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名人演说精粹-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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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也许是人类既往文明史上发展最为迅速、变化最为巨大的世纪
之一。在中国这个有着五千年文明史的古老国度里，近一百年的历史巨变更
是令人惊叹。一百五十多年前，帝国主义列强的坚船利炮轰毁了神圣天朝的
梦幻，中华民族顿时陷入内忧外患的深重危机之中。于是，在这个有着不可
思议的顽强生命力的民族中，有了锐意维新变法的先驱们的探求，倡导科学
与民主的斗士们的呐喊；有了冲决封建罗网的英烈们的抗争，不甘屈辱抗击
侵略者的战士们的壮举；有了建立人民共和国后万众欢腾的喜庆，齐心协力
共建新中国的豪情；亦有了风云变幻峰迴路转的徬徨，雨霁云开痛定思痛的
感慨。在这一个世纪的峥嵘岁月中，我们民族脱下了长衫马褂，剪去了脑后
那沉重的辫子，历经几番腥风血雨，在几千年封建王朝和半封建半殖民地统
治的废墟上建立起了年轻的人民共和国，在几度沉浮之后，今天，已经在向
着现代化强国的目标迅跑。

这实在是一个值得回味、值得深思、值得铭记的世纪！

本书试图借助演说这种特殊的文体，为读者提供一种感受、品味、思索
自上世纪末至本世纪末这一百年来中国历史大进程的独特的角度或形式。其
所以独特，是因为演说既不同于史论之抽象灰色，又不同于纯文学作品之受
制于具象，而是兼有二者之长——既能集中地、全景观地展示时代风貌与历
史进程，又颇具个性色彩。演说辞虽然已是文字形式，但字里行间仍可感受
到作者当年的音容笑貌、意气风采。书中选取的四十三位人物的八十余篇演
说，无一不充溢着浓郁的时代气息，同时又体现出作者鲜明的个性色彩。

诚然，囿于编选者的学识水平以及资料条件等限制，本书的客观效果与
我们的主观愿望必会存在距离，我们期待着读者朋友们的品评。另外，在编
著过程中，我们发现不少入选名人时间跨度比较大，而他们在历史长河的重
要时刻，总有令人耳目一新的演说辞，弃之不忍割爱。因此，编著者欲以入
选者演说辞发表的时间为序，有些入选多篇者，则以其第一篇发表的时间为
准，以此为全书之编排准则。

本书在编写过程中，参考并引用了多种资料与书籍，在此谨致谢意。

编者

1993　年11　月


总序

周谷城

演说就是向听众发表对某个现实问题的见解，或阐明某种事理。每个人
一辈子要听许多次演说，也要作不少演说，可见演说是一种很重要的社会活
动。

演说又是一种历史悠久的社会活动。四千多年前，古埃及的法老就说演
讲比打仗更有威力。在古代希腊、罗马，演说是社会政治斗争的重要武器，
产生过希腊的伊索格拉底、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罗马的昆体良、西塞罗
等一大批演说家，还办了“演讲学校”。在我国古代，演说也曾经辉煌。所
谓“左史记言”，《尚书》中就有不少演说名篇。《国语》、战国策》中之
言，颇与古希腊之演说词相似，亦冶政治、历史、文学及雄辩术于一炉者也。
《论语》其实是孔子向三千弟子传授知识时的演说精华。孟轲、商鞅、苏秦、
张仪俱为雄辩的演说家。在《盐铁论》中，则可以读到西汉政治家桑弘羊精
彩的经济演说。据此，窃以为演说之在中国，实有久于希腊、罗马者。

演说不仅源远流长，且有重要作用。一篇好的演说，或事实有据、逻辑
严密，或慷慨激昂、豪气凌云，或声情并茂、引人入胜，或机智幽默、妙趣
横生，或数者兼而有之，足以使人坚定对崇高理想之信念；足以使人增加知
识，明白道理；足以动人心弦，催人奋发；足以给人欢乐，得到美的享受。
历来名家演说，不仅风靡当时，且对后世实有深远影响。

