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有影响力的书-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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炉的火锅料理。”
海岩的伪“煽”
海岩的伪“煽”
《煽》
作者：海岩
版本：作家出版社，2004年9月
□冯俊杰
古来一字书名就少。一字难以解释清楚作者的立意，也容易混淆。不是特别自信自个儿的书精妙，不怎么用这种形式。但现在图书策划日渐新奇，一个“煽”，成了海岩新书的名字。单说名字真正是包装得水平到家，可惜浪费了这样一个好名字。全书都是选摘警句杂烩而成。
从书里面选摘警句结集出版的多了去了。但也要看你内容到底够不够精辟够不够警醒。近点的，韩寒虽然少年文字，思想水平不高，但文字玩得很有钱钟书钱老先生的三分神韵，出的《毒》，句子要么能逗人一笑，要么能叫人拍一拍桌子。远点的，好出警句的古龙，确实妙语如珠，前人说不出的，后人叹为观止的，俯拾皆是。《煽》里的内容，实在是良莠混合，但三七开都不到。好坏数量差别也太不成比例了，陈词滥调看得人腻味。真的，我就觉得那些个句子，啥也没煽动。论爱情，无非是“最高明最动人的爱，是不能有一丝一毫的粉饰和矫揉造作的”，“男女之间是没有友谊的。要么是爱，要么什么都不是”，“男人常常同时喜欢多个女人，而女人大多一个时期只喜欢一个男人”。这样的中文系大一女生都写得出的话，海岩居然也挑出来重新入书。
少得可怜的些许亮点，集中在《说官》、《说事》两章里。看来作为一个商人、管理者，海岩很有切身体会。“过去有个说法，金钱关系最肮脏，其实从某种意义上讲，金钱关系最纯洁，人情关系最复杂，说不清有什么肮脏东西在里边。所以我跟朋友都不借钱，也决不和朋友做生意。”“一个干部必须明白这样一个带有普遍性的现象，那就是你的上级最不能接受的就是你怕得罪你的下属，你不得罪就要他来得罪，要你何用？一旦他知道你不敢得罪人，你的仕途也差不多到头了。”
海岩的长处本来就是叙事流畅与构思情节巧妙，根本不擅长文字思辨。作为谈情的作家煽情的功夫本是顶尖，偏偏要扬短避长，说好听叫不爱惜羽毛，说不好听就是敷衍读者。要知道，海岩这样的煽情高手，从《便衣警察》到《永不瞑目》，赢得多少读者。不是他不会，也不是他不能。套用海岩自己的话：“‘煽’是一个褒贬不清，在不同地区、不同语境下有不同解释的词。用它做书名首先因为有趣，其次意思不清晰明了的书名现在也比较流行。”摆明了很清楚自己在做的是一本什么书。
作者可以当成游戏一笔，随意调侃，“读者大可不必当真”。谁当真啊，要听道理，每月出版的读物海了去了。不过是求一个阅读快感，能够喊一声妙。连这点基本的阅读要求都无法满足，这书也就等而下之了。该煽没煽，不认真煽，或者说是煽不起来，是为伪“煽”。
一场梦的出口转内销
一场梦的出口转内销
《我的世界我的梦》
作者：姚明
版本：长江文艺出版社，2004年10月
□书评人阿乙
北京图书大厦地下一层，专售进口原版。不通外语的我在这层的醒目位置看到“YAO”一本一本往上摞。英文版的姚明自传由ESPN资深专栏作家里克·布切费时两年整理而成，它们最终以一种荣耀的姿态出口到中国。而由张弛补充整理的姚明自传中文版则索性把书店的门口霸占——大家都看到一个山一样、奥尼尔一样的姚明眼睛上撑，端坐在书的封皮上——这个造型像是总统山。
有一件事佐证了这本书好卖：我携此书进餐馆时，老板把它拿过去读了大约一刻钟。这个穿着极度草根的小店经理让我想到了上世纪80年代的霍元甲陈真系列，彼时，无人懂拳术，但每个人都通过黑白电视知道中国人打擂台无敌手。可惜这师徒二人都没有打到国外，打到国外的是李小龙，可惜他又是另外一个悖论，他是美国籍，娶的老婆也是美国人。既是中国人，同时又能在全球化的舞台上制造神话，这样的任务终于不可避免地降落在一个尚未成型的NBA巨星姚明头上。
姚明说，有段时间，国内每六周就有一本关于他的新书出版。为了表明自己不是一个“从不犯错”的人，他才写此本自传。但我读完后，却发现这本自传与其他人的旁观并无大的差别。和一切畅销的传记一样，这本同样难逃励志习气。姚明回望自己打青年队、CBA、NBA的历程其实和报纸电视所宣扬的并无多大区别，也许他讲出了自己的感受，不过这样的感受很多记者也替他感受出来了，因为最后出来的道理非常简单——“我认为，勤奋的工作加上一点点运气，就能达到我追寻的目标。”这句话在很多场合非常应验，在很多场合也不应验。新近被NBA淘汰下来的刘炜、巴特尔一样勤奋，能到NBA试训也是运气，但是他们都被甩出了轨道。
如果每个人都拥有2米26的身高，那么这个神话就具备深刻的教育意义，但是在你我身高只有平均1米73的情况下，意淫的味道就出来了。我寄希望矮个子刘炜最终被NBA承认，但是一样勤奋的他却被刷下来了，这使我相信姚明的成功有着某种先天性。姚志源和方凤娣这两位高个子前篮球名将的结晶，有时候真的意味着很多。另外一个可以归入到成功因素范畴里的是商业性。姚明正好处在一个机遇的际会处：他拥有令NBA惊诧的身高，和自小开始的篮球教育背景，同时，中国经济的日益发达给NBA提供了一个良好的跨国市场。在NBA季前赛上海、北京两站赛事里，刘炜证明了他也具有对中国市场的号召力，但是他欠缺在NBA立足的身体条件，而后天技术与姚明相仿的他则根本就没有足够的表演机会。
