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思源正解金陵十二钗-第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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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黛玉似乎先天带来的这种主动追求的文化基因,使她在与她类似的女孩子中总是具有自己个性独特的一面。
曹雪芹在人物塑造上的一大成就是,他能将年龄、身份、学识、爱好差不多的人物写出明显的差异来,各自有鲜明的个性,有独特的生命力。黛玉和湘云都是直性子,但是曹雪芹注意写出两人的区别。不说别的,即使两人的嘴巴都不饶人,也是各有特色。湘云是直来直去,有时还要动手;黛玉则是直中带酸,风趣诙谐,俏皮机敏,有点尖刻,有时还要骂人,总之全仗着嘴上的功夫。二十一回,宝玉让湘云帮着梳头,湘云发现他头上的珠子少了一颗,宝玉说丢了。“湘云道:‘必定是外头去掉下来,不防被人拣了去,倒便宜他。’黛玉一旁盥手,冷笑道:‘也不知是真丢了,也不知是给了人镶什么戴去了。’宝玉不答。”黛玉是话里有话,带点子醋味。这种吃醋,正是由于绛珠离不开神瑛,惟恐失去他的潜意识的外化。被黛玉这么一说,看来宝玉是有点心虚,也可能是他觉得辩解也没有用,索性不说话。这时宝玉顺手拿起旁边的胭脂赏玩,“不觉又顺手拈了胭脂,意欲要往口边送,因又怕史湘云说,正犹豫间,湘云果在身后看见,一手掠着辫子,便伸手来‘拍’的一下,从手中将胭脂打落,说道:‘这不长进的毛病儿,多早晚才改过!’”其实黛玉也在身旁,她也许习惯了,不但没有动手,连话都没说。六十三回湘云成为强灌探春的主力,而且在轮到她掣签时“揎拳掳袖的伸手”,动作幅度很大。结果抽了一支“只恐夜深花睡去”,黛玉马上笑着说:“‘夜深’两个字,改‘石凉’两个字。”大家明白是指湘云醉卧,都乐了。“湘云笑指那自行船与黛玉看,又说‘快坐上那船家去罢,别多话了。”在这个话语场合,黛玉和湘云互相逗乐,都反应很快,聪明可爱,但是湘云有动作“指”,黛玉只是“说”而没有动作。黛玉的话也显得更加雅致、风趣、贴切,富于诗意。从诗词点化和修辞学角度来看,黛玉仿拟得相当高明。
黛玉的天性保持得好,一个重要方面是她的格外真率,有时候乍一看似乎显得有点缺少涵养,怎么说翻脸就翻脸。其实不是,而是黛玉特别敏感,最无顾忌,总是将自己最真实的一面毫无顾忌地展示出来。二十三回宝玉与她共读《西厢》,本来是一件彼此都很快乐的事情。但是后来宝玉用了两句里面的话与她开玩笑,将两人比作张生与崔莺莺,黛玉当时就急得竖眉瞪眼,面含怒容,“指宝玉道:‘你这该死的胡说!好好的把这淫词艳曲弄了来,还学了这些混话来欺负我。我告诉舅舅舅母去。’说到‘欺负’两个字上,早又把眼圈儿红了,转身就走。”宝玉赶紧赔不是,又赌咒发誓表决心。说得黛玉“嗤的一声笑了,揉着眼睛”,引用了《西厢》里的“苗而不秀,是个银样镴枪头”来回敬他。黛玉毕竟是个刚刚进入青春期的少女,宝玉开这个玩笑,她如果默认,就不像大贵族家庭的小姐了。但是当她看出宝玉的真情,自然就原谅了他,而且“以牙还牙”,用《西厢》里的话回击他:“你说你会过目成诵,难道我就不能一目十行么?”淘气中显示出她过人的才学和惊人的记忆力,还有要压过宝玉的意思。这和在元春省亲时黛玉要压倒众人的心理是一样的。具有朦胧的竞争意识是黛玉最可称道的品格之一。中国传统文化中过于强调“中庸”,先天地缺乏竞争意识的文化基因,这是自古以来中国竞技体育很不发达的总根子,对女性尤其不允许她们有竞争意识。所以黛玉的这种要超过别人的精神很可贵。
