盾与剑 作者:[苏] 瓦季姆·科热夫尼柯夫-第5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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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悉特工行动艺术及适合当前情况的谍报工作组织方法。他知道自己不是孤军作战：家里收到他的建议后，同行专家就会不辞劳苦地精心制定相应的行动计划。
与此同时，魏斯总在考虑他应当有怎样的表现。要让“瓦利司令部”的同僚器重他勤于职守，又不会招致他们的忌妒，要使他们觉得这个年轻人相当能干，他的才干主要体现在兢兢业业地办事上。这样一方面可赢得同事们的好感，另一方面他又能腾出时间和精力去执行主要任务。没有这种护身甲他就无法登上战场。不用说，这需要魏斯付出多大的智慧和精力啊！
第三十四章
军事情报局军官在公务时间和非公务时间的言谈举止没有多大区别，这是与一般德军部队不同的地方。公务时并不十分讲究军礼军仪，下班后就更随便了。这里的士兵多数招自知识界，他们懂得庄重与轻化的界限。
同级军官无论公暇一律直呼姓名，以“你”相称。对将军或任将军职务的上校以上的高级军官，称呼军衔，并加
“先生”二字；但在公务时间以第三人称称呼。公务之余，特别是对已经见过面的长官，又不在正式谈话的场合，则用第二人称。谍报员对所有的军官只称军衔，不提姓氏，也不用“先生”。谍报局人员见面时手搭帽沿行军礼，而不象安全局、党卫队和盖世太保那样平举着胳膊行党礼。
实际上这些人都是老牌职业间谍，由于长期从事这种工作，屁股上都磨出了茧子。他们当中头脑机灵些的，已经及时投靠保安局、盖世太保，或成为卡纳里斯的亲信，稳稳当当地在柏林使职。另一些人年轻时就当过秘密警察。第三类人（他们是多数）则是从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间谍和反间谍活动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他们每个人都是分工很细的本行专家。他们确信谍报局永远会受到德国执政者的器重，自认为是一个特殊阶层，在这个阶层中形成了一种相互信任、相互尊重的气氛。
因此，约翰·魏斯这个新人在他们中间出现，顿时引起了猜疑和不信任，这倒不是出于政治上的原因，而是由于牵涉到某些伦理问题的缘故。在这些人当中，除了必须遵循军官教养的规范，还要遵循一种职业道德规约，那就是对任何事情都不能直言不讳。
最卑鄙的伎俩，最凶残的目的，都用文雅的职业术语粉饰起来，用经院式的冷静态度加以探讨。乃至有些于过刑事警察的人，熟知惯犯和娼妓的行话切口，不敢在这里使用此类丰富语汇，而是力求作出科学的表述。
说来奇怪，这种温文而雅的气氛倒没有使魏斯感到难以完成任务，反而为他提供了方便。
他有丰富的知识，他了解德国的古典文学和哲学，读过自然科学家和古代史学家、法学家的著作以及希特勒上台前出版的各种书籍，这些足以显示他不同于那班俗不可耐的纳粹分子，显得他足智多谋，见多识广，不落后于时代潮流。
刚刚结识新同事，魏斯便让他们明白，他身上的“德意志保守主义”是长期生活在帝国境外的波罗的海地区所造成的。在那里，眷恋祖国的感情只能表现为缅怀德意志民族有史以来的一切创造成果。他的这种表白给人留下了极为真实的印象。
魏斯觉得还必须说明一下，还在他远离祖国时，新秩序的德国在他心目中已是非常崇高而富有浪漫色彩的了。他觉得自己对帝国负有义务，因此，无论现在分配他什么工作，他将全力以赴地去完成，同时也希望经验丰富和卓有建树的同人们不吝赐教帮助，本人愿以种种效劳作为报答。
魏斯的谦逊与随和很有利于消除别人对他的成见。他那助乐于助人的态度也博得了人们的好感。
此外，他荣膺奖章，并对别人提起过他认识盖世太保和安全局的某些要人，使大伙不敢怠慢他。显然，这个厚道的小伙子可不是一个到处求人帮忙和庇护的傻小子。他属于那种渴望在职务上取得成功而又不干无把握之事的人。
魏斯在建校初期表现出来的机敏能干受到了大家的称赞。他兢兢业业致力于文陵工作，研究了全部个人档案，独出心裁地编制了一套索引卡片，用不同颜色区别每个招收来的学员的可靠程度。这套卡片为上司提供了很大方便，使他们能对形形色色新学员的情况迅速理出一个头绪。
一旦对某学员的评价有了改变，颜色标志也很好办，只消把另一种颜色的小方块夹到某张卡片上就行了。
魏斯编制的卡片不算正式卡片，仅供内部工作中使用。正式卡片的规格要复杂得多。魏斯又请人给自己那套卡片补拍了一套学员照片。这笔钱无法报销，只好自己掏腰包。魏斯居然还搞到了第二套照片。可以说，这是凭着他的精明劲儿得来的一份酬劳，一件战利品。当然，魏斯觉得应该当着摄影师的面把多出的那套相片裹在旧报纸里销毁掉。这很好办。他在旧报纸里裹的不是学员照片，而是类似照相纸的一叠光滑硬纸。
这么一来，魏斯就不必再次扮演画师的角色，采取上一回的有效办法向总部提供鉴别材料了。
他决定把收藏照片的秘密点设在跟他关系最好的哈根中尉的房间里。他想了想，就用胶布把那包照片粘在盥洗池上方的大镜子背后。
