盾与剑 作者:[苏] 瓦季姆·科热夫尼柯夫-第15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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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都有一种眼看同龄人去世的感慨；每个人都惶恐不安地想道，他本人是否有死者生前的症状。
正象在送葬时人们喜欢谈论能起死回生的神医一样，在场的人也都怀着一种特别的希望相互打听消息：为了对俄国发动一场新的战争，杜鲁门和邱吉尔是否打算“拯救”日尔曼帝国。
海因里希在一伙伙的人群中走来走去，谛听着这些谈话。他一边听着这些只有死路一条的家伙彼此大发议论，一边想着自己的朋友约翰·魏斯，是他冒着生命的危险把自己从这个深渊中拯救出来，井使自己成为一名为新德国而斗争的战士。
海因里希不想而且也不能再回他一直住着的那所房子了，在那所房子里，维利·施瓦茨科普夫安置了自己的私人办公室。
就在前一天，他从维利的保险柜里取出能够证明纳粹暴行的大量文件。
海因里希完成了约翰·魏斯交给的任务；他已经掌握了确凿的罪证，以后将以新德国的名义把这些罪证提交法庭，对纳粹战犯，对法西斯主义进行审判。后来其中的一部分文件确实交给了纽伦堡国际法庭。
所有这些文件都藏在施图特戈夫教授为他指定的一个密藏点。教授给了海团里希秘密接头暗号，叫他前往设在魏玛工人区的一个德国地下组织去接头。在这里，海因里希换上一套便装，暂时躲藏在一个有很多孩子的工人、共产党员奥托·舒尔兹的家里。
海因里希对舒尔兹谈到，他的叔叔维利·施瓦茨科普夫暗杀了自己的亲哥哥，而他也曾经想处决杀害父亲的凶手，但是一个俄国同志不让他这样做。
舒尔兹怀着深深的同情，静静地听着。
“这个俄国人无疑是您最好的朋友，”舒尔兹说。“他希望您成为一个反法西斯战士，不光是因为一个法西斯分子杀害了您的父亲。”
“不错，”海因里希说，“他正是这样的，我的魏斯……”
“他是德国人？”
“不，”海因里希说，“他是地道的俄国人。不过，他是个共产党员，也象您一样。”他自豪地接着说：“他帮助了德国人——象您和您的同志们这样的德国人。”他沉默片刻，最后低声说：“不过，看来他牺牲了……”
“您是否知道他是怎么牺牲的？”
“他救出了集中营的难民。那里关着千千万万的人，各民族的都有，他们来自被法西斯奴役的国家。他常喜欢说，一个人只有为别人服务的时候，他寸是幸福的……”
“您不知道他的真名吗？”
“不知道，”海因里希说。“但是他救了我，从一个比死亡更可怕的地方救了我…”
第七十二章
约翰·魏斯慢慢苏醒过来，但他觉得好象突然挨了一击才神智清醒了——他看见了巴雷舍夫模糊的身影在他面前晃动。这个身影逐渐变小了，好象银幕上的形象，起初不在焦点上，后来突然一下子又显得清楚了。
巴雷舍夫宽宽的肩膀上披着一件白得耀眼的大褂。他呼哧呼哧地坐到病床旁边的椅子上，就象他们昨天刚刚见过面一样，用惯常的语调认真而又关切地问：
“别洛夫，你怎么了？感到不大好受？”他俯下身来，用刮得光光的面颊贴了贴魏斯的脸，然后挺起腰来说；“你好！外面很热，还是你这儿好，凉快。”他用手帕擦了擦脖子上的汗，环视了一下四周。“个人专用的单间病房。”说着从网袋里取出水果和各种食品摆在床头柜上。
