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禺全集(卷六)-第4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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御寒。

后来，我向总理提出想到延安，想离开国统区的丑恶和阴暗。周总理谆
谆善诱，要我留下。他说：这里需要人，国统区也一样有重要的工作要做。
后来，我逐渐看清了，笔就是一种用来战斗的武器，我应当握着它，为祖国、
为人民、为无产阶级而写。这也正是周总理所希望于我的，也是我要终身来
作的。

一九四九年全国解放后，我到了北京，这使我能有更多的机会见到周总
理。

周总理十分关心文艺界，他常常到首都剧场看戏，每次我都被通知来陪
他。总理看戏总是买票，从不马虎。多少回啊，我看到人们忽然发现周总理


竟坐在他们身旁，那惊喜万分的目光，饱含着深厚的感情和敬意。总理热爱
人民，他在任何场合，都尽可能地和群众打成一片。他的心是和人民息息相
通的。

总理熟悉文艺界，对艺术十分在行。他认真地看戏，并且对剧本、对表
演，甚至细到台词，都提出自己的意见。他曾说：演员的台词一定要让观众
听清。演员表演应是：眼中无人，心中有人。谈到创作，他说，要深入生活。
应当是长期积累，偶然得之。只要他不忙，他时常在看戏之后就到后台看一
看，和演员亲切地谈话。有一次演出结束后，总理又到了后台，那已是十一
点多了！他问起同志们的生活、工作、学习，最后问道：你们住在哪儿？当
他听说北京人艺的宿舍离剧场不远。他就说，走，我们去看看！就在灯市口
那条马路上，五月的风迎面拂来，芬芳而温和。街上已经没有人了，敬爱的
周总理和演员们一起走着，当他看到灯下一位清洁工人正在打扫马路，他立
刻走上前去，握住他的手！说：同志，你辛苦了，多么好的总理啊，他对每
一位为社会主义祖国辛勤劳动的人，都怀着极深厚的感情。

总理来到史家胡同人艺的宿舍，学员们从睡梦中醒来，看到总理站在床
头，揉了揉眼睛，再揉揉眼睛，他们才相信这是真的。周总理对我们说：你
们在城市太舒服了，应当下去，到工厂、农村，为工农兵演出，和他们打成
一片。周总理就是这样地时时刻刻用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来教育我们。

那是在一九五四年，周总理看了我写的一个戏之后，在和演员谈话时，
他对我说：“你头脑里有没有资产阶级思想呀，不会没有吧？你要检查检查，
检查的时候通知我，我来听！”我按照周总理的指示，作了检查。但是，当
时我想，周总理那么忙，我个人作检查，怎么好占用他宝贵的时间呢！思来
想去，没有通知他！周总理没有听到我的检查，当时，如果周总理听了我的
检查，一定会帮助、教育我，指导我迈进一步。这件事使我后悔终生。

总理的关怀和教育是说不尽的，他对人的批评尖锐、同时又很中肯！

有一次总理和我谈到我写的一个剧本《明朗的天》，当时我想到剧中的
一个反面人物，应当把他写成右派。总理立即指出，反右斗争那时还没有开
始，作者应当实事求是。

每一次见到敬爱的周总理，我都从心里感到欢畅。我为能时常听到他的
话，得到他的教诲而感到幸福。

“文化大革命”以后，我再也没见到他，我是多么想念他，多么挂念他
啊！

一九七三年，我失去了伴侣。一天，忽然一位多年不见的老朋友来到我
家，她告诉我：总理让我来看看你。听到这句话，我不禁激动得老泪纵横；
她还告诉我，总理想给我安排一点社会工作，使我分散一下思想，帮助我振
奋精神。总理啊，你那么忙，可还记挂着我。事后我给总理写了一封信，向
他表示，我愿意用自己的余年为党多作工作！那时候周总理已经病了，而且，
“四人帮”也在凶残地迫害他。他和邓大姐让秘书给我回了信，教诲我要好
好学马列，读毛主席的书，保重身体！