今天，我们正在进行现代化建设，进行两个文明建设，要做好各项工作，
都离不开演说。各级党政领导、各行各业负责人开会做报告，科学家的学术
报告，群众大会上的动员报告，教师向学生讲课，检察官提起公诉，律师为
当事人辩护，这些都是演说。此外接待来宾，介绍经验，发布消息，讨论问
题，无不要用到演说。演说要有好的效果，就不能照本宣科，而必须掌握演
说的艺术。掌握演说艺术别无他途，除了从实践中学习外，再就是借鉴前人
演说的成功经验。由此而论，百花洲文艺出版社暨上海社会科学院信息研究
所共同组织力量，翻译和汇编古今中外演说名篇，成套出版《世界著名演说
文库》，以飨有志于演说者，此举确系一种有益的尝试，旦为文化积累所不
可少。

古今中外的演说名篇数量甚多，要想一下子收集得齐全，并同时出版，
难免旷日持久，甚至是不可能的。不妨成熟一批，先拿出一批来。“草鞋没
样，越打越象。”这样分期分批积累起来，相信反倒易于较快、较好地形成
一套相对完整的演说文库。

至于每个分册的选录范围，无妨不拘一格。既可拿演说性质作标准，如
就职演说、竞选演说，外交演说，也可以演说者的身份为标准，如将帅演说、
律师演说、作家演说、科学家演说。既可着眼于演说之历史影响，也可着眼
于演说之趣味性，如幽默演说。凡此种种，均不成问题。

此等演说，就其演说艺术而论，固有可供借鉴者。然不独止此。历来演
说名篇，或反映重大历史事件，或反映时代风貌，或阐发深刻哲理，或含有
丰富知识，实已成为重要历史文献，成为文化遗产。唯其如此，鄙意以为阅
读这些演说，非独有助于掌握不同性质、不同体裁、不同形式、不同场合下
的演说艺术，抑且有助于了解历史，丰富知识，提高素养，陶冶情操。

这些演说既成历史文献，即有其时代烙印，需要读者独具慧眼，善于取


其精华，弃其糟粕。特别有几种演说，由于性质关系，尤其如此。如演说有
足以影响历史者。观夫《礼运大同》，则可知人类之追求理想社会，固不自
今日始；观夫伯里克利、柏拉图之演说，则可知西方政治制度之由来。其影
响历史者，均可谓至深且远。然而有正必有反。历史不断进步，亦必有曲折。
只讲进步，不讲曲折，则历史不完整。演说有促进历史发展者，亦必有促退
历史者。只见前者而不见后者，则演说不完整。故适当选录一些具有反面意
义的演说，以证历史道路之曲折，社会发展之艰难，人类前进之不易，实亦
有其必要。

不揣冒昧，即以为序。


中国现代名人演说精粹


康有为
一八五八──一九二七

广东南海（今广州）人，近代资产阶级改良运动领袖，保皇会首领。光
绪进士，授工部主事（未就职）。　1888　年首次上书光绪帝，提出变法图存
三项建议，因受阻而未上达。1890　年后，在广州设万木草堂，聚徒讲学，宣
传变法。其弟子有梁启超、陈千秋、徐勤等。1895　年马关条约签订时，他联
合赴京会试的举人一千三百余人上书，要求拒签和约、迁都抗战、变法图强，
史称“公车上书”。该书亦未上达。是年5　月，第三次上书，得到光绪帝嘉
许。后与梁启超创办《中外纪闻报》，又在北京、上海组织“强学会”，亦
出版《强学报》，积极推动变法运动。1898　年1　月，上书主张大誓群臣以定
国是，设“对策所”以征贤才，开“制度局”而定宪法。同年6　月受到光绪
帝召见，被任命为总理衙门章京，促成了“百日维新”。以后屡上奏折，陈
说政治、经济、军事、文教诸方面改革建议。9　月，变法运动遭镇压，他逃
亡国外。此后组织保皇会反对民主革命。1917　年与张勋策划复辟失败。

