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名人演说精粹-第3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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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革命的冲突吧。
文艺和革命本来没有冲突，但文艺和政治是常常根本冲突的。政治要保
持现状。革命要破坏现状，文艺也是想破坏现状。从19 世纪到20 世纪的新
文艺，大概都带着破坏性的。政治家只要别人服从，不许别人反抗，他们所
做的事，最好没有人开口，没有人说话，没有人响，像猴子的头目似的，猴
子的全体都该听他的号令，要你死就死，要你走就走。原始时代的酋长，也
是这样，他的命令就是天命，就没有人反抗，也没有人怀疑。那时所有的文
艺，不过一些赞美歌，间或有几首恋爱歌，决没有反抗的思想和文艺产生。
后来人类社会进化了，由小部落变为大部落，又进步而为国家。但并合而成
的大部落或国家，是没有不分裂的。因为并合了许多国家，集合了各种不同
的民族，就会生出种种不同的思想和文艺。政治想把国家团结拢来，文艺思
想却要把国家分裂。所以文艺思想的发达，一方面可以促进人类社会的进化，
一方面却使国家破裂。其实破裂倒是催促向上的，进步的。文学家希望破裂、
政治家希望不破裂，结果是文学家受排挤。当革命者不曾成功的时候，他们
和文学家是合作的，他们要利用文学家做宣传革命的工具。一到革命成功，
革命者变为政治家，他们只许别人服从，他们是一言一行不容他人有怀疑的
余地。但文学家有自己的理想，不肯附合别人的意旨，就不能不受排挤。西
洋有许多文学家都不能在本国安居，俄国革命的时候，有许多文学家很出力
叫喊，等到革命成功，他们便又逃走，或自杀了。
有些人将文艺和人生离开，譬如做“春天的花开呀，秋天的花谢呀，”
的白话诗，与人生似乎没有关系。中国的道学家反对这种嘲花弄月的文艺。
外国人却不禁止，由你们躲在象牙塔里说话，说花，说爱，说梦，说理想。
躲在象牙之塔里说话，固然比较十字街头安稳。但象牙之塔也筑在地上，也
得受政治和战争的影响，战争的时候，没有人从窗口送面包给他们吃，他们
也就没有功夫谈花月，不能做美文，也不能有美的思想了。
北京有一派人骂新文学家，说：“你们不应该拿社会上的穷人和人力车
夫做材料。你们做诗做小说应该用才子佳人做材料，才算是美，才算是雅。
你们为什么不躲进象牙之塔？”但他们现在也都跑到南方来了，因为北京的
象牙之塔已经倒塌，没有人送饭给他们吃，不能不跑了。照这样看来，这种
文学家在平时固然没有什么危险，但在国家不太平社会不安宁的时候，也要
出来找面包当教员。为人生的文艺家，平时就很危险，到了革命的时候，死
的死，流落的流落。因为他们的感觉比普通一般人敏捷，他们所看到的想到
的，平常的人都不了然。他们的境遇往往是很困苦的。所以能够看见别人困
苦。照我个人的意见说起来，文艺和环境是有关系的。富家子弟大半不知道
社会的苦况。挪威有一位文学家，专写一个人肚皮饿，写成一大本书。不曾
饿过的人，大概不会知道饿时的况味。诸位且试一试，饿两天或两餐，必定
可以发现饭的异香，走过饭馆，也曾闻出异样的香味来。有钱的时候，看见
钱并不感到希奇，无钱的时候，一文钱也觉得很宝贵。穷人看见阔人，觉得
不舒服；没有饭吃没有衣穿的人，看见穿粗布大衫的人也会不舒服，说他不
