。现在我和农民唐维君到北京了，希望能到办公室向您当面汇报案情。”　　　　
　　　　L同志说：“办公室要搬家，屋里很乱，不必了。”　　　　
　　　　蒋律师说：“我知道你们很忙，但我和被假种子坑害的农民大老远从东北跑到北京来，请你抽几分钟接见我们一下就行。”　　　　
　　　　再三恳求，对方依然拒绝蒋律师和农民唐维君进入农业部大楼。　　　　
　　　　L同志说：“你们的材料我已经看了。现在全国种子的案子很多，找我们的也很多，其实找我们没多大用处。我们说话，还不如当地一个小县长算数。我们只能把你的材料批转给黑龙江省农委去处理。你们回去等着吧。”　　　　
　　　　蒋律师说：“唐维君这个案子横跨三省，已经拖了5年，恐怕只有农业部出面才好解决。”　　　　
　　　　L同志说：“我们作为农业部的一个处，只有几个人，不可能直接办案，只能交地方处理。我会把材料转到黑龙江，你们还是回去找地方政府解决吧。”　　　　
　　　　蒋律师和农民唐维君站在寒风嗖嗖的院门口，与L同志通话整整20分钟，好心的传达室把入门证都开好了，但农业部的大门始终没能进去。　　　　
　　　　12月6日上午11时，蒋律师再次与农业部L同志通话，依然无法得到理解。本来与此事毫无干系的笔者在一旁实在听不下去，于是拿过电话。听得出L同志很烦，很恼火，他的答复依然冷漠：“地方农业部门办的事情，我是农业部的普通工作人员，能管得了吗？干部都归地方任命、管理，农业部只能是业务指导，你们纠缠我们有什么用？”　　　　
　　　　L同志脱口而出的“纠缠”这个词，用得真是妙极了，恰到好处！它不仅揭示了某种作风的本质和极致，代表了某些政府机关公务员嫌老百姓拿些“鸡毛蒜皮”的事情来“找麻烦”的一种极不耐烦的情绪，同时也透露出人们对我国现行体制的弊端之一——县官不如现管——的无奈。如果堂皇而优雅的大机关里没这类“麻烦事”，只有阳光、茶水、晚报、聊天，只有笔挺的西服革履和端庄的会议和公务，再加一点遥远而刺激的来自本·拉登或美国佬准备攻打伊拉克的新闻调料，周末偶尔与三五好友聚聚餐，该是多么惬意和轻松。　　　　
　　　　“纠缠”这个词深深刺痛了我。我不能不表示愤怒，我向L同志郑重指出：“十六大刚刚闭幕不久，现在我们大家都在学习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我想向你提出的问题是：冷漠的衙门，你究竟代表谁？！”　　　　
　　　　由此，我认为，本案的严重性及其所具有的警醒意义，已经远远超出农民唐维君个人的悲剧性命运。这就是笔者决定介入此案的基本动因。　　　　
　　　　


决死农民的悲惨际遇案件的源起（1）

　　　　“共同创造我们的幸福生活和美好未来”——十六大报告最后的一句话是何等的激动人心呵！在慷慨悲歌的20世纪，人民和历史最终选择了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为的就是这句话所表述的追求与理想。如果一个人大半生都在苦难中挣扎，如今刚刚踏上小康之路并且开始期望未来的幸福，那么今天我们是毁灭他的期望，还是为他的追求鸣锣开道呢？当他因为天灾人祸，重新沦于苦难的深渊，我们是鼎力相助还是漠然置之呢？无疑，我们应当尊重每个人生存的权力，尊重他创造美好生活的劳动。毁灭人的幸福和期望，那就不叫共产党！　　　　
　　　　唐维君，今年42岁，他的祖祖辈辈包括他的前半生都衣不蔽体、食不果腹。那种饥寒交迫的灾难是我们都知道并且可以想见的。小时候，在黑龙江省呼兰县莲花乡，唐维君勉强上了3年小学，因为饿，因为穷，便早早地扔下书本，下大地当劳力用了。曾因偷吃了家里半块玉米饼子，他让爹打得血肉横飞，因为那是给病中的小弟弟留的。结婚后，住漏雨的土坯房，烧柴草取暖，两口子带两个孩子，继续过着“脸朝黄土背朝天”的清贫日子。除了老老实实地种地打粮，没有别的本事。改革开放了，机会来了，那时还年轻的、有点儿文化的唐维君不甘穷困，瞪一双眼睛到处找发家致富的机会。1987年，举家北迁到黑龙江省北安农场管理局的引龙河农场，包了300多亩地，又流血流汗开了200多亩荒，两口子吃苦耐劳，精打细算，把全部心思都用在庄稼地里。到1995年，唐家已拥有一台链轨式拖拉机、一套农机具、一辆东风140货车。党的改革开放好政策，让唐家的日子越过越红火了。　　　　
　　　　1995年阳春3月，有亲戚来找唐维君喝酒，酒桌上，亲戚拿出地处黑龙江省北部高寒地区（紧临中俄边界）呼玛县政府的一份红头文件（呼政发〔1995〕10号），给唐维君看，说：“有个发财的地方，你去不去？”该文件说：“为调动广大农民和社会各界及县外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