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禺全集(卷六)-第3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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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被人欺负，国家非强不可，非富不可，这是我最深的感受。现在有的日本

帝国主义分子妄想重温旧梦，这对于我们来说，当然是坏事，但也未尝不是

好事。那就是说，它可以促进全国人民统一起来，团结起来，更加发奋图强。

中国人民觉醒了，再不是睡着的狮子了。

昨天晚上，我几乎一夜未眠。我感觉既沉痛又十分兴奋，八十年代的中

国开始走向富强，开始在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上走，这是十分幸福的。

但是我也担心，我曾在人大常委会上谈过一散文、杂感段话，认为帝国主义

分子和它的思想的散播，是不容忽视的。纳粹分子是死不觉悟的。尤其最近

一段时期，例如教科书问题，参拜侵略中国的法西斯战犯在内的靖国神社问

题，光华寮问题等，一小撮纳粹分子狂妄到了极点。这些事情是不可轻视的。

昨天我读了一篇文章，名字是《炮声与锤声》。此文认为帝国主义分子
现在已经没有什么大本事了，五十年前它用大炮发动侵略战争，现在不过用
锤子去砸周总理纪念诗碑。换句话说就是帝国主义的力量是有限的。我认为
这个评论是不合适的，道理就是它太低估了日本帝国主义分子的力量。我的
感觉则是炮声有可能就到，当然我这样说是指着某些现象与潜在的力量。我
们只应有所警惕。

我说这些话，并不是反对中国和日本友好。中华民族和日本民族都是伟
大的民族，只要有正确的领导，两国人民团结起来，世界和平就有了保障。
但是日本一旦被纳粹分子领导，日本人民会遭殃，世界人民要遭殃，这是一
个非常严重的问题，现在日本要使自己成为一个军事大国，我们决不可等闲
视之。

我们国家正在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一方面我们需要日本的一些先

进的科学技术，但是同时我们必须要提高警惕。我相信我们的党和政府是有

准备的。而日本却恰恰以为我们需要他们，到处卡我们。最近甚至于出言不

逊，攻击我们的领导。所以，一方面我们必须采用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使

我们国家富强起来，同时要有所准备。中国现在已经不是五十年前的中国了。

“庆父不死，鲁难未己。”日本帝国主义思想不消灭，中国东边的外患就不

能解除。

最后谈一谈中国的歌剧问题。我最近看了中国歌剧舞剧院演出的《原

野》。以中国的内容与体裁，用西方的美声唱法，洋为中用，搞出一个歌剧。

这可能是解放以来少见的如此严肃、认真采用欧洲优秀的传统歌剧形式与发

声法，这也是“引进”。我们一定要发展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族歌剧。

此

文原系在“曹禺剧作研讨会”上的发言，现加上新标题。


当初花很大力气用中国民族的唱法搞歌剧，出现了《洪湖赤卫队》等优秀剧
目，成绩很大。后来断了，现在我们也应当研究，继续发扬。究竟哪个方法
好？或齐矢并进？这要一段时间的实践才能决定。

最后感谢《戏剧评论》编辑部，感谢各位专家、学者的光临。
（原载《戏剧评论》1987　年第4　期）


阳光下的孩子

天天等看报，等党的“十三大”的各种消息。这几天春风吹绿了我们的
世界，党的政治报告以及重大的人员选定，使我们心花怒放。

我们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就明确了党的理论与政策。我们决心
永不中断进行政治和经济体制的改革，坚决促进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人
民的声音将准确无误地传入党的心里。要继续反对不正之风，对于各种违法
的行为，党和人民都不会轻轻饶过。

人民衷心欢迎这样的原则：党政分开！党员要纯正自己的党风，党要管
党，今后不再纠缠于各级行政机构、事务中，尤其不可再耗费心机在个人的
“权”与“利”之间打算盘，甚至破坏今天急如星火的各方面的建设。各级
党要专心管大政方针，严格执行，监督党的各项政策的实施。更重要的是真
正取得人民群众的信任与拥护。

我们十分兴奋，“十三大”选举充分体现了民主。中央政治局尤其是政
治局常委入选是人心所向，他们向年轻化又迈进了一大步。领导班子有充足
的改革精神，是干练的，是当之无愧的。

中央委员会选举出全国人民向往的最适当的书记处人选，他们将担负起
全国各方面重大改革与建设更实际的计划与决策。仅从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
讲，我们预见将会出现空前的进步与繁荣。我们是一群戏剧工作者、文化工
作者，我们对前途充满信心，我们将得到更多的重视，得到正确的、实事求
是的、充分发挥我们创造精神的领导。

我们戏剧要努力反映伟大的改革的时代，跟上时代的步伐。我们要满怀
热情地投入改革的洪流之中，成为促进改革的歌手和鼓手。我们要千方百计
解放艺术生产力，把戏剧界的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振作精神，加强团结，
大胆探索和革新，开拓戏剧创作视野和题材领域，为振兴戏剧事业和繁荣戏
剧创作而大显身手吧！

党的“十三大”是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的继续与发展。我们要建设有中
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遵循党的基本路线，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
原则，坚持改革开放。我们应当看到前途必然有相当多的困难，但任何困难
都不能阻碍祖国前进。我们正赶上有史以来最光明时代的开始。为幸福的祖
国战斗已经来临，我的心情和大家一样，好像是一个在阳光下的孩子。

（原载《剧本》1987　年第11　期）


三十年前的稿纸

前一阵子，北京的天气热得如蒸笼，这些天转凉了，秋天的白云淡淡的，
斜抹过窗上，我在早晨，听着汽车声、机器的轰响、人的声音和鸟的鸣啭，
我想到了《收获》，想到了小林的电话，在电话中，她说，《收获》已经三
十岁了。