应该穿那么值钱的大衫。我的小说里面，曾经描写过一个穷人，他的精神起
了变化，他明知道抽屉里是空的，但他却抽开来寻了又寻，看看里面究竟有
钱没有，这种心理，是我当学生时经验过来的。
有些无钱的人常常要想世界的好坏。有些无钱的人，尝过种种困苦，觉
得钱是最好的东西，就变成个人主义者，有一文守一文，不给别人。中国是
个人主义者居多数。有些人想，“无钱是很苦的，世界上苦人很多，我应该
设法救助他们”，这种人就成为人道主义者，他们对于现状不满意，要反抗
政治家，反抗政府；所以政府总是讨厌人道主义者。像俄国的托尔斯泰，就
是一个人道主义者，他自己是一个贵族，却反对贵族，反对威权。他自己打
过仗，写了一部《战争与和平》，描写战争的恐怖。战争的时候，大军官躲
在一个铁板的后面，托氏是小军官，没有铁板保护，所以他说，不看见那铁
板，倒还不怕，看见那铁板，就更觉得可怕了。托氏眼见战争的惨状，眼见
朋友的死伤，所以讨厌战争。大凡战争的结果，一部分人变成英雄，做了大
官，忘了战时的恐怖，不反对战争。一部分的人忘不了战时的恐怖，变成非
战论者。托氏主张不听皇帝的号令，也不主张杀皇帝，他主张无抵抗主义，
法官不替皇帝判决罪人，警察不替皇帝捉人，皇帝也就不能为恶人。他不主
张暴力革命，但仍然和政府冲突，所以俄国政府还是厌恶他。
文学家和艺术家都被政治家厌恶，似乎是命定的。政治家爱杀文艺家，
割了他们的头，他们便不能说话了。但杀也无用。文学家往往是替社会说话，
不是替个人说话，他们的感觉比较灵敏，虽然是替社会说话，但社会不曾感
到的，他们先感到了，所以社会也厌恶他们说得太早，太急进。譬如你们学
兵操，教员喊“举——枪”，倘若“枪”字还不曾喊出来，你便把枪托上，
一定要挨骂的。政治家也是一样，骂文艺家说话太早太快，非杀不可。但社
会的不安，并不是文艺家所能煽动的，杀掉文艺家，不安依旧存在。文艺家
说话时，社会已经不安，已经有着造反和捣乱的潜伏思想了。文艺家死后四
五十年，社会起了革命，所闹的问题时常和文艺家四五十年前说过的相同。
于是政治家更讨厌文艺。但他们不懂文艺的作用，不明白文艺的原理，只知
道禁止开会，禁止演说，到死都不会觉悟。所以文艺和政治永远不能调和，
永远闹不清楚，譬如做官的人，今天听了我的话，一定要说：你做文章怕杀
头，所以归过于社会，永远弄不明。
我在广东曾说文学不能鼓动革命，一位少年英雄便痛驳一通我的话，说
一定可以帮助革命，革命文学是如何紧要。其实是有文学也会革命，没有文
学也会革命的。文学家只要写出社会的痛苦便完事，不一定要“打打打，杀
杀杀，革革革”，才算是革命文学。革命以前，做了许多革命文学，是无效
的；革命的时候，你忙的是革命，哪有工夫做文章。一面拉车一面作诗是不
方便的。据说古时有人一面做诗一面耕田，我却不信。我从前有一位学生在
军队里面服务半年，写信给我，把许多中国字忘掉了，可见干革命事业的人，
是没有工夫“之乎者也”的，所以我说“革命期中无文学”。像俄国革命的
时候，大家拿着票，排着队伍领面包吃，不管你是文学家，艺术家，X 家，
都该携着票去领面包，没有票就不给，哪里还有工夫“之乎者也”呢？革命
以后，生活比较空闲，于是人们又起来“之乎者也”了。在革命后颂扬革命，
不能说是革命文学。中国的革命已经革到徐州了，我们都在后方，在后方颂
扬革命，就是颂扬已经成功的权威，可以不必。
政治家对待文学家起初是捧，后来是杀，这是毫无理由的。文艺家不过
是说出多数人的预言罢了。从19 世纪下半期到20 世纪的欧洲文学，大半是