一九七五年，在四届人大的主席台上，我终于看见了总理！他向我们，
向全国人民作了政府工作报告，那是我最后一次远远地望见他。一望见他那
熟悉的身影，我的眼睛模糊不清了，并不是因为眼睛昏花，而是被泪水遮盖
了。我是多么地想走上前去，挨近地看看他，问候他的身体，对他说上几句
话啊！。。


周总理离开我们已经两年多了！两年里我们的祖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当他八十寿辰的时候，我们可以尽情地向他报喜了，我们的祖国前进了！我
们的人民意气风发，我们的党愈加坚强！

敬爱的周总理，你活着，在我们的心中活着吧！你会和我们一起看到祖

国美好的前景，你会和我们的子孙后代一起看到共产主义的壮丽未来。
而我们，曾经亲身受到过你的“耳提面命”的人，永远是幸福的。
（原载《北京文艺》1978　年第3　期）


郭老给予我们的教育

郭老逝世了。

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正在演出他的历史剧《蔡文姬》，晚上我到首都剧场
去了，我实在禁不住要去看看。去看什么呢？郭老是不可能在那里看戏了。
他已经与我们长辞了。然而当大幕庄严地拉开后，我渐渐觉得他没有死，他
的生命还在舞台上，他还在我们中间。

郭老与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关系是很深的。一方面他是戏剧界的大师与
领导者，另一方面他的新作常由北京人艺演出。他的剧本的演出陶冶了北京
人艺的风格，培养了演员和戏剧工作者。

我曾和北京入艺的同志到他家里去，请他为我们写剧本。他总是慨然应
允。一次我们准备排他过去的剧本，他听到后，不大赞同，接着他便爽快他
说：我给你们写一个吧！我们真是喜不自禁。有时他留我们在他家中吃饭，
往往餐中就想出了题目。《武则天》、《蔡文姬》都是应我们的请求写的。
郭老写戏常常在几天里一气呵成。这样的气派在写戏的大剧作家中是罕见
的。然而，我相信他的腹稿是多的，我们远远望尘莫及。用一句专业的话说，
他的底子实在是太厚了。郭老博学强记，文采洋溢，他的戏大气磅礴，热情
奔涌，富有浓厚的革命浪漫主义色彩，同时不失其思想的深刻。在科学上他
是冷静的，在文学上他是热烈的。他是以他胸中的情感，用笔蘸着心头的热
血在写。

郭老为人热情，但是又十分谦逊。每次他把剧本交给我们时，他总是说，
剧本交到你们手里，你们可以改动，而我们有时为着方便演出，少许地动了
一下时，他总是欣然同意。

郭老曾到我们剧院诵读他的剧本！我们永远也忘却不了，他那激情与风
采。他的声音抑扬顿挫，跌宕有致。。郭老真是一位少见的巨人，一位真正
渊博的人。

“文化大革命”以前，郭老看过我们演出《蔡文姬》，他非常激动，一
边看一边流下了眼泪。他对我说过：《蔡文姬》是我用心血写出的，因为蔡
文姬就是我。

当时，我们敬爱的周总理也看了《蔡文姬》，看后还对演出作了指示，
提了意见。有时回去后还要打来电话，把想到的问题告诉我们！《蔡文姬》
最后一场文姬穿大红色的袍子，就是总理的意见。这不仅是总理对北京人艺
的关怀，同时，也是总理对郭老的尊重与关切。

不久前，郭老在广播中又一次听到了当年《蔡文姬》演出的录音，他涕
泪滂沱，喜从中来，他是为他个人而喜吗？不！他是看到祖国的文艺事业的
美好前景，而他的作品又在为党、为人民服务了。

