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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部分

布列斯特要塞 作者:[苏联] 谢·谢·斯米尔诺夫-第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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愧为祖国的卫士一样。
第十一章 沙布洛夫斯基大尉和他的妻子
 
  早在我和马捷沃相、马赫纳奇同访布列斯特时,便耳闻过一个要塞保卫者激动人心的功绩。后来,这一事件的目击者帮助我弄清了它的详细情节。
  在布列斯特要塞西北部的布格河附近,紧靠着国境线配置着步兵第一二五团。该团有一个营长叫沙布洛夫斯基,军衔大尉。这是一个身体十分健壮的人,矮矮的个子,人们都说他体力超群。他是个骨干军人、已在军中服役多年,堪称一位机智灵活、坚毅果敢而又要求严格的指挥员。
  沙布洛夫斯基住在离本团营区不远的军官宿舍。军官宿舍分列在一条卵石路的两旁,这条路由东向西,横贯要塞北部。,一幢幢二层的楼舍井然有序,四周是绿草如茵的花园和花坛。
  沙布洛夫斯基的妻子叫加丽娜,是一位年轻、活泼、精力充沛的女人,她忠实地陪伴着做军官的丈夫,也过着漂泊无定的艰苦生活。军人的命运变化无常,往往是今天这里,明天那方,她也就跟随丈夫辗转生活在白俄罗斯的各个城镇。她对这样频繁的迁徙已经习以为常,很容易适应新的环境。加丽娜富有朝气,平易近人,无论在哪儿都积极参加军官家属委员会的工作,只是近几年来担负社会工作日渐力不从心:家庭人口多了,孩子占去了她的全部时间。
  沙布洛夫斯基夫妇有四个女儿,爸爸常常笑着说她们是“娘子军营”。大女儿叫拉伊莎,刚满八岁,二女儿盖塔,比姐姐小三岁,娜塔莎两周岁,最小的斯维特兰娜战前八个月才落地。这是一个热闹、和睦的大家庭。
  战争爆发那天夜里,第一二五团全团都在野营或在要塞外面作业。营房里仅留下几个值班排、勤务小队和团部的几个工作人员,还有团里办的初级指挥员训练班的部分学员。此时,沙布洛夫斯基的营正在筑垒地带施工,离要塞几十公里。不过和其他军官一样,大尉每星期六要回家来过夜,同妻子、女儿在星期天团聚团聚。这一次也不例外。
  当沙布洛夫斯基被第一阵爆炸声惊醒时,他明白战争爆发了。他和妻子迅速穿好衣眼,带着女儿跑到一楼,这幢楼里住的妇女和儿童都挤在楼梯底下,吓得半死不活。
  沙布洛夫斯基把家属留在那里,和另外几名军官一道向团配置地区赶去。如前所说,要塞的这个地区紧靠着边界,所以那里的敌人火力异常猛烈。炮弹和迫击炮弹在四周隆隆地爆炸,从布格河方向传来机枪连发的陆唯声,子弹在头顶上空尖啸不停。
  团的营房已经起火,远远就可以看到初级指挥员训练班的学员们先把床垫从二楼扔出,接着携带武器跃出窗口的情景。来不及穿好衣服和鞋子的战士纷纷向要塞墙跑去,墙内有掩蔽部,那里存放着武器弹药。但是,只有少数人到达了那里——奔跑的战士们在途中被隐匿于灌木丛中的法西斯破坏分子窥见,于是不少人被自动步枪和机枪的火力杀害。片刻之后,涉过布格河的几个敌自动枪手支队又冲过西要塞墙,突入到团的驻防地区,几名指挥员千方百计想在这里组织起统一防御,可是未能奏效。我军一些小股战士就在要塞墙上分散隐蔽起来,有的隐蔽在掩蔽室里,他们被敌人切断了联系,正在独立进行抵抗。