革命的预言。18 世纪的英国文学，尤其是小说，是给太太小姐们消遣的，姑
且不管它，但我们读了19 世纪下半期以后的作品，便觉得不舒服了，因为写
的是个人的痛苦，社会的痛苦，世界的痛苦。但文艺有一个魔力，人们看了
不舒服也要看。像我个人就极喜欢看不舒服的作品，因为这种作品，把世界
写在里面，同时也把我写在里面。在作品里发见了我，所以觉得很亲切。有
些专写快活一面的作品，我却不喜欢看；如同看别人作寿，看别人娶亲，自
己却感到寂寞。从前的作品是可以向壁虚构的；现在的作品，要多方面的观
察，才写得出。
其实，凡含有前进的精神，说真话，或写出旧的消灭的征兆的都可说是
革命文学。革命文学家所以写的都是预言，一般人所不能察觉的。所以徐州
未下前，革命文学家站不住脚；徐州既下后，革命文学家也还是站不住脚。
总之，在革命时期，革命文学家是活不下去的，因为革命文学家不是革命家。
孙传芳是革命家用枪炮打倒的。不是文学家写了一首诗：“孙传芳呀，你得
走了呀，你滚吧，滚吧，”才赶走的。他们不是同类。
文学家是要理想革命，时时和现实冲突，所以革命之前革命之后都不能
舒服。真正的革命文学家永远不能出头，永无好日，这是命运。俄国有两位
革命文学家，在革命之前是赞助革命的；在革命朗中，也很出力，在革命之
后，却自杀了。因为文学家不能取一段落的合于他的理想，就认为满足。
今天的题目就定为——文学与政治的歧途。
在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大会上的讲话
有许多事情，有人在先已经讲得很详细了，我不必再说。我以为在现在，
“左翼”作家是很容易成为“右翼”作家的。为什么呢？第一，倘若不和实
际的社会斗争接触，单关在玻璃窗内做文章，研究问题，那是无论怎样的激
烈，“左”，都是容易办到的；然而一碰到实际，便即刻要撞碎了。关在房
子里，最容易高谈彻底的主义，然而也最容易“右倾”。西洋的叫做“Salon
的社会主义者”，便是指这而言。“Salon”是客厅的意思，坐在客厅里谈谈
社会主义，高雅得很，漂亮得很，然而并不想到实行的。这种社会主义者，
毫不足靠。并且在现在，不带点广义的社会主义的思想的作家或艺术家，就
是说工农大众应该做奴隶，应该被虐杀，被剥削的这样的作家或艺术家，是
差不多没有了，除非墨索里尼，但墨索里尼并没有写过文艺作品。（当然，
这样的作家，也还不能说完全没有，例如中国的新月派诸文学家，以及所说
的墨索里尼所宠爱的邓南遮便是。）
第二，倘不明白革命的实际情形，也容易变成“右翼”。革命是痛苦，
其中也必然混有污秽和血，决不是如诗人所想象的那般有趣，那般完美；革
命尤其是现实的事，需要各种卑贱的，麻烦的工作，决不如诗人所想象的那
般浪漫；革命当然有破坏，然而更需要建设，破坏是痛快的，但建设却是麻
烦的事。所以对于革命抱着浪漫谛克的幻想的人，一和革命接近，一到革命
进行，便容易失望。听说俄国的诗人叶遂宁，当初也非常欢迎十月革命，当
时他叫道，“万岁，天上和地上的革命！”又说“我是一个布尔塞维克了！”
然而一到革命后，实际上的情形，完全不是他所想象的那么一回事，终于失
望，颓废。叶遂宁后来是自杀了的，听说这失望是他的自杀的原因之一。又
如毕力涅克和爱伦堡，也都是例子。在我们辛亥革命时也有同样的例，那时
有许多文人，例如属于“南社”的人们，开初大抵是很革命的，但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