在人多的场合,只要是有黛玉在,她总要或者说总会有意无意地成为这个场合的中心,这和她天性中有追求要展示的文化基因有关。四十九回以湘云为首的众人大吃烧烤鹿肉,说话最多的是三个人。一个是李纨。她身为大嫂,负有管教弟妹的责任,惟恐湘云他们生吃吃出病来或割肉受伤,又要招呼众人,说了三次话,六十五个字。第二个是湘云。湘云本来就是“话口袋子”,话多,又是大吃鹿肉活动的策划者兼领衔主演,还要不断“反击”黛玉等人的“攻击”,话自然少不了,也是三次,七十五个字。按说黛玉体弱不吃,只是个旁观者,话却最多,也是三次,八十四个字。而且她这三次说话贯穿了整个活动,话也讲得特别风趣。
黛玉受到读者特别喜爱的一点就是她格外淘气。而她的这种淘气带有机灵和学问的色彩,不是庸俗和一般的顽皮。湘云的性格也很真率,但是黛玉的真率中多了几分淘气,而且淘气得格外可爱。黛玉机敏异常,反应特快。这是黛玉和别的聪明的女孩子的主要区别。四十二回明明是黛玉带头连连说笑话,把大家乐得前仰后合,湘云伏在一把本来就没有放稳的椅子背上,乐得差一点连人带椅子摔倒在地。黛玉却指着李纨说:“这是(长辈们)叫你带着我们作针线教道理呢,你反招我们来大顽大笑的。”李纨都服了她了,笑着说:“你们听他这刁话。他领着头儿闹,引着人笑了,倒赖我的不是。真真恨的我只保佑明儿你得一个利害婆婆,再得几个千刁万恶的大姑子小姑子,试试你那会子还这么刁不刁了。”当大家在为惜春画画出主意时,宝钗说了要为惜春准备这个,准备那个,一大堆东西,当说到“生姜二两,酱半斤”时,黛玉马上接茬说:“铁锅一口,锅铲一个。”宝钗聪明如此,一时也被她蒙了,没有反应过来,奇怪地问道:“这作什么?”黛玉说:“你要生姜和酱这些作料,我替你要铁锅来,好炒颜色吃的。”大家都笑了起来,宝钗还笑着认真解释为什么要那些东西,结果又被黛玉开了个更大的玩笑。李纨说黛玉的“刁”,就是宝钗说她的“众人爱你伶俐”,黛玉在场常常能给人们带来许多快乐。
林黛玉形象的现代性
林黛玉这个艺术形象虽然是曹雪芹在18世纪中期距今二百五十年前为我们塑造出来的,但是卓越的艺术典型总是有它超越时空的永恒价值。细细品味林黛玉的为人个性,有些东西至今仍然具有相当的现实意义。
我们往往只看到黛玉悲叹自己身世不幸的一面,忽略了她十分重视自我价值的实现和洁身归宿的可贵性。特别是她对“质本洁来还洁去”的执着追求,对“质本洁”的自身的爱护和“还洁去”的纯洁的归宿,对生也“净土”、死也“净土”的渴望,对“天尽头,何处有香丘”的追问,希望胁下生双翼,随花飞到天尽头去追寻这种宝贵的“洁”和“净土”,是一种极其美好崇高的道德追求。黛玉这种自觉而强烈的“洁身”意识是有些现代女性所缺失的。
对待爱情,黛玉追求的是心灵上息息相通的知己,感情至上。她并不关心自己所爱的男人如何走上仕途,将来自己成为诰命夫人。尊重感情,尊重自己所爱的男子自己的正确选择,本身就是一种重要的选择。也只有这样,爱情才能巩固与持久。这一点在当今这个充满功利考虑、爱情贬值、婚姻不时面临动荡的时代,仍然不失为有价值的借鉴。