  沙布洛夫斯基率领的一组人员同希特勒匪徒对射了一阵,被迫后撤到军官宿舍。在这里他们被敌自动枪手包围了。于是,只好在他住的那幢楼房里暂时隐蔽。军官的家属依旧一个挨一个地挤在楼梯下面,其中包括沙布洛夫斯基的妻子和四个女儿。
  沙布洛夫斯基在大门口布置了两名战士,带领其余人员攀上顶间。从那里可以由天窗对包围他们的自动枪手展开射击,以保持全方位防御。
  一整天他们都在同希特勒匪徒展开对射,一面以火力抗击敌人,一面期待着援兵能很快到来。在双方多次交战中,有些人受了伤,沙布洛夫斯基的手也被子弹打穿了,正好团里的军医加夫利尔金就在这里,便替他包扎了伤口。
  傍晚,敌人的冲锋停止了,可是被围困的指战员几乎已把弹药消耗殆尽。情况变得毫无希望。沙布洛夫斯基心情忧郁地意识到,被俘的结局势所难免,所以几次打算自杀。同志们好不容易才劝住了他。
  这一夜,敌自动枪手又有两三次企图突入楼房,但被击溃了。可是弹药已经用尽,沙布洛夫斯基手下的人员失去了一切抵抗力量。克方天亮时,楼房被希特勒士兵紧紧包围起来,后来又开来了一辆德军坦克。楼里的人均被生俘。沙布洛夫斯基一家也落入敌人手中。
  德国鬼子把战俘排成纵队,由大批自动枪手押解到布格河对岸的后方。沙布洛夫斯基把八个月的斯维特兰娜抱在没受伤的手上,面色苍白,神情阴郁,低头走在最前面。看来,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一个军人荣誉感特别强烈的人,他认为做了敌人的俘虏是难以洗刷的耻辱,内心中正深深悔恨自己屈从了同志们的劝阻,没有自尽。
  身负战伤、疲惫不堪的战士们紧跟在大尉身后,照顾着儿童缓缓前进。有一个战士把小娜塔莎抱在手上,拉伊莎和盖塔用手拉着母亲的衣服自己走着。
  纵队前进的路上出现了一座桥梁。当战俘走到桥跟前时,沙布洛夫斯基大尉突然吻了吻自己的女儿,把她交给了妻子。
  没等大家弄清他想干什么,大尉便回身对同志们大吼一声:“不想当俘虏的——跟我来!”接着,他跨过桥栏,跃入水中。
  还有一些战士也当场纷纷跳到水里。
  押解兵的自动步枪接二连三地开了火,妇女和儿童呼喊和嚎哭起来。片刻之后,一切又复归平静——逃跑者已被乱枪射杀在水中。其实他们并不是想要逃生,而是想要去死。这些人负了伤,疲惫不堪,反正往哪儿也逃不脱。
  苏军大尉及其战士的这种举动让敌人大为震惊。希特勒匪徒的心情显然也很不平静,他们商量了一阵,又押着纵队返了回来。此后,他们把妇女儿童同男人分开,单独押往布列斯特市监狱。
  这个监狱里已经塞满了我方军官家属和当地居民,加丽娜和几个女儿在里面被关押了两个星期左右。后来又被放了出来,大尉的妻子便暂时留居在布列斯特。
  她意识到市里有许多人都认识她,她和孩子的安全时刻受到威胁:苏军军官家属时常遭到纳粹特务分子的逮捕。为了给孩子弄到食物,加丽娜经常步行或搭车到市郊农村,终于为自己找到一个合适的地方,决定干脆搬到农村去住。
  加丽娜和女儿们在科布林市郊的一个小村子里住了下来,这个地方离布列斯特有五十公里。当地居民殷勤接待了她们。加丽娜给各家农民干活,总算勉强能维持孩子的吃穿。
  她们在村子里一落下脚,加丽娜就常常离家外出,往市里或一附近几个村子里跑。这种情况愈来愈频,有时她把孩子留给房东照看,一走就是两三天。每次几个女儿都又哭又闹地央求妈妈别去,她总是安慰孩子们,答应很快就回来。只有一次,她向已经有点懂事的大女儿拉伊莎暗示了自己离家的原因:
  “你不是希望咱们的人赶快回来,把德国鬼子赶走吗?不是希望咱们的红军回来吗?”她问道。“就是为的这个我才常常出门的呀。等着吧,好女儿!”
