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双眼睛里的战争-第3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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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下了老山，前线部队修阵地急需锄头两千把。锄头没问题，农资仓库有。锄把呢？现砍现作来不及，我们深夜接到电话，第二天清早部队就来车拉。现作的锄把不光生，磨手，怎么办？半夜十二时，我们打开广播，号召乡亲们把家里的锄把拿来。不到两小时，我们门前锄把堆成了山，大大超过了需要数。群众不要钱，说：“部队命都舍得，我几根锄把还舍不得？”
刚把锄把运走，又来了电话，说不能让部队总吃干粮，要给他们送上一顿热饭去，X千分，每份用塑料袋装，几两粮、几片牛肉、几片酸菜、几瓣大蒜……还要在每道工序上把好关口，防止坏人放毒。早晨的电话，下午一时就要送去。当时麻栗坡不过一万把人，没有办法，只好中小学一律停课，学生剥大蒜，县委书记、县长带机关人员洗塑料袋，医院、商业局、公安局都有分工，各司其职。天热，塑料袋内的饭菜到山上都捂酸了，但战士们还是很感激。
麻栗坡县从领导到工作人员一半在家，一半支前。苗族县委书记吴廷贵亲自到火线上抬担架，白族武装部长杨文团带民工在敌炮火下修路。伤员下来，全县自动组织起输血队，妇女们等在门口，给伤员喂水喂食，洗伤、抬担架。医院门前，总是有人问：我能给你们作点什么？烈士都是棺葬，机关分工挖墓坑。留下的女同志很多，挖不动，先是家里人帮忙，后是居民争着来挖，你不叫他挖他也挖，还说，解放军又不是为你们一家打仗的！于是，白天黑夜墓地上都是人，夜晚一片灯笼火把，到处叮叮当当，男女老少都在挖。我对公安局的人说，不要叫这么多人挖，万一混进个外人照个相，拿到外国，人家不知怎么宣传？公安局同志回答：大家都说睡不着，都想表示一份心意。
烈士来后，洗、缝、换新衣、装殓、入葬都是大家动手。所有的人边干边哭。我也在场，想不哭也不行，几天几夜吃不下，睡不着居然也顶了下来，完全没有工夫去想自己。
那时节，麻栗坡街上没听说有打架的，很多铺面敞开——服务员输血去了，给医院送东西去了，回来，货架上好好的，没人偷东西。大家说话都显得和气，一家人似的。
在那里路过的伤员烈士，我想老百姓永远都忘不了，到现在我闭上眼睛就想起他们。八十年代的中国，谁也不如麻栗坡人知道战士们奉献有多大，谁也不如老山的战士懂得人民的恩情有多深！
XX军在云南住了37年，大难年头“支左”问题多，还动了武，得罪了好多人，尤其是滇南一些地方的回民对他们怨气很大。1984年XX军在老山打了硬仗，回民们敲锣打鼓杀牛宰羊到医院慰问。一个干部伤员用床单蒙头，说：“我打过你们的寨子，不好意思见你们。”回族老人们说：“那是八百年前的事了，也不怪你们！”军民相抱大哭。
“支前”的好人好事说不尽道不完。有个叫杨兴周的八岁孩子，背了一发八公斤炮弹送到高山上的炮阵地，这是八十年代一件奇事，所以人们称他为“三八式小英雄”。有记者说，这事令人感动，但不好宣传，怕人说你们把8岁娃娃也弄上前线了！后来我们了解过，并不是别人叫孩子去，是他自己发现夜里在他家住过的解放军把一发炮弹拉在他家了，他就用个小背篼装上送到山上。那发炮弹其实是教练弹，他以为是能炸敌人的。小家伙很可爱，也能讲。本来叫他跟民兵英模报告团北京去讲，走到半路，他想家，闹着要妈妈，只好把他送回去了。北京军事博物馆把他的小背篼收去作展览品了。
猛洞有个老太婆民歌手张翠华，五十年代到北京演唱受过周总理接见。这几年，每逢年节，她都要到部队演唱，还送去些自己绣的鞋垫荷包等小礼物。一回还杀了一头猪，她叫儿子们冒着炮火送到扣林山阵地上。
石荣斌、石华山两父子争着去支前，半路上夺马缰绳，武装部杨部长以为他们是在打架。后来两父子在杨部长面前比高低，让他断定谁去合适。父亲会看马病，比儿子高一手，杨部长断下“官司”：一家人只能去一个，只好让父亲优先了。
3。最厉害的地雷阵——民兵
文山军分区民兵座谈会
鲍廷湘（傣族，民兵英雄鲍朝元之子）：
我们家五个民兵，有机枪、半自动、冲锋枪。
我父亲54岁，是我们那一带民兵联防片片长。这一片边境线有几十里，是一整天路程，别人称我父亲是“镇关大将”“最高司令”。
我母亲是越南人，那边还有我两个舅舅和外婆。我家离边境两小时，过去再走一个小时就到外婆家。小时候我常去，现在没来往，不知他们死活。母亲想起他们就哭。但她支持我们当民兵。她懂，我们是保卫自己国家和家乡，不是侵犯别人。
我姑爷也是越南人，这家伙坏，给越南通风报信，现在跑过去了。
我们父子兵几年来打了几十仗，打死抓获越南特工十多个，人人都立了战功。我父亲是成都军区授予的“民兵英雄”。越南人恨得他死，出了三万元买他的人头。
我们寨立功的民兵很多，王开林一人排了几百颗地雷，堆了半屋子。他只有小学文化，是自己跑到驻军学会这一手的。他把地雷献驻军时，驻军连长说，我们有地雷阵，但最厉害的地雷阵是民兵。
王和文（苗族，民兵英雄）：
