盾与剑 作者:[苏] 瓦季姆·科热夫尼柯夫-第13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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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份“档卷”还须附有盖世太保所作档案卡片的副本,其中注明该囚犯因何种“罪行”被判死刑。
党卫队全国总队长的签名是用刻好的印章盖上的,同时在卡片上加盖名戳,这表明该囚犯未经盖世太保特许不得被处死。
卡片背面左下角有个墨画的细箭头,方向朝上,表示印记有效。
在秘密机关的集中营里,这种记号通常标在出生年月之前。标在死亡日期前的箭头方向朝下。如果箭头后面没有日期,则表明该囚犯应被处死。现在魏斯的工作就是标画这种记号,检查每一份文件是否严格符合格式的要求。
迪特里希根本不想去审查魏斯的工作。
按规定,“档案”里每个箭头的两侧都要别上三角形的红纸片。迪特里希认为这纯粹是文读主义,繁文 节。然而魏斯知道,整理“档案”的每个细节都有特定的意义。他用黑纸剪了许多小三角,把盒子塞给迪特里希。迪特里希不管三七二十一,把它们都别在卡片上。迪特里希宁愿同别针打交道,也不想细细检查那些繁琐的手续。档案上别着黑纸片,通常表明该囚犯没有给养供应,换句话说,集中营管理处可以在此人到营那天将其“除名”。
俩人一起工作时,迪特里希告诉了魏斯不少趣闻。例如他讲到,从前在军事情报局里伪造苏联证件的那些工匠,如今都在伪造德国证件。秘密机关的许多工作人员为了潜伏下来,今后将变成农民、手工业者和商人。某些人甚至领到一种证件,证明他们曾经被俘,并被苏军指挥部释放回来在群众中做宣传工作。这些人应向德国居民出示上述证件,请求避难.如果得到收容,他们要亲手干掉主人全家。此外他们庄应查明确实被苏军指挥部释放回国,号召人们抗击法西斯匪徒的那些人。
迪特里希问魏斯是否对国外情报机关的某个领导人谈起过他的事。
魏斯说已经谈了。他确实和古斯塔夫谈到过迪特里希。
迪特里希好象沉入了幻想,他说:“现在真想到西班牙去。弗朗哥不会忘记,我们帮助他镇压了革命。我想,西班牙将是最欢迎德国人的国家。”
魏斯报告古斯塔夫,兰斯道夫交给他的工作业已完成。这时他认为有必要告迪特里希一状。魏斯说,据他看,迪特里希不太熟悉办理此类证件的规则,而这是一种紧急又必须格外细心的工作,迪特里希可能出差错。
古斯塔夫安慰他:“嗨,管它呢!就是错杀了几个党卫队,也没有什么了不起。”
以后几天,魏斯和迪特里希一起去看了几个“狼人”分队的集合点。这些青年人虽然大都腰插匕首,但模样却实在可怜。几乎所有的“新兵”都醉醺醺的,烧酒对他们是敞开供应。
魏斯看到一个男孩的睑上缝着一颗钮扣,便问他这是为什么。
男孩的眼睛哭得通红,嘴唇疼得直打哆嗦,但他骄傲地说:“我通过了效忠元首的最严峻考验!”他怕碰着红肿的面颊,只是用手指指那儿。“本来也可以象别人那样吃只老鼠,可是我选了这个。”他信赖地告诉魏斯:“是我们自己决定经受考验的。谁不敢接受,就得当大伙儿的奴仆,不听话就抽打他。”