《古今学术源流》（1896　年）是康有为在万木草堂给弟子们讲学的记
录稿，由康有为的门人张伯桢之子张次溪先生于六十年代初向中国科学院广
州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历史研究室提供。该稿系张伯桢（1877～1949）根据
光绪丙申年（1896　年）听康有为授课的笔记整理而成，并经方志钦先生校点。

康有为从1888　年即开始宣传并努力实践变法维新的主张，出入于宫廷内
外，往来于学士政客之间，后又参与保皇复辟，一生与中国从近代到现代的
历史大转折、大变革关系甚密，堪称思想与政治舞台上的一代风云人物。当
可想见，其旨在宣传思想与政治主张的演说——不论其形式如何——亦应不
少，但却未曾以文字保存并流传下来。唯有此篇《古今学术源流》，今得刊
布于此，虽不曾直接宣讲这位以维新改良而著称于史的人物的救世方略，但
从他对上下数千年中国学术思想源流的梳理评说中，亦可体味到他那纵观历
史、放眼天下的博大胸怀与宏阔的气度。张伯桢记叙康有为讲学时的情景说：
“迨及秋季，先生归来，听文讲述，放言高论，闻者动容。”当时金声玉振、
撼人心魄的效果可想而知。更为重要的是，从中可以看出他赖以演绎发表而
为变法维新及后来保皇复辟主张的基本思想倾向。

首先可以看出，对被历代封建统治者奉为至圣的孔子及其儒学，作者是
极为推崇的。他把孔子学说视作中国学术思想的唯一正宗，而把老子与墨子
学说作为两种异端加以比照。他认为：“老氏之学，失诸虚；墨氏之学，失
诸实。”“墨学能行而不能传，老学能传而不能行。”言下之意，唯孔子儒
学为虚实得体、能行而又能传的中庸之道。在评说历代学术思想的流变兴衰
的时候，也是以对儒学的态度和儒学的消亡兴衰作为判别是非得失标准的。
康氏之看重儒学，在于它为社会规定了一整套“最仁”、“最公”的恒定的
秩序或“制度”。唯其如此，所以他的政治主张是改良而不是革命，以致后
来转而为复辟保皇。

然而，在康氏看来，孔子又是一位在“制度政教皆无定”的时代中“发
愤而改制”之人；孔子是要以一种“言德”、“言民”或重仁义、重民命的
制度匡扶天下。这又成为康氏力倡变法维新的根据或楷模。康氏对当时天下
大势的看法是：“地球数千年来，凡二大变，一为春秋时，一为今时，皆人


才蔚起，创制立教。”他将今时与孔子所处的春秋时代相并举，其效法孔子
立教创制之志昭然明矣！在这里，他还特别提到了宋代变法的王安石，虽有
批评之语，但首先盛赞他“甚有气节，甚有毅力，甚有血性。当时创行新法，
条理颇备。。”由此亦可窥其崇尚维新之一斑。此外，在这篇讲学记录中，
还可以看到康氏对近代西方自然科学知识的涉猎、吸收。

这是一篇讲学的记录，内容甚丰，当不是一次所讲，因而每有不衔接或
跳跃之处。原文如此，亦不便擅作梳理。但在选编时作了一些删节。

古今学术源流

自孔子出，百子所称道，皆孔子之制度也。孔子未生之前，制度政教皆
无定。当时诸子各有改制之心，如棘成子改文从质，子桑伯子不衣冠而处。
或曰“以德报怨”之类，皆欲自立教，每托古以明权，孔子乃发愤而改制。
故诸子所称，皆儒、墨并举。与孔子争教者，墨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