魏斯用怀疑的眼光审视着巴雷舍夫，以为这个幻影会重新晃动和消失，就象他前些时候为了判断自己是否还有视觉，竭力想看清一些东西，而它们很快就消失了一样。但是，随着巴雷舍夫的出现，病房里的一切都是实实在在的了，已经不再是幻影了，一切都是真实的存在。
一个护士有点吃惊，不知所措地站在门旁，巴雷舍夫和颜悦色地对她说：“小妹妹，请照莫斯科的办法，给我们泡点浓茶来，可以吗？不然的话，你们总把他当成法西斯分子，光给淡茶喝。”
“没有的事，”护土执拗地说，“我们是一直按照对待自己军官的水平来护理的。”
“好吧，”巴雷舍夫温和地说，“那么就按这个水平泡茶吧！”
据得到的情报，别洛夫正在德国一个小城镇里的驻军医院住院治疗。但是，巴雷舍夫上校来到这个医院后，值班医生检查了伤病员名册后告诉他，他们这里根本没有别洛夫其人。现在没有，过去也没有。是有一些伤病的苏联军官，但他们中没有上校要找的那个人。
“毕竟还有一个住院治疗的伤员吧？”上校并不死心。
“有一个德国人，是保安局的军官。”医生扬起了眉毛，态度坚决地说：“不过，作为一个医生，我反对您现在就审问他。这可能彻底破坏他的心理状态。他的伤势极其严重。”医生接着说：“如果您愿意的话，可以看看他的病历。这是个有经验的老牌法西斯分子，但我们并没象对待战犯一样对待他。对我们医生来说，他只是一个住院治疗的伤员。”
“让我看看，我倒很感兴趣。”
医生把一份病历递给巴雷舍夫。
“党卫队上尉约翰·魏斯，”巴雷舍夫看完，好不容易才保持住自己的平静。
“这个家伙是干什么的？”巴雷舍夫慢条斯理地问道，同时仔细地端详着长颈玻璃水瓶。
“这个人是个死心塌地的法西斯分子。他受了严重神经性外伤，导致神智不清，视觉、听觉和四肢功能暂时衰退，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他仍然自以为是个纳粹‘英雄’。的确，”医生稍停片刻之后又说：“他的变态心理有点与众不同：他认为，他是在自己人中间，住在德国医院。为了不致引起过分的不安，我们设法尽量不去说服他改变想法。他的状况非常糟糕，如果他知道他是俘虏，这可能造成致命的后果。”
“是这样。”巴雷舍夫沉默了一会儿，然后好象突然想起了什么，以赞许的口吻说：“当然，我不是医生，不过，我认为，从精神病疗法的观点来看，您的办法是有科学根据的。”
“当然，”医生说。
巴雷舍夫用手指捏了半天，拿出一支带纸嘴的香烟，倒着塞进了嘴里，刚想点着，又厌恶地把它扔进烟灰缸，担心地问道：“照您看，他会痊愈吗？”
医生耸了耸肩膀说：“您要知道，他遍体微伤。伤口愈合情况还可以，但大脑活动功能——这暂时对我们还是个谜。往往有这样的情况：只要一受某种外界因素的刺激，整个心理器官就能突然恢复失去的平衡。但也可能恰恰相反。我们把希望寄托在长时间睡眠疗法上了。神经系统的全面休息一般能产生最佳效果。”
“那好嘛，他能睡着吗？”
“您看，连特效安眠药都不起作用。而且患者往往假睡：眼皮对光线刺激有反应。睡着了的人不是这样的。”
“您听我说，”巴雷舍夫恳切地说，“您就让我作一个最有效的刺激因素吧。亲爱的，您要知道，他是我们的同志啊，可以这样说，他是一个最平凡的英雄，不过这样的英雄往往是不能在报纸上公开报道的。”
医生惊奇地盯着他。
巴雷舍夫已经是在央求了：“您看行吗？”随后他坦率地说：“我本人很激动。您给我点，”说着用手指打了一个榧子，“比如象草酊之类的药。否则我的神经也会受不了的。”
