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裁论道 作者:秦朔 陆新之 吴晓波-第2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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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灵之约篇
这就是一个城市属于自己的独特面貌，也是城市真正的生命力和魅力所在，因为有着“忠诚的过去”。
但这一次我走进天水的时候，这些印象都不复存在了。
我们被安排在天水市中心的阳光酒店，据说是天水最好的酒店，很“现代”、很“高级”，和一般大城市里现代的高级酒店没有什么区别。酒店外面有一个“阳光广场”和“阳光一条街”，据介绍是天水最繁华的商业街。吃完晚饭之后，我到街上转了一圈，像所有生搬硬套不知所云的“中国民居”一样，居然在这里看到了福建的马头墙，看到了只有南方才有的二层游廊。这些都是不应该在天水这个西部小城中看到的建筑形式，偏偏它们就在这里，生硬地矗立在麦积山和西部又高又阔的天空下，散发着虚伪的气息。
陪我同行的有《兰州晚报》的记者小牛和天水蓝天地产的司机师傅小郭。小郭是天水人，我问他这条老街原来是什么样子，他说这里曾经是天水最热闹的老街，后来要盖商业街，就把老房子全拆了。
天色已晚，我们约好了明早去寻找天水老街，寻找真正的天水古城。那个晚上我在网上查看天水的资料，了解到天水有着优越的自然条件和历史条件，是甘肃的小江南。以前天水是一座相当完备的古城，明清时代的建筑比比皆是，其他的民居也大部分是民国时期。可惜网上没有图片，无法了解到真正的“天水古城”是怎样的全貌，而我1991年进入天水时那惊鸿一瞥的古城印象，已经被那条假古董“老街”破坏殆尽了。
第二天一大早，我没有参加相关单位组织的麦积山游览，而是和小牛、小郭一起漫步在天水城中，就像走在一个已经被五马分尸甚至是凌迟处死的古城的残肢中。到处都是建设的气象，到处都是改造的情景，新与旧触目扎眼地混杂在一起，而新对旧的包围和胜利，看来是指日可待的。每当走近那些残存下来，但已经被包围、被打上改造烙印的老街和旧房子，我就觉得心痛，那是连我这样的外行也看得出来的货真价实的古董，连我这样的外行也看得出它们不可估量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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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灵之约篇：张宝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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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一个完整的古城最后剩下来的东西了，而我不知道当它们也消失的时候，天水是不是还存在？存在下来的天水还是不是天水？当它们被那些苍白无力、一文不值的“假古董”所取代的时候，我们看到的天水已经不是真正的天水，历史上的天水也就永远地消失了，为我们忠诚守候着的“过去”，就彻彻底底地不在了。
记得看玄奘的《大唐西域记》，写到某处某处曾有谁谁谁在这里说法弘经，堆满鲜花宝物，然而总是加上一句“去圣逾邈，宝变为石”。要到此刻，目睹一座真古城成为残破的“假古董”，目睹土木结构价值连城的古迹成为一文不值的“假房子”，我才真正见识了什么叫做“宝变为石”。
司机小郭和我一路走来也感慨起来。他说，小时候家里住的是老房子，那时候不知道，总盼着早点拆迁，好住新房子，现在回头想想，真是可惜。他叹息着说：“如果我们知道你们要看的其实是这些老房子……”
他的话没有说完，言下之意不言而喻：如果天水还是那个完整的、古老的天水，它所蕴藏的文化价值、旅游价值和商业价值，不知与这区区一条商业街相去多少倍。由此我又想到解放初期，梁思成等老一辈建筑学家呼吁对老北京的保护，二环以内保持原样，二环以外建设新城。如果二环以内还保留着老北京的风貌，今天的北京，又该拥有怎样可观的一笔财富，怎样惊人的价值。
正在感慨，不料同行的记者小牛叹道：“其实，以前的兰州也是天水古城的风格。”这时候，我的感慨几乎要变成愤慨和悲凉了。都没有了，忠诚的过去，不该消失的痕迹……我们的城市不知道自己失去了什么，我们也不知道我们的城市失去了什么。事实上，我们失去的是历史的积淀，是城市的灵魂。
在羲皇庙前，有一座古老的戏台，看戏的地方已经没有了，只有戏楼被严密地保护起来。但它孤零零地瑟缩在面目全非的街道中央，谁也看不出它曾经属于一座戏台，谁也看不出它与周围的环境有什么关系，就像是被剪断了根脉的残枝，再也无法重现它曾经属于的那棵树的风貌。我们看着这戏楼，无法想像在它之上曾经有多少锣鼓喧天的热闹情形，在它周围曾经上演过多少“花市灯如昼”的人间悲喜，无法感受与它相关联的生活的场景。而这种“生活的景观”的回忆与联系，才是一座城市的灵魂与命脉，使每一座城市在这世上有着无可替代的亮点。
再也没有不可替代的城市了，它们被切割、凌迟、粉刷、扭曲……最终千篇一律，廉价而失语。而在其中失落的不仅仅是城市的语言，同时失落的还有城市的未来，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现在天水的未来，已经被毁掉了一半。如果发展城市经济是以牺牲历史为代价，那么这代价的偿还，可能是永久的贫困。因为一个城市最值钱的东西就是这个城市的自然资源和人文资源。