  不过,直到后来拉伊莎才知道母亲常常去的是什么地方。加丽娜常常跑到德国鬼子怀疑是游击队据点的村于去,绝不是没有缘由的。大尉的妻子早就是“科斯佳大叔”游击队的交通员了,这一支队伍活动的地区就在科布林。
  这支游击队是由科布林的居民科斯佳·加帕休克建立的,队员已经不少,无论是市内的还是郊区的都有。科斯佳大叔的游击队行动日益活跃,他们袭击小股德寇,侦察铁路沿线,组织破坏活动。
  加丽娜是个勇敢刚毅的妇女,她成了这支游击队的一个出色的交通员。她受游击队的委派,装作寻找工作,甚至常常出入于科布林警察局,同几名同情地下工作者、准备帮助他们的警察建立了联系。
  一九四三年,当游击队准备在市内采取重要行动时,加丽娜奉命为无线电搞到供电的蓄电池。在执行这次任务时,她被奸细所出卖,纳粹德国秘密警察在科布林市将她逮捕。在秘密警察局刑讯室里,沙布洛夫斯基大尉的妻子受尽了各种令人发指的酷刑。刽子手要她说出游击队员的名字,逼问她是从哪个村子来的,家住在什么地方。为了保护自己的同志和孩子,她对一切都缄口不言。丧心病狂的秘密警察最后把她处了绞刑。
  四个姑娘成了父母双亡的孤女。她们自己性命也难保:如果秘密警察找到加丽娜的女儿,等待着孩子们的也是死路一条。但是,母亲在游击队里的女战友马上来关照她们。姐妹几个被分别带到几个村庄,交给可靠的农民收养。沙布洛夫斯基大尉的几个女儿就这样一直生活到苏军解放布列斯特。
  政府关心照顾了这位英雄的孩子们。四个女孩都被送进了科布林市儿童保育院。她们都成长为优秀的苏联公民,在她们的心灵深处一直珍藏着为争取祖国的自由和幸福而献身的英雄父母的可爱形象。
第十二章 英雄的女儿们
 
  我从几个布列斯特居民口中听到了有关大尉沙布洛夫斯基夫妇的故事后,自然想知道他们几个女儿的命运。原来,一个女儿叫塔尼娅,就住在布列斯特,不久前刚从七年制中学毕业,现在产科医护学校学习。当天傍晚,我在该校宿舍里找到了她。
  塔尼娅是大尉的二女儿,如今已年满十七。这是一个面容俊秀、性格谦和而又十分腼腆的姑娘。我和马捷沃相、马赫纳奇请她第二天到要塞来,她如约出席了我们同布列斯特驻军军人的会见。
  当然,对于往昔那艰苦的战争岁月,塔尼娜是几乎谈不出任何东西来的——当时她年纪太小了。可是她记得,小时候爸爸和妈妈叫她盖塔而不是塔尼娅。现在的名字是一九四四年改的。那年苏军解放了科布林市及其附近地区,她们姐妹几个进了儿童保育院。保育院教养员觉得盖塔这个名字怪少见的,所以就把它改做塔尼娅,于是在她的所有证件上都用了这个名宇。
  从塔尼娅口中我得悉她姐妹的现住址,后来还同她们建立了联系。原来大尉的长女拉伊莎已经出嫁,现有一个孩子,合家住在乌克兰的扎波罗什。和姐姐同住的还有沙布洛夫斯基的三女儿娜塔莎,她已于十年制中学毕业,准备考大学。最小的妹妹斯维特兰娜当时在白俄罗斯的诺沃格鲁多克市,就读于苏联商业中等技术学校。
  稍后,我在同拉伊莎和娜塔莎姐妹俩通信时发现,大尉的两个女儿急需帮助,刻不容缓。她们的生活和日常起居中的某些重要问题要求我进行干预。
  诚如读者从菲尔经历的事例中所看到的那样,随着我对布列斯特要塞保卫战历史研究的不断深入,我的工作范围也在逐步扩大。为寻找新的保卫战参加者,我曾往各城市写了数十封信函,有时还得帮助其中某些人决定他们的命运。当然,如此重要的工作绝非我一个人所能胜任的。然而,我并非孤军奋战。无论我在哪里提出什么要求——无论在城市、乡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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