《蔡文姬》重新上演后，我们一直盼望着郭老能来看，他没有来，我们
又希望于立群同志代他来看，也因病没有来。我们听说郭老住院了，大家心
中担忧着，同时盼他早日好转。当电视台准备录像时，同志们很高兴，因为
这样，郭老便能在医院中看到《蔡文姬》的演出了。在录像过程中，郭老的
秘书王廷芳同志来过电话，问什么时候能够录完映出？大伙更加努力地工作
着，为着让郭老早一天看到，并且希望他能满意。然而，晚了。郭老于一九
七八年六月十二日离开了我们！《蔡文姬》在六月十七日晚上播出，郭老没
有能看到，这是多么沉重的一件憾事。但是人民群众看到了《蔡文姬》，郭


老如果没有逝世，一定会因此而欣喜的。

郭老逝世的噩耗传来，剧院的同志们演出前在后台开了一个小型的追悼
会，寄托哀思，然后振奋精神走上舞台。我在侧幕旁看着演出，我非常激动，
郭老把他的心血留给了我们，我们必须珍惜，保持和发扬起来。

郭老病逝不久，我们曾用郭老的字合成“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几个字，
得到了郭老的首肯，现在我们用金丝楠木，刻上了这一郭老的题字。郭老一
生题过许多字，这大约是他最后一幅。他是在鼓励我们，期望我们，让我们
为繁荣社会主义的文艺，为祖国的四个现代化加倍地工作，我们懂得郭老的
心愿，我们会努力去做的。

安息吧！卓越的无产阶级文化战士，郭沫若同志！

（原载《人民戏剧》1978　年第7　期）


怀念老舍先生

我和老舍先生都是经过旧中国的灾难与痛苦的人。他比我年纪大，是我
的前辈。我们都属“狗”，他比我大一轮，比我早生十二年。

他出身贫寒，当过教师，也当过教授。在我从南开中学毕业后，我才知
道他也在那个中学教过书。因此，从过去老人的眼光看，老告虽未亲身教过
我，但我也应该认他为“老师”的。

我认识老舍是在抗战中的重庆。国民党不抗战，却偏偏有一个“中华全
国文艺界抗敌协会”，记得我们便是在那个“协会”认识的。他很穷，居无
定处。有时在张家花园那个“协会”住一阵，有时便在《新蜀报》报馆中的
一间简陋的房间住下。无论酷暑寒冬，他总是在那个不大能见到阳光的小房
间里，一天一天埋头著作。

夏天的重庆是个大火炉，热得人无处藏身。没有风，没有树，到了夜间，
屋内的床席、桌椅似乎都烫手。但老舍先生，除了偶尔会客、开会外，就在
这样的环境中，日夜地写，写，。。，用他的心血写出各种体裁的作品。

他是一位正义感很深的人，嫉恶如仇。对那些例行逆施，横征暴敛，不
抗日，专吸人民膏血的国民党反动派，他是决不相容的。但他对一贫如洗、
剥削者视为卑下的苦艺人，却待若宾友。我记得有一位艺名“山药蛋”、唱
滑稽大鼓的老艺人，老舍先生虽是两袖清风，却总在这位老艺人最困苦的时
候，拿出自己的稿费周济他；并且经常为这位受苦受难的艺人写大鼓词，甚
至为他的家事排难解纷。当他受国民党特务欺凌时，老舍便挺身而出，仗义
直言，敢说敢老舍慷慨好客。即在那毫无出路的重庆山城中，如若来了一位
远方的友人，他必盛宴款待。而那餐宴的费用是他典当或变卖了自己的衣物
得来的。他好喝几杯黄酒，酒量不大，但酒酣之后，便引吭高歌，声动四壁。

老舍在重庆时，敬爱的周总理常请他到曾家岩八路军办事处便饭，我也
在坐。周总理（有时王若飞同志也在）总是对我们分析形势，愤慨地谈起蒋
介石、国民党军队，不抵抗日寇，却天天打内战，反共、反人民；又细细地
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