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百家到一家　-第5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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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9年冯友兰通过开封的“留学欧美预备学校”公费赴美留学。在校时，由于官方费用不能及时发放，冯友兰在业余时间勤工俭学完成了学业。1923年夏，冯友兰以《人生理想之比较研究》（又名《天人损益论》）顺利通过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博士毕业答辩，获哲学博士学位。
　　1923年，冯友兰学成回国，始任开封中州大学哲学教授，并兼任文学院院长。1924年写了《人生哲学》一书作为高中教材，在这本书中，冯友兰确立了其新实在主义的哲学信仰，并将其同程朱理学相结合。1925年又到广州广东大学任教授。次年离开广东大学到燕京大学任教授，讲授中国哲学史，同时还给美国人办的一所华语学校讲授《庄子》。1928年，冯友兰离开燕大到清华大学任教授，讲授中国哲学史，并兼任哲学系主任。后来还担任清华大学校务委员会秘书长和文学院院长。
　　在燕京大学和清华大学任教的十年（1927—1937年），是冯友兰集中精力研究中国哲学史的时期。1931年和1934年，他的《中国哲学史》上下卷出版问世，该书以其系统性和完整性第一次呈现出中国哲学的全貌，代表了30年代中国哲学史研究的最高水平。此书后来还被冯的美国学生卜德译成英文，成为现今西方人系统了解中国哲学的为数不多的著作之一。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后，抗日战争全面展开，清华大学被迫南迁。先迁往湖南长沙岳麓山下，后又迁往云南昆明，并与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合并，组成西南联合大学。冯友兰任联大哲学系教授，兼文学院院长。
　　在中华民族最为艰苦卓绝的抗战年代里，冯友兰创作的哲学史作品是《中国哲学简史》，这是一本深入浅出的哲学书，把中国哲学的精髓用很简单的话语表现出来。他先后出版了《新理学》、《新事论》（1940年）、《新事训》（1940年）、《新原人》（1943年）、《新原道》（1944年）、《新知言》（1946年）。这六部书，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新理学”哲学思想体系，冯先生将这些著作总称为“贞元之际所著书”或“贞元六书”，表示其中华民族一定要复兴的坚定信念，建构了几十年来广泛为人讨论的新理学体系。
　　1946年冯友兰赴美担任客座教授。1947年，在南京政府节　节　退败的情况下，冯友兰生怕新中国成立后中美断交，于是婉言谢绝了至亲好友的挽留，毅然决然地返回了祖国。1948年末至1949年初，任清华大学校务会议主席。
　　解放后的冯友兰在学术上很不顺利。1950年刚刚解放时，哲学界即展开了对他的批判。在解放初的思想改造运动以及后来的历次反右运动中，冯友兰都首当其冲。他的思想被当作唯心主义的代表而屡遭批判，自己也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而成为批斗的重点对象，倍受折磨。


第三节　新儒学（4）


　　直到1968年秋，毛泽东在一次讲话中提到：“北大有个冯友兰，搞唯心主义，我们若要懂点唯心主义，还要找他；还有个翦伯赞，搞帝王将相，我们若要懂点帝王将相，也要找他，还是让他们当教授，拿薪水。”得此“特赦”，冯友兰得以离开牛棚，勉强恢复自由。1972年尼克松访华，由于冯友兰早年在国外备受关注，他被列为外宾访问对象时，才得以过上正常的生活。
　　改革开放后的环境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春天，冯友兰也经过了五六十年代的教训以及七十年代的思想变化，开始重写中国哲学史，以舒解胸中积压多年之郁闷。自1980年开始，冯友兰以耄耋之年，展老骥之志，开始重写《中国哲学史新编》，并明确申明只写“自己在现有马克思主义水平上所能见到的东西，直接写我自己在现有的马克思主义水平上对于中国哲学史和文化的理解和体会，不依傍别人。”从而真正把自己80年来对中国哲学及文化研究所得之理解、体会写出来，成为一家之言。经过十年的艰苦努力，终于在1989年完成了七卷本的《中国哲学史新编》，了却了一大心愿。
　　冯友兰在九十岁的时候，向祝寿的朋友和学生说自己悟到的处世道理，他用庄子的“举世誉之而不加劝，举世非之而不加沮”表达了自己的处世之道。冯友兰写完《新编》第七卷时已是1990年6月，当时冯友兰双目已不能视，全凭口述，他人记录。书中所运用的一切考据、文献、辨析全靠作者的记忆，而全书展开条理井然，文辞优美，实在是让人惊叹。冯友兰弟子涂又光在编《冯友兰选集》时曾说：“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其言也真，其言也美”，是对冯友兰最中肯的评价。冯友兰于1990年11月辞世，享年95岁。
　　冯友兰创建的“新理学”：
