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禺全集(卷六)-第5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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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说是经典性的报告文学。它启发了我对劳动人民的真实认识。从这个作品
中，我看出了作者的热情、作者的悲愤、作者的反抗精神。我这才比较明白
半殖民地最底层劳动者真正的痛苦；我这才明白，我们应该如何向帝国主义、
资本主义反抗和斗争。从《包身工》中，我才知道要写一部东西，必须经过
自己周密的调查、研究。它的每一个字都是不能动的，因为那都是事实。
第二个就是他那部了不起的戏剧作品《上海屋檐下》。我第一次看，是
在重庆国泰电影院，是应云卫先生导演的。第二次看是解放后，在中国青年
艺术剧院，由金山同志导演的。在国泰电影院看《上海屋檐下》，我看了三
遍，我觉得这是一部充满了思想与艺术魅力的大作品。第一遍看时，我总想
起了高尔基的《底层》。这是一个很表面的印象，说明我那时候的认识很不
成熟，现在看来这是不恰当的。因为夏衍同志在《上海屋檐下》里写了一个
真正的革命者的形象，而《底层》里只写了一群社会渣滓。这个戏刻画的是
革命者，革命者热情、诚恳、无私。他把妻子女儿放下，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他在个人生活中的品格也是高尚的。当我看完了第三遍以后，我从心底里感
到这个戏是一曲多么悲壮的革命颂歌。看完戏，人们的心在颤抖着，那个“李
陵碑”，那个在“小天津”横暴下被迫卖身的妓女，那个小学教员家庭的描
写，作者把黑暗的旧社会揭露得极其深刻。那是一个黑暗笼罩一切、乌云遮
满了的世界。然而在乌云的空隙当中，透出一线阳光，叫人振作起来。这个
戏是催人前进的号角，它告诉人民，这个黑暗的社会必然打倒。所以说这是
个悲壮的颂歌，它在黑暗中歌颂无限光明的前途。这是《上海屋檐下》给我，
我想，也是给大多数人的感觉。革命者肩负着个人的种种灾难，也为中国人
民的将来奋斗，为共产主义的使命奋斗。他入了狱，妻子以为他死了，嫁给
了革命者的友人。这像旧社会的一些文人描写妇女的薄情吗？不是的。它触
及了一个深刻的社会问题——妇女问题。这正是几千年来旧社会妇女没有经
济地位、不能独立的悲哀和痛苦。即使是嫁给革命者的妇女，她身上所受的
压迫也在所难免。正是在这种无可奈何中，她才改嫁的。因为她必须改嫁，
才能维持生活，来抚养革命者留下的孩子。因此它更深刻、更显示出中国妇
女身上背负的重担。旧社会说“一女不事二男”，这是封建道德。作者通过
革命的角度来看她，这个女人始终忠于革命者，没有忘记当革命者的前夫。
当革命者出狱后，见到她和孩子的那一段戏，是多么富有人性，多么动人的
描写！它刻画出革命者最崇高的内心。父亲与女儿见面了，那个小孩不认识
生父，她的简单、可爱、天真的活动人极了。这个初次见着自己的女儿的人，
既是慈爱的父亲，又是充满父女深情的革命者。他不能毁灭已经存在的，可
以说“团圆”“美好”的家庭。他对前妻是眷恋的，前妻对他也有无限的旧
情。但他们中间隔着一堵墙：一个无辜的革命者的好朋友、还有一个极可爱
的革命者的孩子。就在这个地方，我看出这才叫做“矛盾”，这才叫做“戏
剧性”；在这样平淡的生活中写出强烈的戏剧性来。革命者最后毅然地离开