这一切意味着，身为间谍破坏中心“瓦利司令部”译员兼教官的约翰·魏斯，在新的征途上又迈出了可喜的一步。
夜，深坑一般沉寂。窗外黑的象一滩冰凉发粘的烂泥。连警犬也训练得从不吠叫，它们不声不响地向人扑去。
衣架上挂着魏斯的制服和便服。
他躺在床上，瞧着自己的这几件德国服装，好象还穿在身上似的，心情无法平静下来。他最近睡得不好。但无论如何应当有充足的睡眠。
一支枪如果老是顶着火，扳机的弹簧会松劲，钢的弹力减弱了，子弹就要卡壳。
长期紧张，钢铁尚且疲乏，何况人呢？
“瓦利司令部”全体人员几乎都过着一种有条不素和讲究卫生的生活。军官大多是中年人，特别注意保重身体。他们节制饮食，睡前独自到操场上路阳路跄，见到谁只谈一些轻松的话题，这叫做漫步聊天。
只有上班时才谈公务。公余时间谈论公事是奇怪的，也是不礼貌的。这些人认为，他们所选择的行当就是供职，仅此而已。在这种人头脑里，也件只有小圈子的思想感情比别人浓厚些。多年的工作经验使他们习惯于对受训的特工采取学究式态度：纪律至上。他们的训练方法积数十年丰富经验，并且为受训特工在许多国家的活动所证实。有些人还以教育家自居，洋洋得意地谈起他们某个弟子的某次行动业已载入德国谍报史册。
军事情报局的一些老军官习惯于用西欧的材料来训练间谍，他们招收的对象往往身居要职，或在商界举足轻重，当然，这种地位有时是依靠间谍机关才得到的。现在这些老牌间谍认为委托他们从战俘中培养特务，不过是一桩大材小用、轻视他们专业技能的微不足道的差事。
他们翻阅这些未来要当间谍的战俘的档案，埋怨这些人中间没有谁在本国身居要职或担任高级军官。从他们的职业眼光来看，这些都是下等材料，没有什么价值。这些人不能在国内获得高官厚禄，显然皆是平庸之辈，不具备成为职业间谍的必要条件。这些人没有培养前途，不适于长期潜伏，不能凭借个人本领打入对间谍活动具有重要意义的那些苏联机关。
他们读到这些人在自传中列举的苏维埃政权给本人带来的种种灾难和损害，不禁耸耸肩膀，觉得一个聪明能干的人在任何条件下，即使他对现存制度抱敌视的态度，也能找到千百条出路而免遭沉沦。
有个绰号叫“一撮毛”的学员，过去的刑事犯，细数他违犯过哪些刑律，共判过多少年监禁以及每次被捕的经过。这个人被认为没有培养前途，因为他总是单枪匠马地干，即缺乏组织才能。欧洲所有出名的职业罪犯早就学会了分工合作，有极其严格的组织性和纪律性。
哈根开导魏斯：“请留心，约翰，俄国人大多不讲究实际，缺乏起码的生活知识。陀思妥耶夫斯基天才地指出过这个特点，布尔什维克却把它发展得过了头。我们在这里向他们传授一点职业知识。下一步再培养他们能在一定程度上适应工作需要。这些人应该摒弃一切道德观念。我的意思是，他们过去有许多框框，例如祖国、义务、荣誉等等，现在他们要从这些框框的束缚下解放出来。
“一个国家的人被雇来为另一个国家眼务，必须摆脱本民族的感情和狭隘的政治观念，才能忠诚无比地为自身的利益，为个人而效力。
“我们在欧洲各国招罗的优秀间谍，对自己的使命都能有上述认识。可是这些俄国佬却在那里悲悲切切，夜不能眠，坐立不安。倒不是他们害怕空投到敌后会陷入险境。不是害怕这个。他们是在寻找自我辩解的理由．什么理由呢？他们是万般无奈，好汉不吃眼前亏，作为战败者不得已而为胜利者效劳！
“您还会发现，他们中间只有少数人打听奖励方面的事。起初我觉得可疑，后来明白了，这些人总是念念不忘他们的过去，不能清醒现实地考虑自己的未来，也不清楚他们今天的处境比关在集中营里的同胞要优越得多。他们不理解，也无法理解一个正常人在类似情况下会自然产生的那些想法。他们既同意调出集中营，就是被我们救活了性命，也就是说，他们的生命是属于我们的。他们已丧失了生命的所有权，就象破产者丧失产权一样。我们把生命还给他们，把财产还给他们，只保留了一个权利，就是合理有效地使用他们的生命。”
“您尝试过向他们灌输这些道理吗？”魏斯问道。
哈根若有所思地说：“试过。同一个人作过这样的谈话。但我觉得，他听我讲话就象基督徒在听多神教徒讲话一样。”
“对不起，我不明白，”魏斯心下早已明白，只是想核实一下哈根的话。“他们大多数是不信神的。”
“我说‘基督徒’是打个比方，指一种狂热的信仰。”
“那个人是谁？”
“记不清了，”哈根支吾过去，又煞有介事地说：“这说明，就连我们这里也能碰到一些少见的不合适的分子。”
“恕我直言，”魏斯说，“他们当中也有对苏维埃制度深恶痛绝的佼佼者。”
“您是说从别琴、布来登福特、诺库伦预备学校来的那些人吗？”
魏斯点点头。
哈根又沉吟起来。
“白俄当中最有用的要算民族主义分子。他们的思想是最有效的爆破武器，有利于我们奴役他们的民族。英国人惯用分而治之法就证明了这个道理。其实，这些民族主义分子都是狂热的幻想家。”
“为什么是幻想家？”
“因为，“哈根以教训的口气说。“我们只是在占领区暂且利用一下民族主义分子。要用他们去分化敌人，削弱敌人的团结。等到将来对各民族国家实行日尔曼化和殖民化，民族主义分子就没有立足之地。即使把这些国家视为出口市场和原料产地，或者于脆任其充当仆从国，在这种情况下也容不得民族主义分子。
“这同样适用于保皇党，以