　　冯友兰对现代中国哲学有两方面重大的贡献。其一，他的中国哲学史研究特别是为了对中国哲学精神的探索而作的“境界说”，是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奠基之作。早年冯友兰在西方讲学，著作也被译成多国文字，也正因为此外国人才知道有中国哲学，因此在西方有“冯学”之说。
　　第二就是冯友兰的“新理学”即“真正底形上学”，类似于西方哲学的本体论。冯友兰认为柏拉图传统和儒家传统，代表着形上学中“本体论”的路子。冯友兰的“新理学”也就是试图用本体论哲学的方法来构造的哲学新体系。冯友兰突出了中国哲学形而上学（又称玄学）的特征及其意义，并把形而上学看作是哲学的最重要部分，这也是对中国现代哲学的巨大贡献。
　　冯友兰《新原人》中的“境界说”是在三四十年代构筑的新理学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二十世纪哲学中不多见的成系统的人生哲学学说之一。“人生境界说”将人的生命存在由低到高划分为四个层级：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和天地境界。自然境界的人是按照本能或习性来做事，功利境界的人则是追求个私之利，道德境界的人遵循的是道德规则，天地境界的人“自同于大全”。表明人对人生觉解的层次不同，也表明人性完善的程度不同。人生活在不同的社会环境中，文化素养不同，对宇宙、对人生的了解也有不同，其中天地境界的人所具备的觉解最大。冯友兰对这种学说进行了深刻的阐述，他也曾说除了“人生境界说”自己别的学说都可以不要。
　　冯友兰创建的“新理学”体系在现代新儒家中占很重要的地位。他所思考、提出的问题至今仍然能够引发我们的深思。他改造程朱一派的宋明理学，吸取西方实在论和维也纳学派的逻辑实证主义，特别是借鉴了西方传统哲学的本体论，进行了新哲学的创造。
　　冯友兰在《新理学》中首先对科学与哲学进行了区分，认为科学的对象是“实际”，哲学的对象是“真际”。所谓“真际”，是指逻辑上先于客观事物而存在的“理世界”；所谓“实际”，是指标志客观事物存在的“器世界”。实际不能脱离真际，而真际可以不要实际，真际比实际更根本。哲学必须通过实际达到真际。科学讲实际，故能予人以积极的知识；哲学讲真际，故能提高人的精神境界。
　　新理学的形上学体系建立在“理”、“气”、“道体”与“乾元”这样四个纯形式的范畴之上，这四个命题是中国传统哲学中常见的概念，不过，冯友兰用逻辑分析的方法赋予它们以全新的内涵。他把“理”“气”“道体”和“乾元”作为一个理解的对象来剖析。四者相互关联，存在、事物由气生成；气实现理，气被理所规定；理是流行的，总所有的流行谓道体；又因为一切理的流行中蕴含“动”，将一切流行中所蕴含的动的集合，称为乾元。因此在冯友兰的哲学里，事物是由精神产生的。它们是理，是道体，是乾元。由于道体与乾元皆是理的衍化，所以事物归根结底由理发生。
　　“新理学”体系沿袭“程朱理学”的理论，无疑为重建传统儒学的形上系统做了很大的努力。当时西方有这样的思潮，就是对旧的形上学的拒斥，分析学派即是其一。冯友兰采用了分析学派的逻辑分析方法，但他反对完全不讲形上学。他所采用的分析方法把哲学落实到人生境界的提高上，确实是冯友兰的创见，也表现了他对传统哲学的深刻理解。
　　贞元六书简介：
　　冯友兰在抗战期间的哲学巨作贞元六书，是新理学体系的主要组成部分。所谓贞元六书，即“贞元之际所著书”，“贞元”是贞下起元之际，指著书于抗战时期，当时是民族复兴的契机。六书是《新理学》、《新事论》、《新世训》、《新原人》、《新原道》和《新知言》六种书的合称。六书序言中说：“我国家民族，值贞元之会、当绝续之交，通天人之际、达古今之变、明内圣外王之道者，岂可不尽所欲言，以为我国家致太平、我亿兆安心立命之用乎？”正是作者表明心迹的箴言。
　　在哲学与科学的关系上，强调“新理学”是“最哲学的哲学”，他的《新理学》中阐述了东西方哲学的关系，突出了中国哲学中的直觉主义和西方哲学中的逻辑与语言分析。《新原道》旨在对中国哲学传统的继续和改造，达到“极高明而道中庸”的境界；《新事论》则适当的讲述干预当时的社会实际和文化问题；《新事训》、《新原人》强调的是注重人生观和伦理学；而《新知言》则阐述了方法论问题以及“新理学”与现代世界哲学的关系。
　　抗战时期的士人，在学术上贯通中西，根基深厚，各自具有独特的人格魅力；出生在家国危亡之际，发奋著述，都有“阐旧邦以辅新命”的学术使命感，这种价值取向，使其精神意义当更在学术意义之上，贞元六书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冯友兰趣事：
　　冯友兰是一代哲人，深思慎取是他的特点，经常沉湎于思考之中。1938年南京沦陷后，武汉告急，西南联合大学于1938年2月中旬开始搬迁。一天，汽车经过边境凭祥的城门时，冯友兰因左胳膊放在车窗外而被城墙撞伤导致骨折。这段故事，金岳霖教授曾对冯友兰的小女儿宗璞开玩笑地说：“当时司机通知大家，不要把手放在窗外，要过城门了。别人都很快照办，只有你父亲听了这话，便考虑为什么不能放在窗外，放在窗外和不放在窗外的区别是什么，其普遍意义和特殊意义是什么。还没有考虑完，已经骨折了。”在这一开玩笑的话语中，一个一生思索的哲人，跃然而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