在此书里，姚明花费了大量的笔墨来讲一些中国人耳熟能详的事情，比如孔子，比如发红包。这对中国读者来说，基本上是信息重复。但这本身是一种权力，或称资格。姚明在讲这些东西的时候，身份就是在代表中国，他在向一些美国好奇者阐述中国的事情，颇类似于李安在拍《卧虎藏龙》。这一定程度上使我坚信姚明在美国的价值正好体现在他的中国性上。同时，自传也在体现着姚明体验美国文化的一面，这样，姚明的光彩一定程度上又要通过“中美文化交流”六个字来体现——这有点本末倒置。
在状元秀、季后赛、全明星等一系列的光环冲击下，很多人在辨别姚明时出现了某种过分的情绪。这样的一个姚明虽然有着自己的努力背景，但同时他也有很多别的中国人不具备的机缘条件，这使我明白，一个姚明的梦很难就是大众的梦。真正的力量庞大的实践也许是刘翔，他突破了田径圈约定俗成的人种规律。
上世纪80年代需要用霍元甲式的英雄来表达人们急欲扬眉吐气的决心，那么，现在要用什么样的英雄来完成中国人的自我证明呢？选姚明的话，我投弃权票。姚明目前在NBA做得不错，但还远远没有体现出一个巨星的本源力量来，他出现在你我眼前时仍然携带着很多泡沫。
鉴于此，我认为这是一本操之过急的自传。
周而复：刀割自己方觉痛
周而复：刀割自己方觉痛
以论带史的思维方式只是让他写出了部分历史真实
□书评人陈远
我的两位朋友，结婚多年，双方都视我为亲密朋友，一有矛盾，便找我诉苦。要说有什么大的矛盾，也没有，只是日常生活的柴米油盐。根据我的了解，这两个人从恋爱到结婚，一直到现在，大吵三六九，小吵天天有，乐此不疲。他们向我诉说对方的过错，不知情的人听了会觉得他们所说的另一方简直十恶不赦。但是我可以保证，那两个人都是心地善良之人，并且都不善撒谎。但是他们在叙述对方的时候，有意无意地把不利于自己的部分事件过滤掉了。从他们那里，我觉得，要看透一个事件，应该有多方的举证，才能得到真相，否则，只能是片面之词。
曾出任文化部副部长、对外友协副会长、对外文委副主任的已故作家周而复，在长达一百万言的《往事回首录》中，将自己长达七十年的人生经历，自觉地融合在中国共产党发展的历程里，这样的视角，不算独特，但是对研究现当代史来说，却是有价值的。在过去将近一年的时间里，我曾经集中采访了三十多位现当代文化名人的后裔，通过他们的叙述，展现那一代知识分子在共产党由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的这个历史转折时期的命运。根据我的体会，只有将那一代知识分子的命运放在中国共产党发展史这个大背景之下，才能更好地解释他们的命运。
周而复出生于1914年，一生经历了两个时代，左联作家的背景，加上后来从政的经历，让他在共产党由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的这个历史转折时期的不同阶段参与许多重要事件，他的回忆录，无疑可以为对那段历史感兴趣的人们提供很多线索。不过，周而复并非对于他曾经经历过的事件全盘收录，而是有所取舍。从作者的字里行间，我们不难看出他的取舍标准。这个标准，跟我的那两位朋友诉说双方错误的情况可以有个比照：可能一点虚假都没有，但却不是完全真实。所以读这本回忆录，应该和其他一些文献或者当事人的回忆录一起参照阅读。
作为延安整风运动的经历者，周而复也认为是“制造了许许多多的冤假错案”，不过，他认为应当为这场运动承担责任的，是康生。
周而复所透露的情绪，也只是对于当时政策的认同以及从这种认同感中获得的欢欣。这种认同和欢欣，应该说是真实的，但是同时也是有保留的，因为这种认同和欢欣不是单纯的个人感受和个人情绪。在叙述到单纯的个人经历的时候，周而复的个人感受和情绪才逐渐流露出来。
在《山雨欲来风满楼》这个章节里面，周而复叙述了自己在1954年被免去上海市委统战部第一副部长的经历，其中涉及到周而复和潘汉年以及当时华东局统战部党派处副处长刘人寿之间的一些恩怨。文章最初在《新文学史料》发表之时，曾经有当时的当事人发表文章指出周而复的记忆有误。不过，即使是同一事件，不同的人回忆起来当然也会有不同，若是事实大致一致，那么其间所流露的，也就是当事人不同的感受吧。
到了叙述文革的时候，周而复的个人情绪更进一步地流露出来。在那一段时间里，周而复失去自由长达七年，《上海的早晨》在一夕之间由“香花”变成了“毒草”。这七年的不满、愤恨，在他的问题获得平反之后彻底地流露出来。不过，这种不满依然是只停留在个人的情绪上，历尽劫波之后的周而复，并没有反思是什么原因造成了社会的灾难以及个人的命运多舛。在文革中曾经失去尊严的周而复在回首这段历史的时候，显然没有回到当时的历史情境，为当时曾经站在他对立面的人们去考虑，对于处于历史灾难中的一些虽然不算是无辜的人们，也缺少必要的同情和了解。他对于这段历史的回忆，不过是刀子割到了自己的身上，才感觉到了痛。他在恢复党组生活并成为政协委员之后，在《文汇报》上撰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