了他们，走上了自己的革命道路。这是何等的壮美呀！这是一场所谓“悲剧”，
但是这是令人灵魂升华的悲剧，它洗干净人的自私、人的狭窄。它是叫人心
胸突然宽阔起来的人生喜剧。只有为人民为革命而抛弃自己的一切个人苦恼
的人才会这样写，他的主角才会这样的结束：他走上革命道路，奔向更需要
勇敢、毅力、对革命效忠的前途。这个前途是一条充满荆棘的道路，是火与
血的道路。他会再人狱，他会为革命、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前途死去。
这样的革命者会在生死关头上犹豫吗？他会背叛自己对真理的信念吗？
不，不会的。他是钢铁炼成的人，他充满了对人的理解、对人的感情，他是
无所畏惧的。但是偏偏有这样一种谬论，说出狱的革命者必然背叛革命。这
是污蔑！不能因为革命队伍中有少数懦夫，由于他们背叛，而糟蹋了大多数
有脊梁骨的革命者！这是为许多事实所证明的。
有人说夏衍同志是“中国的契诃夫”，我觉得这话不准确。我不习惯听
那种喜用外国某某名人来恭维中国的作者，称他为“中国的契诃夫”或“中
国的奥尼尔”等等的提法。如果要比较，夏衍比契诃夫更接近人生，更接近
人性的描写，因为他有革命的现实主义的精神，他更真实，同时也确信共产
主义的将来，他要引起他的观众走上这条理想的光辉照耀着的道路。因为夏
衍同志自己本身就是一个坚定的、勇敢的革命者。而契诃夫不过是沙俄时代
一个有正义感的作家，他看到那个社会要衰亡，他憧憬未来，希望光明，但
他不知道光明怎么到来，他也不知道需要多少革命者怎样勇敢地、无私地牺
牲自己，才能获得人民的时代。
夏衍同志写这个戏，不写革命者如何在特务的刑讯室里怎样被酷刑折磨
还坚持不屈。他抛弃这类写法。他把革命者内心感情写得更深。一个革命者
奔向革命时，也并不是一块没有性情、没有个性的“钢铁”，他自己不可能
毫无准备，没有对革命的思索与信念就能跳进革命的熔炉里去的。革命者是
最有感情的人，他对亿万受压迫的劳动人民有感情。在夏衍同志的剧作里，
我没有见一句口号，没有一点概念的东西，我没有看见一个“革命者”挥动
着红旗，对人群叫喊：“你们跟我前进吧！前面是希望，是光明，你们跟我
跳出旧社会的火坑吧！”夏衍就是夏衍。他是在黑暗的人生中，从社会科学
的真理中取得真理的火焰，走上革命道路的。因此，他是无产阶级的革命剧
作家。他的心里充满了圣洁的情感，他在冷静中饱含着热情，在热情中保持
必须正视人生的冷静。因此，他的戏总是深刻的含蓄，是现实提炼出来的精
华，是催促人民觉醒的呐喊。但是他决不作出一丝为革命“呐喊”的样子，
决不做虚张声势的文学家。他有洞察革命道路和各种人生世态的犀利的目
光。他的戏为我们开辟了一条崭新的道路，就是真实地、简练地、有力地为
革命而写戏，力争取光明而写戏。正如他写过的《包身工》，他的戏剧都像
《包身工》那样富有感情，那样激动人心，那样深刻地告诉我们要打倒黑暗
的统治者，争取人民成为世界的主人，他的戏启发人走向革命，他一生的道
路是我们这些后辈文艺工作者应该深刻认识、深刻理解的革命道路。
我们崇敬这样一位有卓越成就的文学家、戏剧家、电影剧作家、文艺界
的领导！我们应该学习他一生没有浪费一寸光阴，学习他为人民而活着、为
革命斗争着。他经常说出自己心里话，他是敢于讲真话的人。他爱护后代，
抚养过无数后生，帮助他们走上正确的人生道路、艺术道路。他的年龄不能
限制他无限的生命力，他举着火把为着我们这一代——老年的、中年的、青
年的文艺工作者照路。
我想再谈两点。一点就是他对朋友的热爱。我只想举一点说明，他曾经