我家住八里河村，村后的大山就是八里河东山，我喜欢打猎，所以对东山很熟，每块石头，每棵树我都摸熟了。山上没有人家，有一天我发现山上有人砍树，一看是越南兵，触近去看，又发现他们在埋东西，我当过兵，知道他们在修工事埋地雷。
紧接着山上就往我们村打炮，我们村只28户人家，打死36人，一个是在地里收谷子的老人，一个14岁的小姑娘。
所以后来找我带路，问我有什么要求和困难，我说：“要求就是你们狠狠打，困难就是你们来晚了，弄得我这当过兵的在村里抬不起头。”
我的事没啥说的。无非是叫我带路我就去，你说带到哪就带到哪。如果来得及，我就先摸一趟，免得给大部队走枉路，遇意外。
我家确有困难，部队发给我的压缩饼干，我不能全吃进去，得留给我两孩子吃。有回部队同志看到了，眼睛都发潮，要把干粮、罐头都给我留下。我说，你们要这么干，我就不给你们带路了！老百姓这么苦，不就是越南人在我们脑壳顶上拉屎，让我们有房不能住——那时我们全村都住岩洞——有地不能种么？
我真没想到，就干这么点我本该干的事，上级又给我记功，又授“边防民兵英雄”，团中央还授予我“边陲优秀儿女”金质奖章。1986年我参加民兵英模报告团上了北京，受到军委杨尚昆副主席、杨得志总长等首长接见，还让我在人民大会堂作了报告。
代成宽（万元户民兵连长）：
人家叫我们“万元户民兵连”，我计算过，我们连100人，现在60人是万元户，其余是半万元户。（插话：老代本人十万元户不止！）没这么多，反正这些年我们古木乡大家都发了财是事实。我们古木乡原是三七之乡，后来叫割了尾巴，割得一干二净，党的新政策一来，三七棚盖没了几匹山。
要我们组织100人民兵连去支前。外乡的人说，古木乡去成10个人，我的名字倒起写！谁知我们报名的有500！争得个脸红筋胀。大家就一个心思：“不能叫人家说富起来的人眼里除了钱就没别的！”
100人都有枪，任务是前送后运，时间是1985年初，公路还没修通，80多人的肩膀、背都磨烂了。临撤下时，部队首长知道了我们有个“万元户民兵连”外号，说：“世界上由腰缠万贯的‘财主’组成一个连队只你们一家。”我说：“不敢当，我们只能说给中央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争了一口气。”省委省府给了我们“支前模范民兵连”称号。
熊天才（苗族，民兵英雄，党的十三大代表）：
1964年我到越南支过前。
我当英雄，出乎意外。1978年底，我带民兵巡逻——那时我是区委副书记兼民兵营副教导员，遇着越南武装人员一百多人，由一个中尉领着。我们站在边界上，喊他退回去。他们仗恃人多，冲到我面前，刺刀对着我胸前，有的还推枪机。我对我身后十一个民兵说：你们站到高处去，他们把我打死，你们就给我猛扫！敌人有的还想往前拱，有的蔫了，咕噜咕噜争论一阵，退转去了。
对越反击战打开后，我带民兵在边境上守哨。一次战斗中，我负了伤，住进了野战医院。医生说，暂时不能开刀，要等伤口消炎。我问等好久，他说两三个礼拜。我躺不住，自己跑回家来了。我父亲是中草药医生，我也懂点，叫爱人找了些草药，当天就消了炎，也不痛了。
第二天来了三个民兵，叫我到县上开会。到了县，又到州，再到省。省上说要我参加英模报告团上北京，还说总政要派飞机来接。我沿路问：你们没搞错吧？我不是啥英模呀！回答说：你不是叫熊天才吗？面对一百多敌人没后退一步不是你吗？
我们坐飞机先到了广西，和广西几个同志一同又飞到北京。在总政招待所住下后，我才看到别人给我整的材料。总政黄副主任来看我们，我说：“首长，这材料有几处不实，能不能改？”首长说：“当然能改，你咋干咋说，不用照材料说。”
我作了二十多场报告，都是按实情讲的，主要讲我们民兵连。
没想到，那份我到北京才看到的材料还是传出去了，确有好些不是我干的事也安到我头上，有些吹。有人便说：“熊天才的英雄事迹是假的，是编出来的。”我在北京作报告，妹妹来信说，全家为你感到光荣。我回来，妹妹一见我就哭了：“你光荣个屁！你叫我们全家不好出门见人！为什么你要夺别人的功？”
县武装部政委叫我去县开会，我说，我不好意思出门了。我丢了电话。
第二天，政委亲自坐车来接我，问我咋回事。我说我在战场上没死，出生入死我不怕，在谣言的子弹面前我倒下了。政委要我再带民兵守罗家坪大山，我说我不去。
我最受不了的是和我一起深入敌境侦察，算得上同过生死的一位部队领导见面，他居然不理我。县上选干部，有人提我当候选人，一位部长当众这么介绍我：“他为人民立了功，当了英雄，可是骄傲了，尾巴翘到天上去了。”一位县领导补充：“骄傲到要小车去接才来开会。”
我气了，哪也不去，躺倒了一年。
后来，我仔细想，没有党的培养，我今天又算个啥？有人造谣言，有人嫉妒，也不是党对我不好。我爬起来了，找到组织上谈，我有什么意见，有什么错误，无话不说，这以后我该干什么干什么。我终于度过了那一段很消沉很苦恼的时期，只管加倍干，不计个人得失，不看别人脸色。没有想到，不久我被选为县委委员、省委候补委员、出席党的十三大代表。
段茂森（文山军分区副政委，白族）：
从1979年以来，我区共动员民兵数万人支前参战，毙俘敌数百名，在运送作战物资、修桥筑路、巡边守卡、抢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