“‘我们’指谁?”魏斯问。
“考验合格被封为骑士的人。”
第六十六章
德国如同一个伤寒病人在折腾着。撤退的德军把为了躲避空袭而离开西部家园的许多人又从东部迁移出来。
数千名当过工人的士兵从前线撤下来,又被送进工厂,几周后重又派往前线。
部队不断从西线调往东线。轰炸后无家可归的人们被纳粹党押往农村,在农场主那里干活糊口。
凡是对帝国没有价值而又没有钱财靠黑市过活的人,一律从城市迁出。德军下级军官对这数十万流离失所的人不断进行大搜捕;总动员要求把幸存的六十岁以下的男子收罗一空。少年人也给抓起来编进了“狼人”分队。
任何力量都无法破坏和阻止纳粹德国庞大官僚机器的准确运转。人们不论处于何种状态,置身于何地,都会被立即登记注册,监视起来,失去行动和思想的自由。无孔不人的警察以各种身份到处出现,对人们横加迫害。
有一天,在柏林城郊的一条街上,魏斯看见迪特默尔太太排在很长的队伍里等着打水。魏斯没有立刻认出她。迪特默尔太太这些年来样子大变:瘦了,老了,背也驼了。她认出魏斯后高兴极了,一定要他到她的寒舍去坐一坐。她抱怨说,女房东不欢迎她和她的儿子弗里德里希,把他们当作占领者。
弗里德里希在佩里明德遭到空袭时炸断了双腿,被送进柏林德军医院,出院后作为一名残废人才住进了别人的住宅。房间很差,象个储藏室。主人家对外客强行迁入十分不满,更何况弗里德里希虽是残废,但毕竟还活着,而他们的几个儿子都战死了。
魏斯跟着迪特默尔太太走进房里。
这里的一切都适合缺腿的人:桌腿锯得很短,椅子也如此。
弗里德里希见到魏斯,态度颇为冷漠,虽然他们当年还通过一个时候的信。
弗里德里希就是立着,头也就则能够到魏斯的腰。他的脸色苍白,皮肤松弛,看来他从未离开过这间阴暗的小屋,就象坐牢一样。
迪特默尔太太显然被魏斯的军官制服吓住了。她畏畏缩缩,低三下四,甚至没敢提起魏斯当年是她的房客。
魏斯没有久坐,记下了地址便匆匆走了。当天他设法通过弗朗茨把迪特默尔太太迁到一户有钱人家的住宅里,这些有钱人留下的住宅由保安局的间谍看管,以备不时之需。
房子宽敞舒适,陈设讲究。柜子里挂着各式各样衣服,厨房里贮藏着许多罐头和酒。
弗里德里希态度有些好转,他向魏斯讲了些自己的事。他说,要不是在沙滩上留下了飞弹发射装置的“滑道”,敌人空军永远也不会发现他们的设施。
飞弹发射。负责消灭发射痕迹的俄国战俘故意留下了这些‘滑道’。那天下了倾盆大雨,卫队没有去检查现场,结果遭到空袭,轰炸后幸存的卫兵都被绞死了,”弗里德里希逼视着魏斯的眼睛说。“在俄国人看来,这可是立了一大功呢。”
魏斯也留神地望了他一眼:“怎么说呢,大概正是这样。”
这时弗里德里希变得毫无顾忌了,他向魏斯讲了自己在佩里明德的工作情况,末了若有所思地说:“实际上我们是一帮杀人犯。我们的飞弹用于消灭敌方居民,而不是他们的军队。”他看了一眼截断的双腿,嘟哝着说:“当我的脑袋更挨近大地时,我才开始想到:遍游在宇宙中的地球并不是死于战祸的世世代代人的巨大坟墓,而是一个星球摇篮,它哺育的人类后代一定会在我们死后对战争说出那永恒的‘不’字!”
