盾与剑 作者:[苏] 瓦季姆·科热夫尼柯夫-第5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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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拍了侧面象。
魏斯细心观察“秃头”。照相时他想露出笑容。
魏斯命令道：“坐正！’
“秃头”的脸顿时变成泥塑木雕一般。
“秃头”填完表格，工工整整签了字，然后开始写个人简历。他挖空心思地写了很久，还不时提出问题：“这个要不要写，比如我每次把他们最高苏维埃代表候选人的名字都涂掉了？”他以信赖的口气说：“法院好几次要追究我，我这个人生来机灵，每一次都能脱身。”
他履行了一切手续，就在自愿为德国情报机关服务的保证书上签字画押，工工整整地留下了姓名，然后用食指在一个专用的绒面滚子上按上印泥，按在名字下面。他擦净指头，舒了口气说：“好，办完了，现在干净了。”
“谁？”魏斯厉声问。
“呵，说的是指头，”“秃头”吓得缩成一团，嘟哝道，“我只是说指头。”
所有入学的人都要办完这些手续。从最初接触他们的这个时候起，就能觉察出他们每个人的一些特征。
一些人样子放肆，歇斯底里地表示赴汤蹈火在所不辞，但也许是为了掩盖良心上的痛苦，或者是故作姿态，把自己打扮成不能自拔的亡命之徒。
另一些人双目无神，萎靡不振，内心空虚，神智不清，唯命是从。
第三种人样子很机灵，他们郑重其事地打听学校的生活条件如何。还有一些人悄悄提到自己在集中营里立过功，担心他们的叛卖行为被人忽略，把他们同其他人混为一谈。
也能见到一些大模大样的人，他们总想说几句德语，并宣称自己是苏维埃制度的死敌。这些人填写履历表时，总是强调他们并非受伤被围，而是自愿投诚。他们都在自传中详细写明双亲在革命前有何财产。在回答“曾否参加工会”这个问题时，总是写上：“曾被迫参加。”
有个属于“放肆”类的人，身材墩实，宽肩膀，高颧骨，目光灵活，不等提问就急忙给自己取了个绰号：“树皮鞋。”
魏斯翻了翻他的履历表，“军中职务”一栏填的是“埋葬队战士”。战争初期是没有埋葬队的。“职业”一栏写的是“鞋匠”
魏斯提议说：“我们这儿有一些作坊，就把你编进去吧。”
“树皮鞋”显得局促不安，但他找到了立足的理由，面露喜色，嘿嘿一笑，委屈地说：“又不是招我来当鞋匠的——我已经立过当特工的字据了。干吗要降低职务呢？。
“树皮鞋”的自传写得文理通顺，虽然他一再说自己只上过三年小学。
魏斯把一切都看在眼里，但认为不到时候不宜对某人予以过多的注意。
俘虏在受审、填表和写自传时表现各不相同。一部分人尽量多谈自己，另一些人则相反，只限于对基本问题作简略的面答，谈到自己在苏维埃制度下的生活时，则竭力回避使用侮辱性字眼。
魏斯对后一类的一个人加以斥责，那人郁闷地答道：“我已经立了合作的字据，还要我怎么样呢？”
魏斯说：“你应该对苏维埃制度作出政治评价。”
“为什么？”
“为的是，如果你想逃过去，或者你写的自传一旦落入苏联当局手中，他们会毫不留情地绞死你。”
“请放心，没有这个也会给绞死的。”
“这么说，你情愿在那边被处死而不是在这边？”
“我情愿什么是很清楚的，不然也不会到这儿来。”
“你在集中营是什么人？”
“是人。”
“我问，”魏斯厉声说，“你为我们立过什么功？”