正是在这样一个沸沸腾腾的时代，在这样一个怡人的季节，我所如此熟
悉和热爱的《收获》，它进入了而立之年。它已是一个美丽，挺拔，而且坚
强的人了。那么多的读者对它的喜爱，反射出它的光彩。想到这些，我高兴，
为今天《收获》杂志的编辑同志们，也为我的老朋友巴金和靳以。

想到他们，我又不由地感到歉疚。三十几年来，我竟没有为《收获》写
过些东西。不是不想写，可以说就是今天，我也满心想望能写出一篇像样的
东西寄给这个有声望的杂志。然而，确实，近三十年我写不出什么，只是搞
出几个戏，我忘了登在什么地方。我不是想贬低自己的劳动，我只是对自己
感到不满意。这样的不满意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增长，像是个恶梦，始终缠绕
着我。我苦恼、悲伤，这伤口始终是新鲜的，无法愈合的，时时使我感到疼
痛。当我从《收获》以及其他的地方读到好的作品，好的文章时，我为那些
幸福的人而高兴，他们掌握了自己的命运和才华，这是一个写作者的胜利。

我不成了吗？我常想。

我对《收获》是一往情深的。我一直觉得，要写东西给《收获》就要对
得起巴金、靳以，对得起读者们。五十年前，在《文学季刊》上发表了我写
的第一个剧本《雷雨》。我总感觉《收获》就是《文学季刊》的继续。曾经，
有一天，我在抽屉里发现了几页《收获》的稿纸，大约是五几年的吧，这几
页纸经历了“文革”的浩劫，居然幸存下来。经过了风吹日晒，时间的侵蚀，
纸已泛黄，有的地方似是秋雨打进窗棂，落在上面，留下了水迹。我伸出手
去拿那稿纸，它们已变得十分脆了。于是，我又轻轻地小心地把它们放回原
处。让那几页《收获》的稿纸留在那儿，留在我的抽屉里，也留在心上。

这空白的稿纸，是我的歉疚，也是我的感情。有一天，我想我要在那纸
上写满字，写出自己满意的文章。我会把它送给我的朋友巴金，让他看，就
像我们年轻时那样。

我们老了。是老了。而《收获》正是青年。

一九八七年秋天

（原载《收获》1987　年第6　期）


骏马雄鹰

《剧本》创刊三十五周年了。

本想说几句吉利话歌颂它，但半年来，颂人、颂事、颂不相知的作者或
文章，不像样的吉庆话说多了，有愧于心，不如说些实在的。

一位老编辑说：《剧本》的投槁堆积如山，昼读夜思，选出一个好剧本，
像密编的筛盘，淘出一粒黄金，心中喜悦，是道不出的。而后又与作者反复
商讨、修改，有时还出些不一定对的“点子”；终于刊登出来了，编辑简直
比作者还兴奋。

如果这剧本演出了，受到观众的赞许，爬山涉水，一定要去看。与作者
共欢喜。

他说：三十五年来，中国最好的剧本，没有一个漏过编辑的眼，刊载的
都是过硬的好戏。这话，我相信。《剧本》的编辑们有良心，作者用尽心血
写出的剧稿，从不肯当作废纸扔进纸篓里。

但是也不完全相信，剧本的知音很难作。一个出色的剧本有时乍看，和
泥土的颜色差不多；有时又古怪得吓人，惊世骇俗，然而它确是和氏之璧。
编辑不但要有渊博的学识，锐利的目光，还要有承得起各种压力的肩膀，不
怕惹是生非，才能识别它，勇于发表它。

据说在这个杂志登过的剧本，老话说，就是登了龙门。远处的当事者、
团体以及亲友们便另眼相看，着实长了身价。

这当然是中听的话。

然而南宋诗人林和靖也说过一句“器满则盈，人满则丧”。这倒是更中
用的。

目前形势一片大好，如一望无际的草原可以任骏马飞奔驰骋；满耳强劲
的豪风，正宜雄鹰上下搏击，祝三十五岁的《剧本》如骏马，如雄鹰，持久
不懈，光明正等待你们。

一九八七年十二月十一日下午

（原载《剧本》1987　年第12　期）


水木清华

写《雷雨》，大约从我十九岁在天津南开大学时动了这个心思。我已经
演了几年话剧，同时改编戏，导演戏。接触不少中国和外国的好戏，虽然开
拓了我的眼界，丰富了一些舞台实践和作剧经验，但我的心像在一片渺无人
烟的沙漠里，豪雨狂落几阵，都立刻渗透干尽，又干亢懊闷起来，我不知怎
样往前迈出艰难的步子。

我开始日夜摸索，醒着和梦着，像是眺望时有时无的幻影。好长的时光
啊！猛孤丁地眼前居然从石岩缝里生出一棵葱绿的嫩芽——我要写戏。

我觉得这是我一生的道路。在我个人光怪陆离的境遇中，我看见过、听
到过多少使我思考的人物和世态。无法无天的魔鬼使我愤怒，满腹冤仇的不
幸者使我同情，使我流下痛心的眼泪。我有无数的人像要刻画，不少罪状要
诉说。我才明白我正浮沉在无边惨痛的人海里，我要攀上高山之巅，仔仔细
细地望穿、判断这些叫作“人”的东西是美是丑，究竟有怎样复杂的个性和
灵魂。

从下种结成果实，大约有五年，这段写作的时光是在我的母校——永远
使我怀念的清华大学度过的。我写了许多种人物的小传，其数量远不止《雷
雨》中的八个人。记不清修改了多少遍，这些残篇断简堆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