“为什么在我们死后?”魏斯问。“我看这不久便会实现。”
“您是个幻想家,”弗里德里希苦笑了一下。
人民冲锋队员的军服不够穿,于是拨给了他们一些邮政、铁路、地铁和电车工作人员的旧制服,还有各部小职员从前上交作为冬令救济之用的公务服。人民冲锋队的队伍穿着套鞋在大街上行进。这一队队衣衫槛楼的幽灵仿佛是在嘲弄第三帝国昔日的盛况。
戈培尔打发这些人去送死,从大大小小的扩音器里尖声叫道:“德国的幻想家应该从昏睡中苏醒过来,如果他不愿失去自由和生命的话。”
党卫队牵着狼狗,象押送犯人一样把人民冲锋队送上军用列车。
戈培尔从车站废墟上的扩音器里大声叫喊:“今天对全民族来说,一个十四岁的男孩手握穿甲枪迎击敌人,这要比十个‘聪明人’更加可贵,而这些‘聪明人’却在设法证明我们的希望已化为乌有。”
盖世太保到处捕捉这种“聪明人”,随时把他们吊死在路灯柱上,不管他们是什么人,连那些亲身领教过苏军沉重铁拳的残废军人也难以幸兔。
“最终胜利的时刻在等待着我们,”戈培尔狂叫着。
“我们要付出血和泪的代价去争取这个时刻的到来。我们所作的牺牲一定会得到报偿……这场战争的结局要在最后时刻的前一秒钟才能决定。”
“数百万德国人将要进行游击战争,”喇叭里的声音象法官在郑重宣判死刑。讲话的是柏林著名广播员格根霍尔姆。四面八方都传遍了他那柔和动听的嗓音:“我们每个人拼死也要把五个或十个敌人拉进坟墓……”
格根霍尔姆外表女里女气,嗓音却浑厚有力,当年是罗姆的情人。罗姆被处死后他被送进集中营,不是男营而是女营,以此加强惩戒的效果。
后来上边想起了他,是因为需要他那仿佛从水井里传上来的深沉嗓音。格根霍尔姆用阴沉的男中音为送死的人民冲锋队各营的老老小小祝福。
第三帝国这艘船正在下沉,一批又一批的人被抛进战争漩涡,如同古代贩奴船遭到查禁国舰队追击时,从底舱里把奴隶抛入大海一样。
第三帝国在痉挛,抽搐。被法西斯置于枪口下的老弱残兵并不能补充大大减员的国防军部队:对于退却的军队来说,人民冲锋队只能是滥竿充数而已。这些多病的老人和羽毛未丰的少年临死时哪里知道,元首后来提到他们时带着怎样的憎恨和轻蔑:“如果德国人民这么胆怯和软弱,他们的下场只有一个,就是可耻的灭亡……也就没有必要去注重保存他们的生命。反之,最好把他们消灭干净。”
防空系统已经名存实无:航空兵部队、高射炮部队和观察勤务部门纷纷被派往东线。美国人的“空中堡垒”、英国人的“哈利法克斯式”和“兰开斯特式”重型轰炸机几乎是顺顺当当地向德国城市倾投满载死亡的炸弹,连救护队和消防队也早已派到东线去了。
魏斯驱车经过轰炸后的柏林街道,一次又一次看到苏联战俘在浓烟烈火中作业,把老弱妇孺从废墟下抬出来。
这些人满身烟黑,象捧着稀世珍宝那样,小心翼翼地抬出那些炸伤和砸伤的孩子。孩子们搂住救命恩人干瘦的脖子不肯地手,仿佛这些人此刻是世上最亲的人,只有这些人才能保护他们免受惊吓和痛苦。
有一天,魏斯把车停在一座半倒塌的房屋前,看见一个女人在嚎陶大哭,她到烧焦的头发象灰烬一样从头上撒落下来。她把烧伤的双手伸向俘虏,怨恨地叫喊着:“你们的军队到底什么时候开来?什么时候?!我的天哪,快来吧!”
一个俘虏用德语安慰她:“会来的,快了……”俘虏回头望望自己人,用俄语说:“听见了吗?结果倒是我们的错……”
“我不明白!”女人喊道。
俘虏又用德语说:“不要喊了,太太,您不是看见我们在忙着吗。”
女人哭着说:“你们干吗要救我们呀?”
“你们是人,我们也是人!”战俘说。
“然后把我们都发配到西伯利亚去?”
战俘笑笑,烧伤才愈合的脸上闪闪发光。
“不,”他说。“不。你们有家有国,我们也有家有国。就是这样。我们可不是法西斯……”
海因里希终于把维利·施瓦茨科普夫保存的地图拍摄了下来。他把照片交给魏斯,说:“为拍照,我设计了另外一张图,别出心裁,终于成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