也许有人会说，古老天水的风貌不是还在麦积山、羲皇庙这样的古迹中保留得好好的吗？天水的人文资源不是从其中体现出来了吗？我始终觉得，人文资源的定义应该更看重其完整性，更看重景观与环境的关系，而不是将景观割裂开来，单独存在。在中国，往往是与宗教相关的古迹容易引起重视，比较好地保留下来。但这种与宗教相关的人文资源，多少都是某种程式化的东西，彼此有太多雷同的地方。
只有与一时一地的人自身相关的东西，与他们的生活相联系的景观，才具有不可替代性。城市的个性在于民居和街道，在于民居和街道中承载的生活方式的回忆，年复一年、慢慢沉淀，仿佛生活的化石，带来历史纵深处的信息，那一脉相承的、忠诚的过去。让我们也对这“忠诚的过去”忠诚吧，不要再用“廉价的现代”取代它，不要再以经济的发展为借口来抹杀它，不要再用城市的异变来扭曲它，不要让它因为我们的原因，渐渐消失。
谨以此文，写给正在消失的天水，写给中国大地上无数的天水一样的古城，写给因为我们的原因正在消失的“忠诚的过去”。我更希望，这种“消失”的情形能够消失，“忠诚的过去”能够被忠诚地保留，因为它并不仅仅属于现在，属于我们，更属于未来，属于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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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灵之约篇：张朝阳（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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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电影《霸王别姬》中，他主演的程蝶衣，透过那慵懒、迷茫、敏感的眼神，似乎总是在想着什么。——张朝阳
生命不能承受之轻
——追忆张国荣
张国荣自杀了，只有46岁。知道这个消息，心情感到很沉重。张国荣的歌和电影，承载了一两代香港人和很多大陆人的回忆。不景气的香港，又发生这样让人伤心的事情，而且这样为我们熟悉的天王巨星，竟然也为情所困，选择了不归之路。正是“情何以堪”，人生太苦。
当年和张国荣同演一部电影的“三剑客”都已故去（钟保罗因逃避赌债而自杀，时年30岁；陈百强因心情压抑和吸毒过多而早亡，时年35岁）。去年，香港的知名艺员中，事情接连发生：罗文因病早逝，钟镇涛因巨额欠债而破产，刘嘉玲被迫拍摄的照片被杂志登出。香港是中国最富裕的地方，但发生的这一系列事情，使很多人在思考：为什么有钱的人、有名的人，痛苦也那么大？究竟更多的名和利，能否帮助减少痛苦？
李敖写了一本书，叫《法源寺》，前年到北京，我在牛街找到了这家寺庙。寺庙里几乎没有人，可以静静地看一些碑文。“法源寺”原来有很多名字，但最近的名字“法源寺”是雍正皇帝起的。佛教称，人的痛苦是由于“贪、嗔、痴”导致的，而要驱除痛苦，就必须“戒、定、慧”，雍正更认为“戒”是驱除痛苦的“万法之源”，“法源寺”由此得名。
雍正是个能干、又有很多争议的皇帝，同时他也是精通佛教经典的佛学大师。看过电视剧《雍正皇帝》的人都可以发现，雍正的一生过得实在是太苦。雍正非常勤奋，“国事、家事、天下事”，“立德、立功、立言”，每件事都放不下，都亲力亲为。追求完美的人往往是最痛苦的，何况这个世界本来就不完美；作为孤家寡人的皇帝，有痛苦找不到人说，只能自己扛着，只能从宗教中寻找安慰和良方。所以，雍正从“戒”中找到“万法之源”，算是他的切身感悟。
心灵之约篇
宗教，从本质上是由于人们的心理需求产生的；看似复杂的宗教，有时也非常简单；很多皈依宗教的人，往往是从一个字或一句话开始的。如果能把一个字给深刻理解了，万法也就自然而通了。可是，真正做到“戒”，又是何其难，雍正本人也只是悟到，并没有真正做到，因为人毕竟有情、有欲。做官，能做到皇帝；做艺员，能做到张国荣的地步，仍然有如此多的烦恼，怎一个“戒”字了得？
张国荣死于情，不是痛苦到极点的人，是不会走自杀这条路的。现在的中国经济一直保持高速增长，全世界的人都在羡慕中国经济。但是，中国人自杀的数量也在大幅度上升，而且越是在发达的城市，自杀的人和心情压抑的人越多。很多人都有这样感觉：过去，物质生活确实贫乏，但现在，物质生活越来越好，而人的压力、痛苦、冲突却是从来没有的多。难道物质的提升必须以精神作为代价吗？
所有的哲学和宗教都在试图回答以上问题。人类目前能找到的、最能发展经济的模式，就是市场经济。市场经济对提升我们物质生活水准的好处是不言而喻的，这一点，中国人感触最深。但市场经济也会带来很多负面的东西。例如：竞争使人们时刻处于高度紧张之中，艺术的人生变成了分工的人生，成功是衡量人生价值的重要标准，越是成功的人为了防止自己被后面的人追上就越是要不断努力。当市场经济的魔盒一旦被打开，置身其中的人们就被整个社会推动、向前努力，甚至无所不用其极，最后却忘了一个最根本的问题“人为什么而活着”。
不同的人对此问题有不同的回答，我看到的最精彩的回答是南怀瑾老先生说的“人是为了活着而活着”。世界上有些宗教和文化，是强调“为了来世或为了赎罪而活着”，而中国的传统是强调为了今生而活着，是“为活着而活着”，那么作为讲究生活质量的中国人，就需要思考，如何尽量在物质和精神之间寻找到某种平衡。
一般而言，人们总是想过更好的物质生活，但在创造和获得更多物质的过程中，常会有很多精神上的烦恼。在物质和精神这对范畴的矛盾中，简单的解决之道有两条：一是从努力工作入手，更加勤奋、努力，多赚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