“呵，立功？……”被审讯的这个人重复了一遍，似乎刚刚听懂问的是什么。“功劳倒谈不上，平平常常。有个家伙把坑道口指给我看，我把他打翻在地，不让他煽动其他人逃跑。”
“说不定这个人是我们安插的‘兔子’呢，”魏斯直勾勾盯着对方的眼睛问：“而你把他打死了？”
对方脸色陡变，但他控制住自己。
“盖世太保找到我了，”他咬牙切齿地说，撩起衬衫露出身上的伤疤：“瞧吧，这是戳子——审查过了。”
举止持重的人中间有个年纪不轻的秃子，肚皮下塌，操着一副指挥员的男中音嗓门。他详尽地向魏斯交代了他为什么走上这条道路。
此人是一名正规军军官，从眼役表上可以清楚地看出，他多年担任原职，没有晋升也未受奖。他以为战争会开辟广阔的仕途，就放开胆子干起来：命令他指挥的部队从防御阵地跃起，不适时宜地投入肉搏战。所有的战士都牺牲在敌人炮火下，只有他一人活命。他知道要受到军事法庭的审判，就投降了。
“顺便提一下，”这个正规军军官说，“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我就被俘过，德国人的仁慈我是终生难忘。”
“当时你就是军官吗？”
“虽然免役，但我志愿入伍，不过授给我准尉军衔的报告已经呈交团部。”
在这批背叛祖国的人当中，有些人希望他们的变节行径能受到德国人的格外重视，竭力想从译员嘴里打听到他们将受何种待遇，而最关心的是他们执行任务之后（倘若能生还的话）是否可以加人德国国籍，或者至少能在占领区谋个一官半职。
有些人提出这类问题时态度认真，表现出很大的关注。但也有另一种人，魏斯隐约地觉出，他们提出这类问题只是为了造成一种印象，似乎他们真的在邀功请赏，其实却打算在德国人面前隐瞒某些情况。
魏斯从早到晚做着这种审讯工作。木屋里充满了消毒剂的气味、汗湿的鞋袜的臭味以及没有洗澡的人体发出来的刺鼻馊味。
瞧着这些人的眼睛最叫人难受。一种人的眼睛睁得很大，象在绝望地无声地哭泣，两个瞳孔有如凝着黑血的洞穿的伤口。这种无声痛哭的眼睛往往属于那些摆脱不了自杀结局的人。
另一种人的眼睛眯缝着，细如刀片，对人对己冷酷无情，露出不顾一切、什么事都干得出来的神情。
第三种人的眼睛狡 ，转来转去，捉摸不定，内藏奸诈。
还有一种死气沉沉的眼睛，目光呆滞不动，这种人已无生趣，只是随波逐流地苟延残喘而已。
也有一种闪出白光的眼睛，两个黑乎乎的瞳孔就象对准着目标的手枪枪口。子弹已经用完，但他暗暗希望还能剩下一粒，最后的一粒，他拿不定主意：在最后时刻把它留给自己呢还是射向敌人？……
有羊眼一样发白的眼睛，看一切东西都用同样的目光，那是冷漠的家畜式的目光。
有热病般闪闪发亮的眼睛，这种人就象说胡话的伤寒病人，不知道时间，不知道自己，分不出真假，觉得一切事物连同他自身的存在都虚妄不可信。
有不动声色、毫无表情的眼睛，仿佛不是由血肉组成，而是一对玻璃圆球，其作用仅仅为了不空下两个黑洞洞的眼窝叫人看着害怕。
但也有凝注而警觉的眼睛，象埋伏着的狙击手那样老是眯缝着。这种人明白，他开枪不只是杀伤敌人，同时也会暴露自己，枪声会把敌人火力吸引过来，所以在扣动扳机之前必须静心地权衡一切。
也许这一切不过是魏斯的感觉罢了。他很希望从自己经手的学员中发现一些怀有秘密意图的人，也就是经过最严峻的考验而没有完全丧失人性的人。
对招收来的人作了粗略的体格检查。这倒不是要了解他们的体质状况，而是为了德方人员预防传染病。此外，如果在谁身上发现许多作战留下的伤疤，就会引起怀疑，要对他进行复审，弄清楚是在何种情况下负伤，是否英勇作战所致，可否构成罪证。所有疑点均记入他的卡片。