黛玉虽然自称是“草木之人”,而且她的前身是绛珠小草,属于“草本”,连“木本”都不够,但是黛玉并不缺少坚强。她虽然爱哭,却并不软弱。她有十分执着的一面,这就是她对纯真爱情和“净土”的不懈追求。高鹗设计让王熙凤出面建议的调包计,薛宝钗接受是符合她的性格逻辑的。反过来,如果让林黛玉扮演薛宝钗的角色,她是绝对不会答应的。曹雪芹在潇湘馆里流入一条浅浅的小水沟,这是大观园所有院子里惟一的,意味着林黛玉是所有少女中最杰出的代表。这“水”除了纯洁和柔情万种外,还有老子思想中的柔弱胜刚强的意思。潇湘馆里千百竿翠竹,既美不胜收,又象征着林黛玉宁折不弯的文人气质和坚强内心。这种坚强显然也感染了紫鹃,也许是二人互相感染。后四十回黛玉之死的前后,紫鹃的表现相当感人。
黛玉的最大悲剧——而且具有现代意义——是,由于她总把宝玉看作是自己的一切,她的生活与命运就进入了非良性循环。她本来身体就不好,由于担心,有时多疑,结果反而添病,反而离自己本来想得到的东西越来越远。这个问题如果从林黛玉身上转移出去,放大一些,放大到女性群体之中,那么就可以看作是曹雪芹对女性、尤其是少女过于依赖男性的批评。在封建社会里,像林黛玉这样的少女在婚姻上几乎没有别的选择,只有听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一切都寄希望于男人。因此林黛玉的悲剧个性具有一定的必然性和可理解性。而现代社会不然,女性具有平等参与的一切权利,如果再把自己仅仅看作是男人的一部分,丈夫、男朋友就是自己的一切,缺乏独立的生命意识与人格意识,彻底丧失了自我,那可真是太令人悲哀了。
二元对立思维与双重标准的受害者
虽然自清代嘉(庆)、道(光)年间即19世纪前半期,《红楼梦》一百二十回本流行之时起,对薛宝钗的评价就存在着褒贬不一的现象,但是直到20世纪前半期,几乎一百五十年之中,认为她人品极差,虚伪奸恶,完全否定薛宝钗的,仍然十分罕见。通常是指出她的某些缺点,有些话重些而已。即使全盘否定者,也属于误读。薛宝钗仍然是广大读者最喜爱的少女之一,这大体上符合曹雪芹在作品中给她的定位。只是在20世纪50年代以后,由于将《红楼梦》与红学研究泛政治化,薛宝钗成了《红楼梦》人物中最大的受害者。人们把她看得过于意识形态化与成熟化,她成了一个城府很深满脑子封建道德意识者,成为大观园中年轻一代封建势力的主要代表人物,甚至被说成是“封建道德的卫道士”。她的一些优点也往往由于先入之见的影响而被认为是奸诈,是心机,是虚伪,似乎她的一切行为都始终围绕着“争夺宝二奶奶的宝座”而进行。几十年来我们长期生活在各种各样的斗争中,与这斗,与那斗,其“乐”无穷,其实是其痛无穷,其害也无穷。斗惯了,已经形成了一种思维定势,习惯地从二元对立思维去理解故事情节与人物关系。
在对薛宝钗的评价中,人们有时忽略了她在金陵十二钗中的地位,她是曹雪芹充满爱心和悲悼之情的一个少女。《红楼梦》第五回贾宝玉梦游太虚幻境时看到的金陵十二钗的判词,她与黛玉的放在一起,位居正册之首,暗示着并列第一。当然曹雪芹在林黛玉身上倾注的爱心最多,寄托的理想与先进理念也最多,清人就早已指出黛玉为“群钗之冠”。不过薛宝钗位列第二是没有问题的。警幻仙子让贾宝玉听的十二支《红楼梦曲》的《红楼梦引子》中最后一句是:“演出这怀金悼玉的《红楼梦》。”在这里,“悼玉”显然是指痛悼林黛玉的不幸而亡,“怀金”则明显地表现出曹雪芹对薛宝钗的深切怀念之情。这种对举具有并列作用。曹雪芹对薛宝钗的基本态度是我们解读这个艺术形象的一把总钥匙,进行人物道德评价的基准。而这一点在那个特殊年代往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