最后，巴雷舍夫终于控制住自己，冷静下来，从刚一进入别洛夫的病房起他就摆出一副派头，好象他们一直是在一起，而他只是暂时离开很短一段时间，现在又回来了。
巴雷舍夫环视一下这间狭窄的病房，然后若有所思地问别洛夫：“你不反对吧，如果在这里，在靠墙的地方给我安排一张病床？当然，我不是伤员，但对医生来说只要是人，总会在他身上找出病来的。”
根据巴雷舍夫的请求，病房里又增加了一张病床。
这工夫他也换上一套住院服，对别洛夫说：“我总想把自己的病治一治，可往往又没有机会。有时我也确实碰上了外科医生，可那是被抬到医院的，想自己走着来看病，从来没有时间。可是毕竟应当爱护自己的身体，因为有它，我们才能生存。而我们多半是这样：只要身体还能挺得住，也就算了。”他躺到床上，又说了一句：“睡一会儿，怎么样？”接着又不放心地问：你怎么样，能睡着吧？”
别洛夫不安地凝视着巴雷舍夫。
巴雷舍夫按了按电铃，马上进来一位护士，随后又进来一位医生。
“还是请你们给我看看吧，我觉得浑身无力，”他含含糊糊地说，随后又拍了拍他那肌肉发达的有点倾斜的肩膀，问道：“可能是风湿病吧？也许还发烧？”
在医生和护土给他检查的时候，巴雷舍夫和他们没完没了地聊起天来。一会儿问医院附近的池塘里有没有鱼，用什么作鱼解；一会儿供应怎么样，这里是否带放电影。
医生和护士走后，别洛夫吃力地问道：“他们是俄罗斯人吗？”
“护土不是，她是地地道道的乌克兰人，医生是西伯利亚人，”巴雷舍夫说。“医生是军人，护士没有军职。”
“是俄国解放军，”别洛夫说。
“怎么啦！”巴雷舍夫提高嗓门说。“他们怎么能到这座苏军医院来？”随后他的口气缓和下来：“萨沙，你放心。要客观地估计形势，不能性急，对各种情况要进行分析。”他在床上翻了个身。“睡不着。为了叫你很快睡着，他们给不给你吃什么药？”
“给。但我把药片放在手里弄碎，然后当做灰尘吹掉，使他们找不到，叫他们不知道我没有吃药。”他眯起眼睛。“他们想使我入睡，这我知道。”
“你真行，会动脑筋，”巴雷舍夫赞许地说。“不过，现在你得给我一片安眠药。你也吃一片，咱俩一块睡。不然的话，我睡，你不睡——不好意思。”
“我不睡，”别洛夫说。
“怎么，你不相信我？常言说得好：‘有福同享。一人一片。”巴雷舍夫递给别洛夫一片药和一杯水，看着他把药咽下，抚摩了一下他的肩膀，说：“这样就对了。”
巴雷舍夫重又躺下，隔了不一会儿就看到，别洛夫的脸上呈现出宁静、疲倦的神情。“他睡着了，”巴雷舍夫心想。“别的不说，他还用这种办法折磨自己。”
他仰面躺着，久久不能入睡。这次重逢太使他激动了，有什么能比见到亚历山大·别洛夫——萨沙·别洛夫（巴雷舍夫对他的习惯称呼）更让他高兴的呢？
他感到有点儿内疚……
事情是这样的：驻柏林的一个工作人员奉命立即找到别洛夫。但是，在接到这项命令的前夕，他在盖世太保的档案室里发现一份关于约翰·魏斯死于车祸的材料，并附有照片为证，而主要的是有公墓里的墓碑为证，这是最有说服力的。
但是，这个工作人员办事十分精明、细心，自然而然地怀疑到这有可能是保安局搞的鬼。于是他便进一步查阅特务机关的文件，而这是需要时间的。
总部接到了“教授”发来的一份询问别洛夫健康状况的密电，而且附有在这类正式文件中不宜添加的请求：一个叫娜佳的向别洛夫转达问候。在这种情况下，焦急不安的巴雷舍夫便急速动身飞往柏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