有的人骨瘦如柴，皮肤上的累累伤痕如同古代文字，记载着是哪些刑具把他们逼上绝路，带到了这里。
有的人皮肤松弛，样子反常，他们在集中营里享受食物优待。他们怕人发现，总是偷偷地狼吞虎咽，因为这种额外食物是他们叛变行为的不容抵赖的证据。为了得到这点食物，为了减免苦役，他们当了叛徒，成天躲在单身囚室里，就象野兽蛰伏在洞穴中一样，他们的身边不断扔进来受刑后奄奄待毙的囚犯，充满了血腥气味。
魏斯必须细心观察，记住各种各样的人，捕捉住他们的特征并加以分类。但他目前还不敢说发现了什么可以依靠的支撑点，一切还很渺茫。
这些天魏斯焦虑不安，心烦意乱。面对这个没完没了的堕落分子的行列，他感到绝望，他怀疑自己能否克眼一切困难。摆脱那个使人灰心丧气的念头：想不到在他的同胞中间，过去竟有这样一班人在平平安安地生活着，工作着！
魏斯和他同辈的许多青年一样，一向认为只存在着阶级敌人，他们都有一套显著的特征，这些特征在斗争中经过了多次的识别，就象胎记那么明显。是的，这里有些人正是具备了上述明显的特征。这种人很好办，由于一目了然，就不必苦苦地去研究他们叛变的原因。但也有另一种人，他们却不能简单地划进一个框子里去。
就是说，在这些人的性格特征里体现出由一些精神因素构成的某种隐秘东西。钢铁般的信念同自私自利是互不相容的。人一旦屈从环境便要丧失意志，终于无法抵林逆境而走上叛变的道路。
还有所谓情急智生，狗急跳墙。人在困境中忽然想到一条可耻而又可怜的出路，也就顾不得他找到的这条路会把自己引向深渊。
一个人初次向敌人让步之后，往往会感到郁闷、绝望，失去反抗能力，而一旦踏进了泥坑，他便会愈陷愈深。
如果能弄清楚，人在极端艰难的条件下从哪些纯洁的源泉汲取斗争力量，那么却不能完全了解，那些湖害人心的毒剂是怎样地对一些人无可奈何，而对另一些人产生致命的后果。
这些人既已决心背叛祖国，就是自绝于祖国。他们亲笔签名证实了这个决心，如同在自己的最终判决书上画押一样。
看来一切都很清楚，现在魏斯的事情只是采用合适的方式方法去执行那份已由叛徒们画押具结的判决，而且早一天执行，就能使苏联人民少受敌人利用叛徒造成的危害。
但他有没有权利对他经手的所有人都宣布同一判决呢？不行，必须进行一次“预审”，通过对这些人心灵的考查来作出预审结论，因为在目前条件下没有也不可能有别的更为可靠的材料。他应当这么做，他深信：不管这些人的灵魂如何颓丧、战栗，只要还残存着祖国的一小片血肉，就可以指望它战胜人体上一切业已发黑的坏死部分。
魏斯也应当在这里，在疯狂的敌人中间为自己找到同盟者。他知道这项工作要求他付出全部精力，不亚于去建立丰功伟绩。
他留心观察从他面前经过的每一个人，坚持不懈地在他们身上寻找支撑点，这种支撑点往往是虚假的，靠不住的。一旦有所发现，就要象扩大桥头进攻基地那样扩大它，把人争取过来。倘若这个人决心去建立功勋，他就有权成为魏斯的战友。
至于那些不可救药和不能立功赎罪的人，事情就简单得多——不过是技术问题而已。魏斯仔细考虑过他要采用的各一种技术手段。他精通专业技术，熟悉特工行动艺术及适合当前情况的谍报工作组织方法。他知道自己不是孤军作战：家里收到他的建议后，同行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