写过《于伶小论》，他怎样评论于伶呢？他引了一段于伶同志的话作为结论：
“为了戏剧，为了自己爱定了的演剧艺术，我愿意而且决定了出生入死出死
人生地把生命赌在这受难的尤其是孤岛受难的戏剧运动里面，我将无计毁
誉，无论成败，但求尽我心、竭我力，对得起自己，对得起合作的志同道合
者，对得起戏剧家的本份与良心。”这些话放在我们夏衍同志的身上，也是
十分恰当的。
此外，我想谈一件小事情，就是关于《赛金花》。大家对《赛金花》的
各种看法，不提了。但我很不平。我曾经看过夏衍同志写的《（赛金花）余
谈》，他反对对于《赛金花》剧本的各种不尽事实的污蔑。说：“她虽则有
可咎的理由，可是在和她同一时代、同一事件里面不去责备读书明理、执掌
国柄的人物，而一味的要求一个市井妓女去维持民族的尊严，也不能不说是
一桩可笑的举动。”这话说得太对了！怎么能说赛金花能代表中华民族呢？
再糊涂的人，不应该也不能这样看夏衍同志写的《赛金花》！我忽然想起莫
泊桑的一个很有名的小说《羊脂球》，“羊脂球”也是一个妓女的绰号。当
许多贵族老爷、太太、商人没东西吃的时候，羊脂球带了一大包东西让给大
家吃。大家吃得高兴，直说羊脂球怎么怎么好。到了一个关卡，普鲁士的军
官不准他们通过。这些贵族者爷们力劝羊脂球去跟这个普鲁士军官睡觉，而
羊脂球是绝对不愿意的。但是为了大家，她听了大家的话。等到第二天，这
个普鲁士军官放行了，大家突然绷着脸，瞧不起她这个妓女。大家想想，这
些过去骂赛金花的人比那些贵族老爷又相差多少呢？我是看过《赛金花》在
南京演出的。在那一场有一个读书人在公堂之上摇头晃脑跪着念古文的时
候，忽然张道藩拿起痰盂扔到台上，大发雷霆说：“怎么这样演呢？”他这
样一闹剧场就乱了，戏没法演下去了。但是第二天，人民还是要求继续演。
我认为《赛金花》这部作品的重要性，就是在于讽刺、责骂那些不抵抗主义
者，那些对外国人、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叩头主义者，不抵抗的掌握国柄的人
物。《赛金花》被一些人咒骂过，但我觉得今天是我们重新认识《赛金花》
的时候了。
我讲得太多了，用了太多时间。我非常感谢我的老前辈八十五岁的夏衍
同志，感谢您给我许多教导，直接的、间接的教导。尤其是我从您的剧本里，
您的为人里，学了不少东西。非常感谢。
我与大家一样祝您健康长寿！祝您活到一百岁时，还有无限的生命力量！
一九八五年九月十八日
（原载《剧本》1985 年第9 期）
这样的戏剧艺术家——纪念焦菊隐诞辰八十周年、逝世十周年
焦菊隐同志离开我们已经十年了。今天，纪念他诞辰八十周年、逝世十
周年，真是感慨万端，简直不知从何说起。
这些年，我每到北京人民艺术剧院，见着数十年来的艺术同行和同事，
便不由地怀念这位博学多能、才气纵横的朋友。我常想，如果现在他活在我
们中间，活在排练场和舞台上，我们会多么高兴，看到他那令人景仰的、不
可替代的光彩，心中一定会为我们能从事的戏剧事业感到自豪。
菊隐先生使我十分想念的缘故是多方面的。
首先，他是我真正感受到彼此心灵相通的戏剧艺术家，一位杰出的导演。
他说过“写戏，就是写人。写人，就是写性格。”而“表现性格，就是表现
思想。”
这两句话多么简练，包含了多么丰富的内容。应该说，他道透了戏剧艺
术的精髓。
因此，无论郭沫若的《蔡文姬》、田汉的《关汉卿》、夏衍的《一年间》
与老舍的《茶馆》，经过他深刻的挖掘，艺术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