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焦点问题-第4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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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感再也不受理智的驾驭，你从他们身上所感受到的伤痛，比一直沉浸在伤痛中业已变得麻木业已完全失语的他们自己更甚。在一年多的时间内，我的内心世界无数次地受到良知的鞭挞和责任的撞击。这么多的乡下姐妹这么多年来仍在这么恶劣的生存空间里如此艰难而又无助地挣扎着，又有谁去真正地关心过她们，体恤过她们，设身处地地想过她们？她们自生自灭也便罢了，我们却是一次又一次地尽可能地利用她们的贫穷，利用她们的善良，利用她们的勤劳去榨取她们的生命或牺牲她们的青春以维系一种不合理的存在，我们还有什么值得自以为是的东西！还有什么资格去奢谈妇女解放，高唱男女平等！　　　　
　　　　记得2001年夏季，我一个人乔装后悄悄地溜进本市一家大型企业一个全由乡下打工妹们操作的对外全封闭式的车间。如果不是亲眼所见，我根本就不能相信，人，竟然能如此超负荷超强度地工作。她们的双手不停地——不，应该说是飞快地将十只装满了啤酒的瓶子朝怀里一揽，用绳子一扎，提起来，码下去……我注意了一下手表，整个过程只用了三秒多钟。传送带上的酒瓶源源不断地运过来，她们的全身心也就得飞快而又紧张地劳作着。一天要干上14～15个小时的活，月工资只有300元左右。这种散装普啤是极易爆炸的，现场中我就看到了好几个女孩的脸上和颈部都有伤疤，听说她们的胸部也有被炸伤的，还有的眼睛被炸瞎了，腿筋被炸断了……凡是致残的女孩子都已被厂家辞退而未获得分文的赔偿，因为她们不懂得如何索赔，更不知道何为诉讼。即便如此，她们仍然义无反顾地从乡下不断地涌进城里。可想而知，她们身后的那份贫穷和眼前的这份无奈是何等的不堪了。这些可怜的女孩子，最大的28岁，最小的只有14虚岁。我情不自禁地从手提袋里摸出相机对准这群女孩按下了快门。车间的四周站了四个监工，这四人全是年轻力壮的男人，他们都是厂里的正式职工，月工资都在1300元左右。看见我拍照，立马围了过来，先问我是干什么的，见我一时语塞，便伸手来抢我的相机，我将相机紧紧地护在怀里。他们便扯的扯，拽的拽，有人还在我的腿上狠狠地踢了一脚。我知道这些打手般的监工是打人打顺手了，替那些女孩子们受一次过，我认了。然而有一件事当时让我感到震惊和绝望，至今仍令我难以平静，那就是几个男人吵吵闹闹在围攻我的时候，机器突然停了，而那些女孩子竟都桩在原地动也没动一下，没见有人回一回头看看热闹，更不要说有人走过来劝一劝架了。后来我在她们的寝室里又见了她们，她们对我仍然保持沉默。据说，如果谁要是敢向外人透露了真情实况，谁就有被辞退的危险。辞退意味着一份生活来源的终结。为了这份生活来源，一个个女孩子家——　一个个年纪轻轻的人放弃了自己应该拥有的多少权利和生活情趣，变得如此麻木！不让说话，不敢说话，不能说话，还有不想说话，这都是无声世界的一种通病。难道真是无语可说？在这个无声世界里，生活在最底层的女性总是承担得最多，而承担最多往往就要受伤最深，这些一无所有的女性除了让自己如祭品般地被伤害，她们还能做些什么？　　　　
　　　　母亲的眼睛一直在这个无声的世界里注视着我。母亲嫁给父亲时才16岁，头一胎生下了大哥，可大哥只活了七天便夭折了。后来母亲又生下了大姐，二姐。三姐（不是哑巴三姐，按算哑巴三姐当称为四姐才对）一下地，奶奶就将她扔进了村后的水沟里。母亲刚刚满月，父亲便以两块大洋的身价将她卖给了邻村的一个猪屠户。后来母亲替父亲在我们面前开脱说，父亲之所以要卖掉她是因为父亲当年得了一场怪病急等现钱治病。可姐妹们都知道，母亲是怕伤了女儿们的心而瞒下事实真相的，因为舅妈不止一次地告诉我们，父亲要卖掉母亲完全是因为母亲接二连三生女孩的缘故。被出卖的当天，母亲连夜出逃了，用一双曾被裹残了的半大小脚走了三天三夜，最后落到了离家200多里路的正阳关，被一家郭姓诊所雇用，年工钱为两块大洋。母亲预支了这两块大洋，托人捎给了父亲。她用差不多是自卖自身的办法保全了自己无爱的婚姻，算是赎回了一个女儿家所能有的最卑微的人格和自尊。那年母亲19岁。我的血管里流淌着乡下打工妹的血。冥冥之中那份固执地牵引着我的带泪的托付，缘起这里。　　　　
　　　　六十多年过去了，这条令人心酸的打工道上，走着的女孩子却不知为什么是越来越多了……　　　　
　　　　（选自《北京文学·精彩阅读》2003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